精辟的常谈
精辟的常谈[1]
——读朱自清《论雅俗共赏》
朱先生这篇文章的好处，一是通，二是常。
朱先生以为“雅俗共赏”这句成语，“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这说出了“雅俗共赏”的实质，抓住了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关键。
朱先生首先找出“雅俗共赏”的社会原因，那就是从唐朝安史之乱之后，“门第迅速地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上来的士人“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是非常精辟的唯物主义的分析。
朱先生提出语录、笔记对“雅俗共赏”所起的作用。
朱先生对文体的由雅入俗作了简明的历史回顾，从韩愈、欧阳修、苏东坡到黄山谷，是一脉相承的。黄山谷提出“以俗为雅”，可以说是纲领性的理论。
从诗到词，从词到曲，到杂剧、诸宫调，到平话、章回小说，到皮黄戏，文学一步比一步更加俗化了。我们还可以举出“打枣竿”、“挂枝儿”之类的俗曲。这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人也奈何不得。
这样，“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
其后便有“通俗化”和“大众化”。
朱先生把好几百年的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绺出了一个头绪，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一通百通。朱先生把一部文学史真正读通了。
朱先生写过一本《经典常谈》。“常谈”是“老生常谈”的意思。这是朱先生客气，但也符合实际情况：深入浅出，把很大的问题，很深的道理，用不多的篇幅，浅近的话说出来。“常谈”，谈何容易！朱先生早年写抒情散文，笔致清秀，中年以后写谈人生、谈文学的散文，渐归简淡，朴素无华，显出阅历、学问都已成熟。用口语化的语言写学术文章，并世似无第二人。
《论雅俗共赏》是一篇标准的“学者散文”，一篇地地道道的Essay。
[1]本篇原载1993年4月16日《光明日报》“择菜随笔”专栏；初收《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