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魅力
现实主义的魅力[1]
在北京市作协举行的关于我的作品的讨论会上，我作了简短的发言，题目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为什么说“回到”呢？因为我在年轻时曾经有一度搞的不是现实主义。我读过一些西方现代派的作品，受过影响。
使我走向现实主义，是现实本身对我教育的结果。
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走出西南联大的校门。门外白杨树丛里躺着一个人。这是一个壮丁，被队伍遗弃了。他极端衰弱，就要死了。像奥登《战时在中国作》里所说的那样，就要“离开他的将军和身上的虱子”了。但是他还没有死，他的头转来转去。我的同学对我说：“你们搞写作的人，应该对这种事负责任。”我当时说不出什么，只是想起里尔克的一句诗：“他眼睛里有些东西，绝非天空。”你们看，我用来表达我当时的感受的，还是一位现代派诗人的诗！我的同学的话给我相当大的刺激，我感到作为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离开大学之后，我的生活是相当困苦的。困苦的生活迫使我面对现实。
1946年夏天，我从昆明到上海，路过香港，在一个华侨公寓里住了几天。我觉得我像一根掉在阴沟里的鸡毛，浑身沾满了泥水。
我曾在北京的历史博物馆当了半年职员，那时的历史博物馆在午门。“五凤楼”有几个陈列室，陈列着一些残破的、不值什么钱的文物。正中大殿上摆着清朝皇帝的宝座，还有几件袁世凯祭孔子的古怪的礼服。我住在当年锦衣卫值宿的房子里。一到晚上，所有的沉重的宫门都关了，显得异样的安静。我一个人站在午门前铺了石板的空旷的广场上，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冰凉的，只有我这儿一点是热的。我耐不住这样的孤寂，我要接触生活，我要和人生活在一起。1949年3月，我参加了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穿起了军装。我原想随军队打到广州。不想到武汉被留下来接管文教机关，我所接触的还是知识分子，想多看看生活的愿望未能实现。
我后来调到北京市文联工作。1951年，曾到江西进贤参加土改。进贤的土改没有多少轰轰烈烈的场面，但是我听了不少农民诉苦。有一个妇女诉苦，她控诉的不是地主，却是兔子。她辛辛苦苦在山上种了一点豆子，几次都被兔子刨出来吃掉了。她哭了，哭得很伤心。她只好砍了松柴到市上去卖。下大雨，雨水积满了她的竹扁担的空膛，花花地往下流。我想：这就是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
土改回来后，我当了多年的编辑，还是不能接触生活。
1958年我被划成了右派，下放到张家口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前后三年。我这次真是“下放”了，放逐到了中国的底层。我跟一些农业工人——也就是拿工资的农民一同劳动。一点都不含糊地劳动。我当时能扛一百七十斤重的麻袋。晚上，我和这些农业工人睡在一铺大炕上，枕头挨着枕头。我和工人们的感情很好。前年我到原来劳动过的单位去看了看，不少老人还认得我。一个小木匠说他结婚时用的碗筷和锁门的锁还是我给他买的，我已经一点不记得了。这三年，我比较贴近地了解了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离开这里以后，我写了几篇关于这个地区的农民的小说。我的感受是真实的。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的思想解放，创作空前繁荣。我想起一个问题：既然历史题材都可以写，为什么解放前的、旧社会的生活不能写呢？我半生生活在旧社会，童年时代是在苏北的一个小城里度过的。童年时代的记忆最清晰，那些我和他们朝夕相处的人物随时可以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于是拿起笔来写了一系列反映旧社会生活的小说。当然我现在看旧社会的生活和小时候不一样了。我写的是旧社会，但是我的作品却是一个八十年代中国人的全部感情的总和。
我企图写出人的诗意，人的美。这就是我所说的现实主义。
我的作品里现在也还能找出现代派的影响。我并不排斥现代派，但是我愿意说我的作品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我认为现实主义是有魅力的。现实主义并没有衰老。
谢谢大家。
[1]本篇据手稿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