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蒋毛会见计划的流产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前后，国民党内在对共产党问题上主要有三派意见。一派以白崇禧为代表，力主乘中日形成僵持局面，马上开始实施军事“剿共”计划，不怕与共产党关系破裂。一派以贺衷寒、张治中为代表，反对采取军事办法，主张通过谈判化解双方的感情对立，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对这两方面的观点，蒋都不以为然。蒋介石比较倾向的，是以胡秋原为代表的另一派观点。他们相信和平解决共党问题已无可能，但“目前非武力解决共党之时”。其理由是：“（一）敌人大军尚压国境，一旦武力冲突，将与日寇以可乘之机。（二）本党军力虽优于共党，但尚不能一举而击溃之，一旦旷日持久，可生他变。（三）共党问题为一政治问题，不能全恃军事解决。过去总裁在剿共时期曾有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之名言，今日本党政治虽有进步，但现有之政治，如无军事之掩护，尚不足以应付共党。（四）共党以其宣传策略在社会上、在民间仍博得一部之信望。（五）海内外民众惟恐内争，一旦武力对共，必引起人民之恐慌。（六）苏俄与共虽非一体，但苏俄愿见共党势力强大，则不成问题。我国今日虽不倚赖苏俄，但苏俄友谊仍为必要。一旦武力对共，苏俄有停止对我供给，及与敌人妥协可能。（七）英美虽不愿中国共党势大，但亦不望中国此时内战，一旦武力对共之事发生，足影响国际对我之观感。”因此，他们的观点是：“制裁共党最良时期为对日大反攻之时”。此前可以“争取时间，充分准备”，并“于接近共党之区，建立碉堡，防止共党之扩张，且为他日缩小包围圈与推进据点，逼共军与日军冲突，或可收一石二鸟之功”。到对日反攻时，“以排山倒海之力追击日寇，乘时将共军加以扫荡，最为适当”。[1]

胡秋原等人这时显然不了解，蒋介石其实已经开始在陕甘宁边区附近尝试用“建立碉堡”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党的扩展，并做以后必要时推进之据点了。不仅如此，蒋实际上还展开了对中共各个根据地，特别是对陕甘宁边区的全面封锁，力图隔断中共与外界的一切联络。只是，建立碉堡也好，全面封锁也好，只能达到部分效果。因为国民党军除了能对陕甘宁边区采取筑碉和封锁的政策外，对共产党在敌后的各个根据地可以说根本就无能为力。皖南事变发生，共产党彻底摆脱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政令、军令束缚，独立自主，自行其是，甚至敢于公开挑战几年来已经得到全国公认的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蒋介石硬不得，软不得；剿不得，抚不得，自然倍感头疼。

让蒋深感庆幸的是，在皖南事变后不到一年的里时间，世界上竟接连发生了两件对中国国内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一是6月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西部防线土崩瓦解，莫斯科无暇东顾，被迫停止对华军援，全力抗德。二是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出于牵制日本的目的，美国开始成为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不仅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从此地位无虞，而且中国很快摆脱了苏联的影响，转而成为美国在亚洲最主要的援助对象和同盟者，这让一直对继续暗中支持中共的苏联充满反感的蒋介石倍感释然。在蒋看来，苏德战争使苏联自顾不暇，也意味着共产党失去了国际支持，短期内不再可能危害国民党了。

让蒋介石印证了自己判断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21天后在苏联治病的原第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他过去的学生林彪突然回国，并且一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就专门经过新疆督办盛世才向蒋介石报到。蒋马上就意识到这里面一定有苏联人的意图在里面，因为苏联很可能是急于要缓和国共紧张关系，推动中国抗战，以确保日本不会乘机配合德军从东线发起进攻。蒋自然认为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因而他对林彪回国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当即通令西安、兰州党政军在严密监视下一律不得留难，并应极力加以影响。

1942年1月5日，林彪飞抵兰州，即受到国民党当地军政负责人朱绍良等热情款待。16日，林彪抵达西安，更是备受重视。不仅国民党党政军各方分别宴请和谈话，而且蒋介石的嫡系将领胡宗南还专程由前方赶回西安，与林彪晤谈。果然，林彪一回国就大谈国共合作，乃至共同建国的必要性。在1月31日的谈话中，林彪断言：“只要求得抗战胜利，不再内战，而采取各国新机器与技师，建立非帝非社之三民主义国家，则不出数十年，不但能由半殖民地而一跃为独立国，且可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国。”他说，两党间之分歧，主要为两点，即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和如何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军令、政令之统一，共产党并非怀疑三民主义，并愿意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统一军令、政令。对此，胡宗南频频示以同情，称之为“新言论”，甚至当场表示愿意重新调整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可以考虑为八路军补充作战武器，让其干部到战区医院治疗，进而还专门派军医处长到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为共产党的干部看病，并亲自押车为林彪送来大批军事书籍，以示其诚意。[2]

莫斯科这时的态度显然多少影响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政策。[3]林彪回国后，国共关系明显地进入较为缓和的时期，双方固然仍未恢复前此各种联系，但不仅军事磨擦明显减少，就是中共过去政治上的进攻，也完全停止下来了。即使是发现6月间国民党曾召集军事会议讨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布防和行动问题，一直强烈主张进攻的毛泽东，也主张力谋缓和。[4]据此，7月初，中共中央开始公开发表纪念抗战五周年的“七七”宣言，宣布说：“我们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5]

毛泽东决定采取缓和政策，除了莫斯科方面的原因外，也还因为这个时候中共的秘密工作出现了严重的破绽。自1941年底开始，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成功破译延安与中共驻重庆代表团之间往来的密电。戴笠几乎逐日向蒋介石提供延安与重庆之间来往电报的内容。很显然，这一情况直到1942年1月下旬才被苏联情报人员发现，并通知了莫斯科和中共中央，但已经泄露了大量机密，并使中共在国民党区域内的一些重要组织机构被连续破获。[6]这种情况显然让中共中央和其重庆代表团深感紧张和被动。

另一件让中共中央倍感不安的事情，则是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的自首叛变。袁乘蒋鼎文1942年1月12日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之际，于2月3日偕其妻前往自首，当即供出前司令长官卫立煌与中共八路军领导人秘密往来的情况。袁并同时供出了其在洛阳所知道的中共秘密党员的姓名、住址等。袁还供称：中共中央目前的策略原则是：“打击顽固力量，争取中间力量，组织进步力量”；自卫方针是“一打一拉，一拉一打，连拉带打”；军事方针是“不准放弃现有阵地一步”，在华北着重“清除异己力量”，在华中着重“巩固阵地”，“共党五十万扩军计划，因军事装备已超过供给力之饱和点，故其武装数量上不得不遭此限制”，现在晋冀豫兵力五六万，冀察晋兵力约五万，山东十万，热察约两万人，察绥约万余，陕甘宁连同地方武装约七万，华中约六万。在大后方和国民党军队内部均采取“隐蔽埋伏”的办法。[7]袁并声称：他于1939年冬之后即两度向卫立煌表示想要脱离中共投效卫，均被卫婉拒，并似将消息转告给了中共方面，致袁被投毒和跟踪。[8]

更严重的打击是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破获。还在1941年7月，国民党已破获中共江西省委，被捕人员自首后经过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训练，继续以原来身份与其上级机关南方工委保持工作关系。1942年2月23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上报行动方案称：除准备利用已自首之中共赣省委人员破获中共南方局外，并准备利用省委中有湘、鄂、粤、闽诸省线索者，“打击其高级组织”；利用省委中有出身闽西者，解决闽西中共武装；以省委中过去部属已为新四军长官者，“瓦解伪新四军实力”；利用此次捕获的经验丰富，并熟悉各省情形的中共武装战斗员三十余员，“经训练后，多数编为行动队，即将开去赣闽边境，对付曾镜冰部，如酌量予以配备，亦能潜去皖省，进攻伪新四军”。[9]随后，不知底细的中共南方工委派组织部长郭潜到曲江交通站，与江西省委和粤北省委接洽工作，于5月26日被捕，郭在要求生活与生命安全和秘密自首等要求被答允后，即于当晚叛变。郭并带领特务人员于29日抓捕了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和省委组织部长饶富君及交通、译电员等十五人。紧接着，江西广东两省的特务人员在郭潜的引导下，赶赴广东乐昌，于30日密捕了这时化名周织的中共南方局负责人之一廖承志。几天后，南方工委宣传部长涂振农、副书记张文彬等二十五人，与县委一级四十余人亦告被捕。7月9日，郭潜还带领国民党特务人员前往桂林，逮捕了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曼等三十余人。[10]这一连串打击，使中共在大后方主要的省一级秘密机关几遭毁灭。中共中央被迫正式决定放弃在大后方发展武装斗争的方针，解散省一级党的机构，并且取消南方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明确电示：“鉴于浙江、江西、广东三个省委破坏的教训，秘密党内必须取消省委特委的组织，只保留县委，如某些县委也不能保留者，则只保留支部。”[11]

当然，无论是莫斯科的态度，还是中共秘密工作连遭破坏，都并不是中共中央这时决心采取缓和国共两党关系的主要原因。促使中共中央相信有必要采取此种步骤的，根本上还是国际大势。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向被视为国际反动势力的美、英与苏联结成了反法西斯联盟，预示着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也必定会是一种妥协的局面。因此，毛泽东相信，只要苏、美、英三大国结为一气，国共关系就不可能继续紧张下去。特别是美国参战，战争很可能会很快结束，现在就必须要考虑到战后不得不继续与国民党合作的情况。这也就是说，必须估计到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都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12]不难看出，苏联和英美之间关系的改变，最直接地推动了中共中央策略的转变。中共方面此时已不能不开始考虑战后实行国民党前此提出的《中央提示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问题了。这样一来，一度成为国共间严重障碍的国民党的划界方案，又渐渐成为可供讨论的基础。

1942年7月5日晚，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董必武遵照中共中央电示，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谈话约两小时，表示希望政治解决国共纠纷之意，并强调仍将坚持1937年9月22日宣言拥护蒋委员长，服从三民主义的承诺。[13]11日，国民党高层讨论后，再派张治中与周恩来及董必武晤谈。周、董主要表示了以下几点意向：（一）抗战胜利中共有坚定信心；（二）在取得胜利前必遭空前困难；（三）克服困难办法主要是国共合作，障碍两党团结的军事政治问题总可谈得解决办法。这是因为，（1）中共军队在委员长领导下抗日，其历史不同，有其自身特点，想把它一下子变成另一种特殊势力，绝难做到，在真正民主共和制下，共产党并无永远保持特殊军队之意；（2）政权问题，共产党人虽有局部的和临时的政权，但为抗日需要，共产党人至今尚无与中央政权对立的全国性政权系统，这与内战时期另有中央政权是不同的；（四）请联络参谋速归延安；（五）请中央指派人员和共产党代表经常接洽；（六）请中央了解中共中央“七七”宣言所表明的政治态度。同时，周恩来、董必武都先后提出请国民党释放叶挺及廖承志的问题，并要求见蒋。对于请国民党派回联络参谋事，王世杰、张治中都满口答应，至于中共中央要求见蒋事也同意转达，只是他们一再强调军政统一问题，称此为解决两党关系之症结。故而王世杰与张治中一面要周恩来、董必武考虑具体办法，一面则明确提出进一步商谈是否仍应以何、白皓电即《中央提示案》为基础的问题，要求周恩来等郑重考虑。而在商得结果之前，他们一致认为不好转达释放叶挺等事。[14]

7月21日，蒋介石亲自接见周恩来。蒋对派回联络参谋事及指定代表与共产党谈判事也都一口答应，并当即指定张治中、刘为章与共产党人谈判，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联络，原来的联络参谋继续去延安工作。蒋介石的态度表明，他也在期待着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共产党的态度能够有一个较大的转变，从而能够通过政治的方法，而不必通过军事的方法，使共产党真正回到国民党的体制当中来。特别是新疆盛世才这时突然开始改变过去依赖苏联的态度，转而归顺重庆中央政府，且西北回民骚动亦得以顺利解决，蒋介石自然更加渴望将共产党问题也一并加以解决。为此，蒋介石于8月14日再度约见周恩来，告诉他说：“目前战争正殷，敌人不会自撤，中国须自身弄好，则敌人不足惧，国内问题应好好解决。”为此，他明确提出，准备一周后去西安约毛泽东同志一晤，要周电告延安方面答复意见。[15]

蒋介石主动约毛泽东商谈国共关系，显示他对解决两党关系问题这时相当重视。而毛泽东这时看上去也有同样的热情。毛泽东提出：由于“目前英美不愿中国内战，美国表示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丘吉尔七七致蒋贺电中有抗战五年由于坚持统一战线的话”，国民党态度正在好转。“国民党内部过去有一部分人倾向武力解决，但始终未下决心，现因国内外情势变化及我们坚持合作政策，他们已有改取政治解决的表示。”据此，中共现在也可以向国民党表示：“在战后或反攻阶段具备了北上条件时，我黄河以南部队可以开赴黄河以北。”因此，毛泽东对蒋介石的约谈十分重视，当即复电周恩来：“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当周恩来去电兰州，向正在兰州视察的蒋介石报告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再度又电周，称：“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惟既已电兰请示，已不好变更，或俟蒋复电后再说。”可见，毛泽东是很想利用这一机会去见蒋介石的。

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先派林彪去西安见蒋，看情况再定毛泽东是否见蒋。周恩来这时尤其不摸蒋的底细，一再劝毛不必表示见蒋愿望。然而毛泽东却鉴于英美苏日益接近，世界大势已为之一变，影响到中国政治前途，国共两党势必要做长期合作的打算，因而确信自己有见蒋的必要。周恩来不得不于9月5日再电毛泽东，强调“见蒋时机尚未成熟”，并详述其理由称：（一）蒋介石这时虽趋于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民主合作；（二）蒋介石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三）蒋介石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不可不防；（四）国民党对于国际局势的看法与中国共产党相反，他们多认为英美苏此时正需要中国拖住日本，这正好便利于他们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五）对于中共中央主张缓和两党关系的“七七”宣言，蒋介石实际上以为是由于苏联让步，而中共不得不屈服；（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出来见蒋，蒋正可利用此一机会打击地方势力和民主势力，而陷我于孤立。他特别以自己屡次要求回延，蒋置之不理一事提醒毛说：一旦蒋介石“藉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不能不防）”，“于我损失太大”。[16]然而，毛泽东仍旧坚持认为：“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17]当然，依照政治局的决定，毛泽东同意暂不见蒋，但他坚持：（一）林彪见蒋时，关于我见蒋问题应说我极愿见他，目下身体不大好，俟身体稍好即可出来会见，惟可不确定时间；（二）何应钦、朱家骅及CC系都将在国共谈判时起破坏作用，地方势力及某些小党派亦不愿国共好转，故应告蒋对上两部分人须极力警戒，不听他们挑拨的话。他相信：国内关系总是随着国际关系为转移，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到今天，国共间都没有大的冲突，特别是英美苏订立具体的同盟条约和滇缅路断后，蒋已下亲苏、和共决心，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总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解决具体问题。故在此接近国共解决悬案相当恢复和好时机，对于国民党压迫各事，应极力忍耐，不提抗议，避免一切枝节问题，以求悬案之解决与和好之恢复。[18]

9月初，共产党方面得到国民党正式通知，林彪可于日内赴西安见蒋。由于山洪冲坏公路，林彪于14日才得以在国民党联络参谋周励武陪同下乘车出发，17日才到达西安。而蒋已不及等待，于日前离开西安返回重庆了，但留话要林彪转往重庆面谈。据此，毛泽东指示林彪在西安与国民党各方接谈后即应转赴重庆。林彪此后因蒋介石过于忙碌没有时间见林，而不得不在西安停留近一个月，先后与李宗仁、胡宗南、范汉杰、谷正鼎等洽谈，并与蒋介石指定的与共产党接谈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见了面。张治中特别对1940年划界谈判中国民党方面的意图进行了解释，他声称：何、白皓电他是起草人之一，当时国民党方面并无驱逐共产党军队于华北绝境之意，且当时华北敌情也并不严重。至于边区磨擦，张治中断言蒋介石向来没有以武力压迫陕北之意，或许有个别人有此主张也难说，但不是蒋。张表示欢迎中共中央“七七”宣言中表现的合作诚意，强调国共关系应当在根本问题上求得接近，否则枝节问题仍是谈不通的。对于林谈到的战后共产党军队愿意北移一事，张当场表示：战后中共军队另划地区是适合时代潮流的，但也绝不可形成国中有国的现象。[19]

10月7日，林彪到达重庆，进而于13日在周恩来陪同下面见蒋介石。双方寒暄后，林彪首先告诉蒋介石，说毛泽东本拟亲自来见蒋，只因当时有病未能前来，待身体康复后仍愿来与蒋一晤。蒋介石问林彪：“汝此次来渝，毛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余否？”林彪称：“我未动身以前，延安方面接得校长电报，毛先生即提出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并约我数度谈话，其所指示者，大抵系根本问题——如中共对于抗战建国之观察，与国内统一团结问题，以及对于委座之期望等。”接着，林彪围绕如何抗战建国与团结统一，以及两党争论问题谈约一小时。林彪特别转告毛泽东的意见，希望国共两党今后“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称“此三句口号已成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见之于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为政治上全党所一致遵从之行动，谁也不能动摇。因此，就中共言，不仅现在决不采取违反此种思想之畸形政策，即到将来亦必如此；不仅现在要拥护委座，即到将来亦必拥护”。林彪最后批评国民党“一部分人总是希望挑起内战”，强调“中国社会之特点，决不容国内再发生战争，否则，必为全国社会之所反对”。蒋介石对于林彪的谈话，初则频频点头，而至听到林彪批评国民党有人主张内战时，则一再看手表，明显地不愿再听了。谈话遂就此而止。[20]

林彪此行明显地起到了缓和两党关系的作用。到重庆后，他先后会见了几乎所有国民党在重庆的军政要员，如何应钦、白崇禧、孔祥熙、孙科、冯玉祥、陈诚、张治中、刘为章、康泽、贺衷寒等，及众多黄埔生。据林彪的看法，多数人“对国共关系态度，较党棍公平得多”。毛泽东对这种情况显然相当满意，因而仍对亲去与蒋谈判深感兴趣，要求林彪“到第二次见蒋请提出征询他关于会面的时间地点等”[21]。但周恩来仍旧坚持表示不同意见。周指出：“蒋及国民党负责诸人（连何应钦、康泽在内）均倾向于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以代替全面军事破裂，可是，第一，他们并不急于解决，因为他们认为时间愈长愈好”，时间愈长则我们困难愈多；“第二，他们所认识的政治解决，乃是我们听命（服从调遣、统一编制、奉行法令等）于他们的领导下，决非民主的合作和平等的协商；第三，他们政治解决的中心，仍以军事为主，而以能否服从调遣、变更防地为前提，将一切其他问题归之于不听调遣，便无法改善关系；第四他们决不先提要求……要看我们能做什么让步”。周恩来估计，与蒋介石进一步谈判只能出现以下结果：（一）如不解决具体问题，则目前可在表面上缓和，而实际上绝不放松压迫；（二）如愿解决问题，必须我先让步（必须是军事上而且是防地上让步），我将没有具体收获；（三）如我们只作口头上让步（如表示愿听调遣，但实际困难一时尚难移动），他们亦照样口惠而实不至；（四）如我们能做某些让步（如广东东江游击队改编，湖北撤退等），他们亦可实行某些让步，但不会实现我们全部要求；（五）如林向蒋始终不提全部要求，口头上表示愿听调遣，申明困难，请求接济，蒋高兴时或可答应给点药品之类；（六）如林向蒋提全部要求，而不提愿听从调遣事，蒋必默默不语，且使关系弄僵，不利于目前形势之缓和。鉴于此，周恩来提议：目前应重在缓和两党关系，重开谈判之门，而不应急于解决问题。在步骤上应先谋缓和，只谈大的原则，不及具体，于见蒋时亦可表示愿听调遣，但说明困难，请求停打并准予接济；于见张（治中）时除要求停打外，说明愿听调遣但有困难，某些防地或可移动，惟必须首先解决许多困难。[22]考虑到蒋与林彪谈话中没有再提约毛谈的话，周恩来的意见亦不无道理，毛泽东于10月28日复电周恩来称：“同意所提方针，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林在二次见蒋后即回延。”[23]至此，毛泽东最终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同意了周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估计，决定暂时不去见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