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西安到重庆的激变
1943年11月12日，蒋介石于宪政实施筹备会开幕时找董必武谈话，邀请周恩来来重庆，以便商讨解决两党关系的具体办法，并且说：“请他出来什么都好谈些。”[66]这个时候，周恩来刚刚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毛泽东对马上派周回渝不以为然。他复电董必武称：“周三年在渝无事可做，在国民党未真想合理解决问题以前不拟出来，各事可由董谈判，如至真能合理解决问题时，周可以出来。”[67]
其实，蒋介石找董必武说些和解的话，更多的不过是为去开罗与美英首脑会谈前，对中共做一些和解的姿态而已。几天后，蒋介石一行飞往开罗。11月27日，离开开罗，返回重庆。蒋介石此行得以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W. S. Churchill）一起，联名发表《开罗宣言》。宣言公开宣告，战后日本自甲午战争起侵占的台湾、澎湖列岛以及东北四省等，均应归还中国。毛泽东最初对蒋此行并不看好，但事实上，蒋此行颇为成功，中国已跻身于美英两大列强之中，不仅给积贫积弱的中国赢得了荣誉，而且也预示着蒋及其政府已经得到美、英等大国的强有力支持。再加上12月22日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从莫斯科发来电报，再度强调改善国共关系的必要，因此，毛泽东自然不能不考虑再做实质性的努力，以缓和与国民党的关系。
1944年1月，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正式向毛泽东提出，希望派林伯渠、朱德及周恩来赴渝，谈判边区和军事问题，并再度提出实行何、白皓电。毛泽东答称：林、周或可先后赴渝，并可以何、白皓电为基础。中共中央随即决定先派林伯渠于3月12日之后前往重庆，“晋谒委座”，并于2月17日正式通知郭仲容。显而易见，在国民党主动采取了实际的缓和步骤之后，共产党也开始同意与国民党在某种程度上重开谈判。毛泽东认为：“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除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根据地采取谨慎步骤，力避由我启衅外，拟先派林伯渠于春夏之交赴渝一行，恩来则准备于下半年赴渝。”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大势”，指的就是年内国际局势的可能发展趋势。在毛泽东看来，战争有可能很快结束，战后苏、美、英合作的情况一时不会改变，结果必然会促使中国走向和平与统一，对此必须有所准备，并影响各方，以争取有利前途。因此，中共中央在公开表示“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的同时，又开始着手与国民党再开谈判了。[68]
对于林伯渠的到来和即将开始的谈判，国民党方面之重视几乎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军统局率先提出报告，断言：“延安拟先派林祖涵来渝试探中央态度，如情势和缓，则同中央谈判，凡中央所不能接受之条件，均全部提出，意在拖延时间，若无结果，即藉中央有意为难，使数十万红军无法参战并鼓动盟邦人士代为宣传。”[69]3月2日，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第五十八次会议讨论修改《林伯渠来渝后我方应付对策》及《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方案》，提交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社会部部长陈立夫、侍从室二室主任陈布雷、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等审查。[70]由国民党中央秘书处草拟的《应付对策》，除强调“林氏此来不必希冀有何良好结果”外，中心在于要求中统、军统两局密切监视林在西安和重庆的种种活动，要求中宣部、新闻检查局加强对舆论的控制与“不露痕迹”之反宣传，并要求各方推举出与林过去有私谊的党内人士，通过密切接触，“于无形中以大义相劝其来归”。该“对策”经联席会报秘书处修改后，突出强调“奸伪一切决策，操之在毛泽东”；“奸伪在现状下一切动荡不宁，故藉机国共间关系之缓和”，惟“奸伪野心在逐步夺取政权，欲放弃既拥之武装及侵占割据之地盘，真正服从军令、政令，势不可能”。除继续主张监视和策反之外，还特别强调要派精通外语及有政治修养的干部，随林出入，控制其与外人接近。[71]《政治解决方案》规定中共须将“军权政权交回中（央）之接管”，同时“应以衷诚之态度向国内外宣告服从中央，并保证永无岐贰”。修改后的文件则增加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后，可以确定绥德等18县范围，十八集团军可扩编为两军六师及一独立旅，但不准另设支队及其他名目部队的内容。[72]
对于国民党中央的上述意见，蒋介石在3月10日批示，共党此次派员来渝交涉，目的不外“要求取得正式名义，承认其合法地位，企图以后之出路与发展”。“如交涉不成，彼乃藉口政府无诚意收容，以表示其直在彼而曲在我也”。故此次“交涉方针”应把握：“（一）政治放宽，军事从严；（二）政治可划定区域，军事不能指定专区；（三）其正规军数量必须加以限制，但可酌增之人数最多不得超过一倍，而以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以及经理、参谋通讯人员必须由中央派遣为最低条件；（四）游击队数量可以放宽，但必须依照编制与成案，不得任意扩充以示相当限制。”[73]据此，蒋于3月15日专门在联席会议上就林伯渠来渝等问题加以“训示”。要求“对林祖涵来渝后谈话次序与日程，皆应事先排定，妥为准备应付。至谈话要点，我方应首先提出之最重要者为军政、军令之统一，中共方面必须遵守。彼如承认此点，则我方更应具体举出中共过去与目前种种破坏军政、军令统一之行动事实，指明其错误之所在，要求其以后切实改正，以试探其态度究竟如何。我方与之谈话，应始终坚持此项原则，而各负责人每次与林祖涵谈话情形与谈话内容，可逐日予以公开发表”。与此相配合，蒋尤其强调对国际之宣传，要求国际宣传处注意三点：“（一）说明中共之国际性，使欧美人士明了其阴险可怕，实不同于欧美各国之共产党；（二）指出中共系百分之百的实行共产主义，其所谓奉行三民主义者，纯系挂羊头卖狗肉之伪装；（三）切实说明中共军队完全为乌合之众，实不堪一击，其到处招兵买马，添购枪炮，无非欲借数量之扩充，以补质量之低劣，以造成外籍记者知其如何可恶，而无足重视之心理。”[74]
1944年的这个时候，由于开罗会议的成功，国民党人对自己的前途十分看好，因此对中共则不免态度又转趋强硬。唯一使蒋介石等人不能不有所顾虑，甚至不满的，就是他注意到美国的舆论对国民党有颇多批评，而对共产党则颇多同情。这种情况不仅影响到史迪威有借重中共军队之意，甚至连美国总统罗斯福也相信，在中国要打败日本人，必须要取得敌后八路军、新四军的配合，因而不顾蒋的反对，明确提出要派遣美国军事人员去延安视察，并与华北敌后抗日武装建立联系。[75]在重庆的外籍记者，因此也四处游说，群起效尤，要求国民政府停止新闻封锁政策，允许他们去陕北及华北敌后实地采访。蒋对此极为头痛，深恐此种采访进一步张大中共力量，反过来会使美国官方更加重视共产党。因此，他在不得不同意允许少数外籍记者赴陕北之后，还不得不周密布置，规定要慎选精练干达、确有把握、确能胜任者充任陪同，不露痕迹地加以引导和暗示，同时还要求途经地区军政长官，召集并组织共产党方面的叛逃者，和国民党组织之下的各地教授、学者、知识分子与民众青年，“令其事先预备材料，提出事实，详述其耳闻目击奸党在沦陷区各省县袭击友军、破坏抗战、违反政令、法纪、残杀军政教育人员及各地无辜民众等罪行”。[76]
蒋介石一向颇为自负，且极端仇视中共，这使他内心里虽忧惧中共的发展壮大，公开却极力否认。他对国际舆论同情、重视中共总是感到不可思议，相信纯为中共宣传伎俩作祟。他对幕僚们起草的针对共产党的文件，总是极端不满，指责其“大半为共党所张目”。即使对共产党问题头痛已极，反复研究、思索，也还是不断地给自己打气，要与共产党斗争到底。他断言：“共党之组织与要素：（一）暴力（即压迫）残杀；（二）特务（即控制监视）束缚。共党之训练宗旨：（一）消灭民族性，发展世界性（毁灭本国历史与伦理）；（二）消灭人性，发展兽性（强分阶级，使之怨恨斗争）。共党之宣传技俩：（一）欺骗国际，伪装民主；（二）挑拨社会，诬蔑政府为专制，为贪污。共党之最后目的：（一）准备中央反攻时在要求反攻武器与保障民主政权之口号下，采取渐进之政治攻势，以突变为全面之叛变；（二）欧洲对德战争结束以后，俄国利用日寇之困斗以疲敝我中美之国力，使东方局势之混乱，中共乃乘机为全面之叛变，以共党认为混（乱）即是其革命之资本也。”既然如此，蒋理所当然地得出结论：不必担心共产党目前在敌后的扩张。因为无论其占据怎样多的敌后根据地，也必“不能持久，只要我军队到达其地，民众必欢迎我之解救也。即其对党员与干部之控制严密，如果我军与之接近，彼等遇有机缘，来归者亦必多”。[77]
对共产党问题严重焦虑的结果，甚至使蒋介石对夜梦之事也会浮想联翩，信之不疑。3月15日，他在对联席会议训话后，当夜做了一梦。次日在日记中满怀惊喜地记述：“昨夜梦独驾轻舟，操纵自如，安登彼岸，登陆之前，在舟中见有毛虫一尾，其形短而粗。余恶之，以足践踏之，陷于他物之中，状似已毙，即使不毙，当亦已负重伤不能复起作祟矣。此或上帝佑我中华，示我以共毛必灭之预兆乎！”多半受到此一梦境的影响，蒋一面研究如何应付林伯渠来渝的问题，一面却又马上开始考虑提前进行“剿匪”的可能性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关于剿匪行动，必须郑重出之，第一次须待平汉路夏季会战，敌寇被我击退以后开始清剿。此为第一时机。其次为宜昌克复驱除武汉敌寇以后，此为第二时机。若在滇缅路打通或美军在我沿海登陆，中美运输直接联系以后，则为最妥当、最良好之时机也。”[78]
共产党人这时对于两党谈判，虽然不抱多少幻想，但中共中央仍旧内定了具体的条件。3月12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公开发表《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长篇谈话，提出应当“从民主途径解决国共关系”。他明确提出，实行民治，反对党治，强调国民党必须首先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开放党禁，实施地方自治。要求禁止非法搜查、非法逮捕、秘密刑讯、秘密处死，以及强迫集训和严格限制人民的各种自由，反对把各党各派看做“奸党”、“异党”，禁止其活动，并时时企图消灭他们。同时，他也提出了关于国共关系政治解决的原则和条件。这就是：解决办法“应该是双方的与公平合理的”，共产党坚守1937年的四项诺言，国民党则应当（一）承认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二）承认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其地方政府；（三）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武装为其所管辖所接济的部队；（四）恢复新四军的番号；（五）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79]而中共中央这时给林伯渠的具体谈判条件，则主要为承认陕甘宁边区现状；编八路军、新四军为六军十八师，至少四军十二师，照中央军编制和待遇，战后移防黄河以北，以及发饷、发弹发药等。[80]
4月6日，胡宗南报告林伯渠将于12日动身，取道西安去重庆。眼看林伯渠将到，蒋介石于16日亲自改定了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拟定的《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草案》，并交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参照办理。“办法”坚持：“国家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包括军令、纪律、人事、编制和军需以及军队教育等，都应照中央法规和训令实施。另同意十八集团军可编为二军六师。陕甘宁边区应改为陕北行政区，行政机构改称陕北行政公署。所辖区域包含绥德、米脂、吴堡、葭县、清涧、延长、延川、延安、保安、安定、安塞、甘泉、鄜县及定边、靖边之各一部（定边县城不在内），甘省之合水、环县及庆阳之一部（县城不在内），以上共十八县。如中共对此均能确实遵办，政府可准予中国共产党之合法地位。[81]比较双方之条件，可知并不存在迅速达成妥协的可能。
5月2日，林伯渠及王若飞等到达西安。而为便于左右在重庆的谈判，避免中共借势在陪都进行宣传起见，国民党方面代表张治中与王世杰等，也应蒋要求于同日飞抵西安，以期事先了解共产党方面此次谈判的具体意图，控制谈判进程。
5月4日，双方在西安正式接触，张治中首先表示，他们是代表国民党中央及蒋先生来欢迎的，因为郭参谋电报中说林伯渠先生有病，须乘飞机赴渝，而飞机每月只有2日和16日两次，故蒋介石派他们先来西安，商量一个具体解决问题的轮廓。但当林伯渠说明中共中央的意见去年周恩来、林彪等已谈过多次，不得要领，要求国民党方面首先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时，他们却又一再表示他们不能提办法，现在亦不能向蒋介石请示，坚持要林伯渠提新方案或电询毛泽东。林坚持仍照周、林案，此次接触即告结束。[82]
6日，双方再谈。张治中不得不出示其去年所记的林彪所提四项条件，要求林伯渠表示意见。林伯渠则提出，周恩来《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谈话可作为中共中央的意见。张、王当即反对，称：周恩来所提五条太抽象，特别是谈话中的“恢复新四军番号”及“共产党抗击百分之五十八的敌人”之类说法太刺激，不能用作讨论基础，甚至林彪提案今天也不应再做讨论基础。他们主张先就军事问题交换意见。结果张提三军八师，林提六军十八师，双方争论不下而终。7、8两日双方再谈，张治中最终提议以林彪提案四军十二师为限，林伯渠同意以此作为最低条件向中共中央请示。而对于军队作战区域、人事、经济、边区及党的问题等，亦原则上交换了意见，张、王事实上倾向照林彪提案解决。[83]
9日，随张、王同来西安的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将国民党代表整理的关于四次商谈的初步意见以书面形式送交林伯渠，请其签字认可，声称好上报蒋介石。由于该文件不能完全反映林伯渠的意见，也不能作为双方认可的初步意见，故林伯渠于当日在此书面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修改，说明“尚有若干点彼须再请示延安”后，于11日签字后亲自送予张、王二人。据王世杰记述，林“意愿将该记录中所列条款视为予及文伯（张治中——引者）同意之条款，予谓此一记录系以彼所提出或同意之点为范围，予等之意见须俟返渝后始能提出。彼亦无异议，遂认此一记录系专记彼所表示的意见之文件”。经林伯渠修改后的记录内容大致如下：
（甲）关于军事者：（一）第十八集团军暨原属“新四军”之部队服从军事委员会之命令；（二）前项部队之编制，最低限度为去年林彪所提出之四军十二师之数；（三）前项部队经编定后，仍守原地抗战，但须受其所在地区司令长官之指挥，一俟抗战胜利后，应遵照中央命令移动，以守指定活动之防地；（四）前项部队改编后，其人事准由其长官依照中央人事法规定呈报请委；（五）前项部队改编后，其军需照中央所属其他军队同等待遇。
（乙）关于陕甘宁边区者：（一）名称：可改称为陕北行政区；（二）该行政区直属行政院，不属陕西省政府管辖；（三）区域：以原有地区为范围，由中央派员协同勘定；（四）该行政区当实行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及中央法令；（五）该行政区预算当逐年编呈中央核定；（六）该行政区及十八集团军等部队经中央编定发给经费后，不得发行钞票，其已发行之钞票由财政部决定办法处理；（七）该行政区内，国民党可以去办党、办报，并在延安设电台，同时，国民党也承认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并允许在重庆设电台，以利两党中央能经常交换意见；（八）陕甘宁边区现行组织暂不变更。
（丙）关于党的问题：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停止捕人，停扣书报，开放言论，推进民治，立即释放因新四军事件而被捕之人员及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如廖承志、张文彬等（包括新疆被押人员在内），并通令保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军人家属不受损害和歧视。
（丁）其他：（一）中共表示继续实行四项诺言，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并领导建国，国民党表示愿由政治途径公平合理的解决两党关系问题；（二）撤销陕甘宁边区之军事封锁，现在对于商业交通予以便利；（三）敌后游击区的军事、经济、政治问题服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一切按有利抗战的原则去解决。[84]
张治中、王世杰整理的初步意见，原本就是用来探中共的底牌的。林伯渠亲加修改，更砸实了林所掌握的基本条件不出上述范围。就林而言，其所携来的谈判条件核心在军队数量，四军十二师虽为最低限度，但应当已得到了张、王两人的认可，这较一年前林彪的交涉有明显进步，林伯渠当然愿意将其以书面形式确定下来。与此同时，林对此种谈判亦经验不足，以为签名认可此这一初步意见，不过“是他们准备承认的基础”，而且要“双方共同签字各自向其中央请示，再作最后决定”，没有想到它在国民党人看来，只是共产党方面的出价，国民党还可以据此来讨价还价。[85]据王世杰日记，张治中、王世杰当时就告诉林说：“此一记录系以彼所提出或同意之点为范围，予等之意见须俟返渝后始能提出。”故二人5月12日给蒋介石的密电亦明确指出，此件乃中共方面提出的基本谈判条件。[86]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国民党内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的“温和派”，张治中等此举其实也是力图通过这种压低共产党条件，然后上报蒋介石争取基本认可的办法，来在国民党造成一种解决问题的气氛。在返渝后面蒋汇报时，二人就极力主张此次务必达成若干初步解决办法，届时“或可促毛泽东做进一步解决之商谈”。据王世杰观察，“蒋先生似亦以予之意见为然”。[87]
然而，无论蒋介石，还是张治中、王世杰，都没有料到以后的情况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4月中旬，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首先由开封附近攻取豫中。守备河南的国民党汤恩伯部四十余万人不堪一击，溃不成军。一时舆论大哗，民怨沸腾，以致随着国共谈判开始，世人多开始瞩目于共产党。延安此时不断得到情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或寄希望于国共合作，或相信“只有准备小红旗欢迎八路军了”，而国民党军则不是钩心斗角，就是贪污腐化，花天酒地，令人发指。连美国在华人员也明显地开始重视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并有意派员进驻延安。这种情况的出现，确为中共中央早先所未能料到。
国民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失败，自然是共产党加强自身力量的大好时机。5月6日林伯渠还致电毛泽东，报告与国民党代表头一次正式接触情况，毛泽东就已经意识到，前此条件应当有所变更，特别电告林伯渠，林彪前提四点不应再作为谈判基础。其后，林伯渠实际上仍旧根据前定林彪所提条件的精神与国民党代表达成“初步意见”，毛泽东对此显然不能接受。毛当即决定，根本变换谈判角度，重提谈判方案。
在毛泽东看来，形势已经变化，国共之争还没有定局，将来就看谁有力量，事实上国民党“因为没有民主，进行反共教育，使部队完全失去战斗力”，现在最强的只有八路军和新四军了。因此，“中央的方针是坚持发展自己，不受限制”，在国民党焦头烂额之际，应当提出更高条件，迫使其让步。“即国党不答应也不要紧”，能解决党的合法化、承认边区政府、军队扩编和防地战后移动这几点，也是好的。据此，毛泽东于5月15日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等，提出全面解决国共关系的二十条新方案。该方案强硬主张：“（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四）根据抗战需要、抗战成绩，及现有军队实数，应请政府将中共军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为委曲求全计，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五）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日所需的各项设施；（六）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七）请政府在物资上充分援助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八）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应请政府公平分配于中国各军，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九）请政府撤销对于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十）请政府停止对于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十一）请政府通令取消‘奸党’、‘奸军’、‘奸区’等诬蔑与侮辱共产党、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抗日民主地区的称号；（十二）请政府停止特务人员对于共产党、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抗日民主地区的破坏活动；（十三）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十四）请政府禁止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对中共造谣诬蔑的言论；（十五）又据确息，西安一带特务机关，准备于外国记者团到西北时，沿途伪装各种人物与伪造各种证件向外国人告状，藉达破坏中共信誉之目的……请政府予以制止；（十六）请政府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中共亦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民主地区办党、办报；（十七）请政府停止对重庆中共《新华日报》之无理检查、破坏发行、威胁订户、扣押邮寄等情事；（十八）请政府发还在三原被政府军队扣留之英、美援助十八集团军的药品一百零一箱；（十九）请政府允许恢复重庆、西安两处电台，以利通讯；（二十）请政府允许中共代表及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人员有往来于渝、延间及西、延间之自由，及允许西、渝两办事处人员有在该两地居住与购买生活物品之自由。”[88]
对于如此激进的要求，毛泽东尚不认为已经足够了。他指出，我“四十七万精兵”只编五军十六师，“实际上对我没有好处”，但关键是“有理”，以便借机解决一些问题，并可在“判明彼方毫无诚意时，准备对外发表”。为此毛泽东告诫林伯渠及董必武：“林（彪）案已被何应钦否决，年来情况亦大有变更，故须另提新案。”而上述方案中，有几点必须坚持，如“军队决不能少于五军十六师”；“边区应正名为陕甘宁边区，以符实际”；“边区及敌后各根据地应请政府允许发行地方纸币”；“边区及敌后各地之民主设施，不能变更”；“彼方承认中共可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等。[89]
中共中央的新方案及指示电，因林伯渠与张治中等转宝鸡，飞重庆而未能及时收到。5月19日，林伯渠在重庆见蒋，亦未提及此案。至21日看到电示后，才在22日晚约张治中、王世杰见面，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为不致过于刺激张、王，林在转达中共中央二十条时删去了要求开放党禁、实行民主的前三条，但张、王看过十七条后仍极表愤怒。认为中共中央意见的全文是宣布罪状精神，完全没有实践诺言及拥蒋表示，张、王说，这说明你们无决心解决问题诚意。此条件与西安谈判内容不符，为何又不以林彪案为谈判基础，是否我们这样欢迎你，以为示弱可欺？林伯渠答称：十七条全部都是要实事求是解决问题，西安初步之谈判意见，约定各自向自己中央请示，并非最后决定，且前曾提六军十八师，现提五军十六师，已有让步。十七条内容字句在此地无研究修改余地。双方争辩达两小时，最后张、王商量后表示坚决拒绝接受。[90]
这时国民党正在召开五届十二中全会，鉴于政治军事连连失败，英美舆论批评甚多，其内部明显地发生严重意见分歧，党的威信日跌。特别是河南惨败，充分显示其军队之无战斗力已至极点。据中共中央方面所得到的情报：4月17日前，整个一战区花天酒地，4月17日敌有蠢动，当日洛阳长官部完全紊乱，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及高级将官纷纷抢运眷属赴陕，计敌机炸死于洛阳至潼关铁路线者达千人。渑池失守时，敌掳去官太太小姐等即达三百余人。洛阳此次损失粮食两千万包以上，一战区汽车三百五十余辆被敌完好开走，守城之刘茂恩部六千人被歼，四千人投敌，余皆散尽。孙蔚如部系一战区所剩最完整者，也损失半数以上，仅余万人。汤恩伯部十五个师，只剩两万，步枪不足一万。一战区全部重武器、大炮、重机枪、弹药仓库等统统损失殆尽。就连蒋鼎文率长官部由洛阳出逃至洛宁时，竟只剩一个司机和雇用的两个农夫，后收容十一个士兵作卫队，也被民众攻散。“其溃散紊乱情况之狼狈，实抗战以来所仅见。”[91]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无疑不愿再听任国民党以中央自居，颐指气使，也不再担心由于自己过于强硬而破坏和平局面了。
5月31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称：“请向张、王声明，拥蒋及执行四项诺言等，屡经申明，故未重述于上次文件中，为尊重他们意见，故将其加入于此次文件。又二十条均属事实，请求政府解决极为必要，为尊重他们意见，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仍请政府考虑解决。”显而易见，中共中央已决心不作退让，坚持进攻态势，只不过出于策略考虑，而将形式略为变换而已。
6月5日晚，国共两党代表再度商谈。林伯渠提出中共中央修改后的十二条书面意见，张、王仍旧坚持拒收，同时却提出经二人草拟，并经由蒋介石核定的《中央政府提示案》，要林转达中共中央，双方几经争执，在张、王被迫同意将中共中央十二条留下“参考”之后，林伯渠才同意转达国民党的这一提案。次日，林伯渠将国民党的提示案电告中共中央。该案内容与双方以西安时商定的初步意见出入不大。关于军事，同意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个军十个师，此外不得另设纵队、支队或其他名目，人事、教育按相关法规办理，并应服从军委会命令，限期集中使用；关于边区，定名为陕北行政区，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行政区以其现有地区为范围，但须经中央派员会同勘定；关于党，抗战期内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办理，在抗战结束后，依照中央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遵行国家法律，享受同等待遇。[92]
比较国民党前定之政治解决腹案，并联系到将近两周前国民党已接到的中共中央的新条件，不难看出，国民党方面的这一提示案较前已有相当让步。根据前此历次谈判经验，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早就放弃谈判努力了，然而这次不仅在中共中央突然全面提高讨价还价筹码的情况下没有跳起来，而且放弃原定腹案，在一向锱铢必较的军事数量和边区范围等问题上，承认自己不止一次坚决否定过的条件，这无疑是温和派张治中、王世杰力争的结果。只是，在蒋介石一方而言，这又多少可能是一种斗争策略。因为早在林伯渠来渝之前，陈布雷就有过主张，认为至谈判已见不成之端时，应反示以主动和宽大，以利宣传。[93]而文章实际早已作在其中，如四军十师以外之中共军队必须“限期取消”，编后军队要“限期集中使用”，中共不得发行钞票，陕甘宁以外之中共政权须交国民党“接管处理”等。国民党清楚地知道这些条件是中共不能接受的。如此，自然可使自己取得主动，而陷中共于被动。
不过，国民党做出如此大的让步，却是与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 A. Wallace）即将来华考察这一特殊政治背景密切相关的。5月21日，蒋介石得知罗斯福确定派华莱士访华，因而忧心忡忡，怀疑罗斯福有意通过华莱士，试探他对美国派人入驻延安一事的态度。故其在日记中愤愤然称：“彼竟想利用共党以牵制我政府！”[94]为造成政府宽大仁厚而中共“蛮横无理”的宣传效果，国民党人可谓颇费心思。只是，这个时候，不论国民党如何动作，对于共产党人已经毫无意义了。
6月初，中共中央召集会议，明确提出今后要由共产党，而不是由国民党来担负起解放中国的责任问题，主张对国民党在政治上虽暂时不提出打倒它，但要使其大大削弱，自己则要大大发展；策略上目前还要实行攻势防御，而在组织上则不与国民党发生任何关系。如果蒋介石对美国作反共宣传，中共将不惜“下大雨”[95]。换言之，共产党人这时已经对与国民党谈判，请求其给予自己某些权利的做法不感兴趣了，它甚至已经做好了与国民党翻脸的准备。这意味着，国共之间的继续交涉，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了一场宣传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