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民党的内敛与应对
6月6日，林伯渠以信函的形式对张、王5日拒绝转交中共中央《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即十二条）一事，提出异议，指出：（1）国民党中央的提示案虽与中共中央十二条相距甚远，但仍允将提示案转交中共中央，故请将中共中央十二条转交国民党中央考虑；（2）国民党方面提示案称此案系“以林代表祖涵在西安表示之意见为基础”，与事实不符，西安草签者只是“最后共同作成的初步意见”，“约定各自向其中央请示再作最后决定”，故应以中共中央正式意见为准。[96]
8日，张、王复函称：林伯渠5日交来中共中央条件时，已明确表示拒绝转交中央，林伯渠最后请留下参考方允留下，而西安谈判纪录系林伯渠亲笔增删修改并缮清签字的意见，自然转呈中央并示为林伯渠之意见。11日，林伯渠再函张、王就此提出抗议，表示“谈判是两党的公事，非个人的私事”，前者“我未坚持自己主张，同意以两先生所提最低限度之数目向我党中央请示”，如今中共中央意见有所“出入”，则应以我中央意见为准，“不让贵党中央了解我党中央方面意见，只片面的要求我个人接受贵党中央提案，试问我个人如何能够作主，谈判如何能够进行，两先生又如何能够负责？”[97]
张治中、王世杰鉴于拒收中共中央所提要求不利，不得不于15日致函林伯渠称：“关于六月四日所附中共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一件，以未便一再拂先生之意，业经转呈中央。顷奉中央指示，‘中央于六月五日已以提示案交林代表转达中共，凡中共方面意见，中央政府所能容纳者，该提示案已尽量容纳，希望中共方面接受’等因，特以转达。”至于中共中央十二条，“对于自身如何实行中央之军令、政令，改善措施，整编部队之点，均未提及，而所提者，均为片面要求，此种态度，均非对中央政府应有之态度”。[98]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鉴于张、王拒绝转交十二条，曾由毛泽东致电林伯渠，提出：“张、王既然不愿考虑我党中央所提意见，又不愿将此意见转交蒋，又不承认我党合法地位，又不以平等地位对我党中央，而片面地提出所谓提示案，我党中央坚决不能接受，望立即将所谓提示案退还张、王。”在张、王同意转交十二条以后，毛才改变策略，提出可以要张、王来延一谈，并指示立即将十二条及国民党之提示案，秘密提交正在重庆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和在中间人士及记者中传观。显然，中共中央已决心以此来影响各种中间势力乃至美国政府的政策，争取时局进一步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变。
利用谈判来争取舆论和美国政府的同情，也是国民党早已拟定的目标。在刚刚向中共中央提交了显示中央“诚意”的提示案，宣布允许中共编四个军并照现在区域划定陕北行政区之后，蒋介石即劝告已经来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相信：“（一）中共无意与政府再谈判解决纠纷；（二）中共已放弃对日作战之任务，展开夺取政权之阴谋，并企图乘国难时机，完成其必备条件；（三）中共展开之阴谋，非一孤立问题，而为国际共党世界革命阴谋之一部，且获国际共党之支持，有既定之步骤与预定之目标，非到达终点，不半途废止；（四）政治谈判与军事行动同为共党争取利益、达到目的之手段，决不以政治谈判予对方为解决纠纷之途径；（五）除非国民政府统治中国之政权交其掌握，则纠纷永无止境，而内战难免爆发。以此，吾人对解决中共问题之方法，认为须重新考虑，由谈判妥协之决策，已失时效，而非对症之药。”他甚至断言，国民党之所以“士气沮丧，军事失利”，均因政府不予中共以严厉制裁，反与谈判而起，故扬言：“倘中共继续行动越轨，以武力实现其阴谋，中国政府为伸张纪纲，而无法避免用武力时，将被迫予以军事制裁。”[99]
对照蒋介石十个月前生怕动用武力而中中共激将法的日记，可知此时蒋已再不能耐。他在日记中痛斥“此时共匪之气焰嚣张极矣”[100]。只要美国表示同情，蒋势必决心对共产党施以军事打击。但无奈华莱士对蒋介石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反力主调和，且对中国共产党不无好感。这种情况意味着蒋介石争取美国政府理解的努力仍旧一无所获，仍得与共产党继续周旋，争取舆论的工作还得继续做。
7月26日，国民党中宣部长梁寒操依据前定关于“混乱”中共宣传的策略，故意发布关于谈判的“乐观消息”，声称“国共关系已有改进”，“政府的观点和共产党的观点事实上并无严重分歧”，“国共问题已经有了一部分的解决”，说问题的症结只是由于中共言行不一。张、王随即致函林伯渠，再度“剀切敷陈”，说明难于接受中共十二条的原因。[101]当然，王世杰和张治中倒并非纯粹是基于国民党内预定的宣传策略而作此解释的。王世杰坚持，“对中共交涉宜继续采取宽和政策”，尤应避免谈判拖延下去，以致破裂或停顿。因为“在目前举国乃至中外注目于此一谈判之时，此种破裂殊多不利”。[102]他认为，对付中共的办法，关键在于要给中共以政治上的压力。“政府应从改革政治方面造成有利于政府之国内外新环境。此新环境即是对中共之压力，此其一。第二，我对中共政策，应预想到二三个月后苏联参加远东战事，中共军队与苏联连合时之状态。我应预采一种办法，防止苏联届时承认中共政治组织，或接济其军火，使与政府对抗。”[103]
对梁寒操谈话作出反映的，首先是周恩来。他于8月13日发表公开谈话，逐条批驳，斥责梁寒操歪曲事实。[104]8月30日，林伯渠也复信张、王，详论中共前此要求之公平合理，批评国民党提示案只从“一党一派一己的私利”出发：“（一）关于我方所恳切要求解决的实行民主政治，承认各党合法，释放爱国政治犯，释放叶挺等被捕人员等项，一字未提；（二）编军数目，只承认四个军十个师，且不顾抗战需要及敌后游击战争环境，要将十个师以外数十万正在抗战的军队‘限期取消’，并要将十个师‘集中使用’；（三）对边区政府，只要求实行国民党中央之法令，不提三民主义，不承认为抗日所需要并且已经实行大见成效的现行各项民主设施与民主法令；（四）对抗日根据地人民选举的各民主政府，要求取消。”[105]
蒋介石这时对共产党已完全束手无策。对内政治解决毫无希望，对外无以对付“无孔不入”之共党国际宣传，美国方面又处处干涉，坚持要派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蒋虽多方反抗，但为借此抵制美军方要为八路军分配军援之动议，最终仍不得不屈从就范。以蒋之个性，他显然已忍无可忍，以至于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设想破釜沉舟之计。他在日记中痛苦万状地写道：“美总统罗斯福藉举我为四强之一之虚名，以示惠于我，使我受其控制，并藉此要胁吾以遂其所欲，吾乃享虚名而受实祸也。”“我政府恐美国不谅解，乃事事有所顾虑，对内不能制共，灭损我政府之声威，对外依附于人，不能有所主张，徒作他人之傀儡，丧失我革命独立之精神。”他虽然坚信中共“虽有国际之背景与阴狠之奸谋，彼亦必有终无出路之一日”，但他仍然不能不强烈担心自己忍耐的限度，因而暗下决心：“若至不得已时，惟有以快刀斩乱麻处之。”1944年8月，他秘密条谕胡宗南，详尽“指示进取延安匪巢及围剿陕北奸匪要旨”。要求胡注意：“（一）匪部主力及其重点似在鄜县附近，其薄弱点似在三边；（二）我军丁部如能由豫旺直取安边与宁条梁山，与横山榆林高部取得联系，然后再南下转攻米脂绥德，以断其北窜之路，则整个包围之势已成。以后即易处置矣。（三）我军南路主力可否用在宜川，直取延安，而对鄜县方面作为助攻，务使延安能于进剿半月内切实占领，此为整个计划惟一之要领。其他方面可照前两条之主旨周密设计，总使进剿时间能尽量缩短，务于三个月能完全肃清也。”[106]
蒋介石如此，共产党人也在准备采取一种更为激烈的对策。正当国民党密谋利用9月召开的参政会全面公开谈判过程，以显示政府之“光明磊落，开诚相与”，指责中共毫无诚意之际，中共中央却也在准备对国民党发起致命的攻击了。
还在5月中旬提出新的条件之后，中共中央就已经在相当尖锐地攻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中共新的二十条和6月初进一步修改提出的十二条中，第一条就有“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的文字。[107]但是，要根本否定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同时又不给人以共产党想要根本推翻中央政府的印象，避免损害国共之间统一战线的基本关系，对于当时的中共中央来说，还是一个颇难解决的问题。恰在这时，传来了美国人关于联合政府的设想与提议，它显然适合中共中央谋求以新的统一战线政权形式替代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现实需要，因而迅速开始成为中共中央新的斗争口号。
联合政府的设想最初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来的。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在谈到中国内部纷争时曾向蒋介石提议：国民党“应该在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同延安的共产党成立一个联合政府”[108]。对于罗斯福的这一建议，蒋介石当然不会加以理睬，美国方面此后也只能将其束之高阁。美国方面重新提出这一设想，也是震惊于国民党军队在日军打通大陆架作战中的节节败退。6月前后，美国驻华大使高思（C. E. Gauss）开始在大使馆范围内提出，“由委员长召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派别，和他一起组成军事委员会或最高统帅部”，以便大家共同承担责任，确保中国尚存地区不致进一步落入日本手中。这项建议得到其他外交官的一致认同，也迅速得到美国国务院的认可。国务卿赫尔（H. Hull）甚至直接打电报给高思称：总统和我已仔细考虑了你的意见，我们赞同使中国政府成立一个强有力的并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宽容精神的政府的一切努力，而“一个代表中国所有有影响的党派并在蒋介石领导下拥有全权的委员会或某种机构，将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的形式”。据此，7月4日，艾切森代办在与立法院院长孙科的谈话中第一次正式向中国政府官员提出了这一建议。之后，高思同外交部长宋子文以及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也进行了类似的谈话，并且亲自向蒋介石正面提出了这个问题。[109]
考虑到蒋介石对自身地位的过分敏感，高思以及美国政府这时更多地还是从军事方面着眼，建议立即在蒋介石领导之下组成一个有职有权的联合军事委员会或联合最高统帅部，以便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共同承担战争责任，解决目前军事方面的严重困难。高思明确告诉蒋介石，他并没有设想过立即改组政府，尽管他相信，在目前这种危机时刻，组成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也许不失为有效办法。但是，不论高思这时如何考虑，对于那些明显地同情共产党而反感国民党的年轻外交官来说，根本改组现行政府，组织联合政府，多半是一种更好的选择。随着7月下旬美军观察组进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一向对国民党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美国年轻外交官谢伟思（J. S. Service）也受命一同前往执行任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组织联合政府的问题，很自然地成了谢伟思与中共领导人热心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
中共中央最早公开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要求，是在8月13日。周恩来这一天就国共谈判发表公开讲话，一面继续表示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一面却直截了当地要求国民党必须放弃一党统治与限制、削弱和消灭异己的方针，强调国共关系的症结，根本就在于此。[110]但是，周恩来这时还没有谈到应当以何种形式来取代国民党的一党统治的问题。四天之后，即8月17日，当在重庆的董必武电询周恩来是否应当赞同民主党派领导人张澜、左舜生扩大参政会的主张时，毛泽东才开始提到联合政府问题。毛泽东在董必武的电报上批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第二天的复电中请董必武、林伯渠考虑，目前如果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此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讨论反攻，实行民主，能否引起大后方各党派的响应和各地方实力派的同情？不难看出，这是中共中央对联合政府的最早考虑，对可行性还存着某种疑问，因此叮嘱重庆方面的代表先行在民主党派领导人当中暗中征询意见。[111]
中共中央注意到联合政府这样一种形式，毫无疑问与随同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的谢伟思有关。毛泽东曾讲过这件事情的由来。9月1日，毛泽东第一次将联合政府问题提到中共中央的重要会议上进行讨论，征询各主要领导人的意见。[112]他当时特别解释说：是谢伟思告诉他说，美国政府有训令给高思大使，要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谢伟思问我的意见如何实现？我说：召集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显而易见，在得到了谢伟思的这一消息之后，毛泽东对联合政府的提法很感兴趣，但最初并非毫无顾虑。[112]就在几天前，即8月23日毛泽东与谢伟思第一次长谈时，他就已经开始把矛头指向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体制了，但他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他只是尖锐批评国民党的中央政府不合法，断言蒋介石的主席地位也只是一个政党的仅仅90个特殊党员举手举出来的，已经失掉了中国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提出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必须改组而已。[113]
中共中央最初的顾虑不是没有理由的。它这时对国民党的态度，一方面是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争取自身的平等地位，另一方面仍旧要继续保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而这样一种策略的确定，必须适合于自身的实力，右了达不到目的，左了又难免激怒国民党，破裂合作关系，甚至失去中间势力的同情。考虑到国共两党这时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毛泽东在直接提出与国民党联合执政的问题上最初还是有所保留的。正因为如此，他在决定打出联合政府的旗帜时，表现得十分谨慎。事实上，中共中央未尝没有过与国民党共同承担领导责任的想法。还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它就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提出过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政治主张，并且有意派人参加国民政府，其实这也是一种联合政府的设想。但一方面共产国际相信加入国民政府对共产党没有好处，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两党力量悬殊太大，国民党方面充其量只会在个别部门吸纳中共人员以为点缀，故这一设想并未能实行。[114]如今这样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了呢？一向自大主义十足的蒋介石，是否能够接受与共产党分享政权的事实呢？[115]很明显，注意到国民党军事上的惨败和美国政府的干预，中共中央这时已确信可以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的时机已经到了。
9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林、董等提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中共中央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116]
9月12日，鉴于决定在15日的参政会上，由国共两党代表就谈判问题进行报告。王世杰考虑到上一届参政会何应钦报告指责中共，国民党参政员群起攻击董必武，导致董当场退席的教训，“力向蒋先生言，林祖涵十五日在参政会报告国共谈判经过时，本党参政员不宜发言，以共党参政员仅二人，我如以人多言激之形式逼之，将失第三者之同情也。蒋先生深以为然，并予本党参政员以甚严之指示”[117]。蒋甚至还内定，由参政会主席团提议，组织冷遹、胡霖、王云五、傅斯年、陶孟和等参政员，组成中立性质的视察团，赴延安视察，并于返渝后提出解决中共问题的建议。[118]
9月15日，林伯渠利用报告国共谈判的机会，公开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119]国民党参政员因为有蒋令在先，未做任何激烈表示。“最后，主席团提议组织延安视察团。会场除中共参政员林、董二人外，均举手赞成。”而蒋介石在次日的讲话中，亦委婉地回应林伯渠的主张，说明政府已有实施宪政决心，并准备提前推行。[120]由于对此次参政会采取了相当开放的政策，会议发言、提案等，不论拥护或批评，均公开透明，刊布于报端，因此，林伯渠的报告亦没有能够造成中共中央预期中的轰动效应。
[1] 《胡秋原呈对共方针及政策》（1941年1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政治防共）50647。
[2] 《林彪关于返国后情形给周恩来的通报》（1942年3月3日。）
[3] 季米特洛夫1941年12月中致电毛泽东称：“我们认为，毛泽东必须直接和蒋介石联系，以消除国共之间存在的误会，加强中国人民的团结，使中国的武装力量能够统一起来，组织起反对日本军队的具有决定性的进攻行动。共产党应当表现出最大程度上的理智和果敢。”《季米特洛夫致斯大林、莫洛托夫电》（1941年12月13日），转译自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30 No.1-2，1997，Jan.-Feb.，Mar.-Ari。
[4] 周恩来6月17日曾密报蒋开以讨论对共军事行动的军事会议，胡宗南部正在做军事准备，蒋西北剿共决心已定的消息。毛当天即复电要周“即找刘为章作和缓运动”。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1942年7月7日），《解放日报》，1942年7月7日。
[6] 苏联在重庆方面的情报人员报称：“中国中央政府情报机关头子戴笠掌握了中共和八路军在重庆的代表的电台工作用的暗号、密码和发报时间。”“所有中共电台的位置均已被戴笠的机关查到了，电报被截获和破译。1942年有超过60份电报被破译，导致好几位重要的共产党人被捕。”《鲍尔沙科夫致季米特洛夫电》（1942年2月6日），转译自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30，No.1-2，1997，Jan.-Feb.，Mar. -Ari。
[7] 《袁晓轩重要供词录》，1942年2月23日印，台北党史馆藏档，581/370。
[8]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密函戴雨农面呈委座》（1942年2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50604。
[9] 《冯琦关于伪赣省委破获后扑灭东南各省奸伪实力刍见》（1942年2月23日）、《吴铁城、朱家骅复函》（1942年3月10日），台北党史馆藏档，特—21.10。
[10] 分见《李汉魂致中央调查统计局密呈蒋总裁电》（1942年6月1日）、《江西省党部委员梁栋致吴铁城、朱家骅电》（1942年6月3日）、《破获奸伪南方局暨粤省委组织简报》（1942年6月4日）、《破获奸伪南方局暨粤省委组织续报》（1942年6月20日），台北党史馆藏档，特009—21.5、9、11。
[11] 参见《周恩来关于南委工作的意见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41年10月27日），《南方局党史资料（党内建设）》，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7页；《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196—197页。
[12] 《毛泽东致董必武电》（1942年7月2日）。
[13]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三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325—326页。
[14] 《董必武关于与张治中谈判经过给毛泽东的报告》（1942年7月11日）。
[15] 《周恩来关于蒋欲约毛在陕晤谈事致毛泽东电》（1942年8月14日）。
[16] 《周恩来关于蒋毛会谈问题致毛泽东电》（1942年9月5日）。
[17] 《毛泽东关于见蒋为改善国共根本关系致周恩来电》（1942年9月3日）。
[18] 《毛泽东关于暂不见蒋问题致周恩来电》（1942年9月11日）。
[19] 《林彪关于与张治中会谈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1942年9月23日）。
[20] 《周恩来关于林彪见经过的报告》（1942年10月27日）；《蒋委员长召见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谈话纪录》（1942年10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36—242页。
[21] 《毛泽东关于向蒋征询时间地点等致恩来转林彪电》（1942年10月25日）。
[22] 《周恩来关于蒋介石国民党对内外形势的认识致毛泽东电》（1942年10月26日）。
[23] 《毛泽东关于同意所提谈判方针给周恩来的电报》（1942年10月28日）。
[24]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793—794页。
[25] 《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十次全会问题的指示》（1942年11月29日）。
[26] 《毛泽东致周恩来、林彪电》（1943年1月1日）。
[27] 《毛泽东致介石委员长函》（1942年12月1日）、《郑延卓报告》（1943年1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第50577。
[28] 《林彪关于与蒋介石谈话经过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2年12月16日）。
[29] 《林彪、周恩来与张部长谈话后所提要求四项》（1942年12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48页。
[30] 《参谋总长何应钦呈蒋委员长就林彪周恩来所提要求四项排列并附具研究意见列表签呈鉴核》（1942年12月3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43—246页。
[31] 《周恩来、林彪关于与张治中进一步谈判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3年1月10日）。
[32] 《毛泽东关于目前解决问题时机未到给周恩来、林彪的指示》（1943年1月16日）。
[33] 《周恩来关于目前谈判条件不会接近的估计给毛泽东的电报》（1943年1月21日）。
[34] 《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何总长与周恩来、林彪谈话纪要》（1943年3月2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48—251页。蒋介石对何应钦关于此次谈话情形的签报上指示称：“必须其对中央军政军令，有服从事实之表现，方可与之具体谈话，照现时情形无从谈起，如其不来谈，则可不必再复。”前引书，第247页。
[35]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359—360、366页。
[36]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366页。
[37] 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转见《中共地下党现形记》，台北传记文学社1997版，第15—17页。
[38] 共产党人所指称的三次“反共高潮”，前两次是指1939年底的晋西事变和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
[39] 《毛泽东关于蒋胡内战阴谋破产致彭德怀电》（1943年7月13日）。
[40] 关中地区，这里指的是以枸邑城北马栏镇为中心的淳化、枸邑、正宁、宁县、镇原5县。
[41] 《王世杰日记》，第四册，第78页。
[42] 《省克记》卷二十三，1943年7月24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59—60页。
[43]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69页。
[44]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七，第268页。
[45]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840—841页。
[46] 毛泽东：《关于公布评〈中国之命运〉一文致董必武电》（1943年7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0页。
[47] 毛泽东：《关于发动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运动给董必武的电报》（1943年8月11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64页。
[48] 《省克记》卷二十三，1943年8月1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49] 《省克记》卷二十三，1943年8月6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50] 《省克记》卷二十三，1943年8月23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51] 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上），第361—364页。
[52] 《蒋中正致宋部长电》（1943年9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50790。
[53] 《困勉记》卷八十，1943年9月6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54] 《徐永昌日记》，第七册，1943年9月1日条，第157页。
[55] 《困勉记》卷八十，1943年9月5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上），第369页。
[5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上），第370页。
[57] 《困勉记》卷八十，1943年9月9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58] 《困勉记》卷八十，1943年9月10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59] 《困勉记》卷八十，1943年9月11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60] 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关于反共问题的指示》（1943年9月13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九册，1988年，第298页；《王世杰日记》，第四册，第150页。
[61] 《王世杰日记》，第四册，第160—161页。
[62] 《王世杰日记》，第四册，第158—159页。
[63] 《王世杰日记》，第四册，第169页。
[64] 《王世杰日记》，第四册，第166—167页。
[65] 《毛泽东关于欢迎政治解决问题致董必武电》（1943年10月5日）；《王世杰日记》，第四册，第173页。
[66] 《董必武关于与蒋谈话内容的报告》（1943年11月12日），并见《王世杰日记》，第四册，第190页。
[67] 《毛泽东关于在国民党未想真正合理解决问题前周恩来不拟出来致董必武电》（1943年11月13日）。
[68]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拟派林伯渠赴渝一行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8日）。
[69] 《蒋总统事略稿本》，1944年3月7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70] 《郑忠华致吴铁城函》（1944年3月10日），《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
[71] 《林伯渠来渝我方应付对策（草案）》（1944年3月），《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
[72] 《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方案（草案）》（1944年3月），《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
[73] 《蒋总统事略稿本》，1944年3月10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74] 蒋介石：《关于外籍记者赴延安及林祖涵来之准备注意事项》（1944年3月15日），《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
[7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一），第164页。
[76] 蒋介石：《关于外籍记者赴延安及林祖涵来之准备注意事项》（1944年3月15日）。
[77] 《蒋总统事略稿本》1944年1月20—21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78] 《蒋总统事略稿本》，1944年3月15、22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蒋介石5月14日亦记述梦境曰：“昨夜梦见天上星月皎洁，光明异常，此或上帝示我在黑暗中发现光明之象征乎？”同前引注，1944年5月14日条。
[79] 周恩来：《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解放日报》1944年3月12日。
[80] 转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第322页。
[81] 《蒋委员长批示参谋总长何应钦〈关于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草案〉希照改正办法办理》（1944年4月1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55—256、257—259页。
[82] 《林伯渠关于与张、王谈判经过的报告》（1944年5月10日）；《王世杰日记》，第四册，第303—304页。
[83] 《林伯渠关于与张、王谈判经过的报告》（1944年5月10日）；《王世杰日记》，第四册，第306—308页。
[84] 《政治部长张治中中宣部长王世杰自西安呈蒋委员长报告与中共代表林祖涵商谈情形电——附自五月四日至同月八日的会谈中所表示的各项》（1944年5月1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58—259页；并见《林伯渠关于双方商定的初步意见致毛泽东电》（1944年5月12日）。
[85] 《林伯渠关于已同张、王达成初步意见致毛泽东电》（1944年5月10日）。
[86] 《张治中、王世杰致蒋介石密电》（1944年5月12日），《民国档案》1994年第3期。
[87] 《王世杰日记》，第四册，第315—316页。
[88] 《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提出二十条谈判意见致林伯渠电》（1944年5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31—134页。
[89] 《毛泽东关于请照二十条精神谈判致董必武转林伯渠电》（1944年5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30—131页。
[90] 《王世杰日记》，第四册，第317—318页。
[91] 转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第324页。
[92] 《三十三年六月五日中央政府提示案》（1944年6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69—271页。
[93] 《陈布雷拟定之〈林祖涵来渝事件应付之要点〉》（1944年3月），《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
[94] 《蒋总统事略稿本》，1944年5月21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95]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1944年6月5日）。
[96] 《林伯渠致张治中、王世杰函》（1944年6月6日）。
[97] 《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为国民政府代表张文伯、王雪艇两先生拒绝接收我党意见书转报该党中央事致张王的抗议信》（1944年6月11日），《国共谈判重要文献》（1944年），第12—13页。
[98] 《张治中、王世杰复伯渠先生函》（1944年6月15日）。
[99] 张九如：《美国介入国共和谈的第一步——蒋主席与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三次会谈纪录》，载台北《传记文学》第34卷第4期；并见《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145—148页。
[100] 《蒋总统事略稿本》，1944年7月26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101] 《王世杰、张治中致林祖涵先生函》（1944年8月10日）。
[102] 《王世杰日记》，第四册，第368页。
[103] 《王世杰日记》，第四册，第390—391页。
[104]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问题答记者问》（1944年8月13日）。
[105] 《林祖涵致王世杰、张治中的信》（1944年8月30日）。
[106] 《蒋总统事略稿本》，1944年8月11、18、31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107] 《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的十二条意见书与委托林祖涵提的八条口头意见》（1944年6月4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02—705页。
[108] 埃利奥特·罗斯福：《耳闻目睹》，纽约，1946年，第249—250页。
[109] FRUS, 1944, Vol.6, pp.116-117, 120, 124-126, 132, 561, 567-569.
[110]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问题答新华社记者》（1944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24页。
[111] 《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0页。
[112] 《中共六届七中主席团会议》（1944年9月1日）。
[113] 转见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51—255页。
[114] 1938年1月，因得到国民党有意拉共产党代表加入政府的消息，共产国际专门电示中共中央：不应参加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据此明确决定不参加国民政府。转见《洛毛致朱彭任电》（1938年1月14日）；《新华日报》1938年1月18日。
[115] 谢伟思7月22日到延安，四天前，即7月18日，毛依然承认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他对外国记者说：我们的政府是国民党政府下属的地方政府；我们的军队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见《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11页。
[116] 《中央致林、董电》（1944年9月4日）。
[117] 《王世杰日记》，第四册，第397—398页。
[118] 《王世杰日记》，第四册，第399页。
[119] 《林祖涵同志在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报告》（1944年9月15日），《国共谈判文献》，七七出版社1944年印行，第10—15页。
[120] 《王世杰日记》，第四册，第4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