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回政治解决的轨道
周恩来对蒋介石国民党心态的分析，虽有其依据和道理，但是，1942年正是共产党敌后各个根据陷于极端困难的时期，再加上苏联撤出，美国进入等因素，预示着战后中国政治情势微妙，因此中共中央急于尽快稳定两党关系，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长期相安无事的解决办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理，当蒋介石于11月中旬派遣其中央委员郑延卓专赴陕甘宁边区发放赈济款，以示善意时，毛泽东等立即给予高度评价。11月12日至27日，国民党五届十次中央全会召开，通过特种委员会关于《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公开表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今后不违反法令，不扰乱社会秩序，不组织军队割据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能履行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赴国难之宣言，服从政府命令，忠实的实现三民主义，自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24]这更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明确认为：“十中全会的这一决议，对于从一九三九年到现在四个年头的国共不良关系，做了一个总结，是对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开辟了今后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地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它是严厉的，但却是表示时局好转的开始的”。“至于今后不允许我们再组织军队，我们可以这样做。关于国民党允许给我们以公民应得的权利及自由，我们应表示欢迎，要求实现。”[25]
据此，毛泽东首先向仍在延安的郑延卓透露了中共中央关于具体解决两党关系的主要意见。即边区区域维持现状，人员加以委任，军队则请编四军十二师，此外“停捉停打停封，发饷发弹发药”。而整编完成时，待条件许可，中共军队可以遵照命令渡过黄河。战后宪法实施，共党合法存在，得有保障，不致被消灭时，中共党军亦可取消。他进而称赞蒋介石是全面人才，说国民党大有希望[26]，随后，毛还亲自致函蒋介石，说明情况称：“前承宠召，适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兄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27]
共产党的积极反响，同样颇为国民党方面所重视。12月16日，蒋介石再度召见周恩来与林彪，说明：统一团结问题，国民党是诚意的，不是政治手段，希望能真团结，大家在政令下工作。为此，各政治团体要集中起来，所有问题应求解决，并要整个解决，很快的解决，越快越好，不要拖拖沓沓的零碎的解决。蒋声称：只要他活一天，就决不会让中共吃亏。他也称赞中共是爱国的、有思想的，是国家的人才，强调国家是爱惜人才的。但蒋介石在谈话中对于共产党方面所提军队数目，乃至其组成、地区及干部使用等，明显地有不同意见，对于如何解决边区与中央关系问题，也还没有具体办法，对取消新四军问题则绝不让步。当林彪谈话中提到新四军时，蒋介石更断然予以制止，称：“你们既然拥护政府、委员长，而又提新四军，在报纸上、文章中皆是新四军，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今后切勿再提新四军。”[28]
鉴于中共中央的积极态度，周恩来这时亦致电中共中央，主张“主动的找张治中谈下列问题”：（1）中共要求合法化，也欢迎国民党至边区和敌后组党办报；（2）军队扩编一定数目，实行统一军制；（3）边区改行政区，人员不动，实行中央法令，华北各省政府改组，并划行政区；（4）作战区域战后重新划分，目前可依情况作适当调整。18日，中共中央复电说明：（1）在允许合法化条件下，可同意国民党到边区及敌后办党；（2）军队要求编四军十二师，新四军在内；（3）边区可改为行政区，人员与地境均不动；（4）黄河以南部队确定战后移至黄河以北，但目前只能做准备工作，不能实行移动，此乃完全为事实所限制，绝对无法移动，惟东江部队在适当情况下，目前可加以调整。
12月24日，周恩来与林彪正式向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口头提出了中共方面的谈判方案。二人同时声明：如果国民党方面认为这些条件可谈，即请委员长指示林师长留此继续谈，如认为相差太远，则请委员长指示他的具体方针交林师长带回延安商量。
周恩来与林彪所提条件内容如下：“一、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二、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师，请按中央军队待遇；三、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地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四、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时），亦可商承移动。”[29]
其实，国共之间此时的分歧与以前并无二致，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并未丝毫改变其必欲于事实上取消共产党之军队、政权的目的。所谓对共产党“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不过是在共产党“不组织军队割据地方”、“不破坏统一”的前提之下，并非只要共产党撤离某些地区或将军队限制在一定的数量之内。在国民政府军令部研究后经何应钦呈报蒋介石的书面意见中，我们不难看出双方条件差距之大。
对于共产党要求合法化问题，该意见书明确表示反对，声称：“如准其取得合法地位，则尔后不但对其公开分子之活动难于防制，即对其潜伏分子之防制，彼亦可于受到清查时立即公开，以取得法律上之保障，且其党既取得合法地位，则不便绝对禁其于前后方各地（尤其是学校）设立机关，吸收党员，结果将使防制工作完全失效。”对于共产党要求编四军十二师问题，该意见书也持反对立场，认为“我如允予考虑，即使将来不再作更多之要求，而名义饷款给予之后，彼在军政上是否即肯收束，在军令上是否即肯听命，殊无把握”，如此“无异多予以几个擅自扩军之工具，一经彼等在沦陷区内加以配置，则此十二个师所分布之地方，将变成十二军区，彼等既有正式国军名义，即可发号司令，并征丁征粮，所有地方合法政府均难以拒绝，且番号既多，扩充更易，其尔后实力将更见扩张”。对于共产党要求承认边区现状问题，该意见书同样表示反对，因据说共产党在陕甘宁所占地区已达29个县区之多。至于共产党所说战后开赴黄河以北问题，意见书则以该命令“乃系一作战命令，并非分割疆土”为由而不予赞同，断言：“战后军队即须复员，再开往黄河以北有何用处，且此项命令久未遵行，已失时效，应即取消，藉使将来分散制裁，更易收效。”基于上述，该意见书明确认为：“一、判断林、周等此次所提四项要求，系根据本党宽大政策而来，其目的在对于党政军各方面取得合法地位，不能认为有悔过诚意；二、本党宽大政策之真正作用，应为瓦解中共，绝非培养中共，故林、周所提四项，不能做为商谈基础。”“如须商谈，则应以下列原则为基础：（一）中共不应有军队，其军队须由各战区长官各就驻在于战区内者，切实点验，编遣整训，并指挥其作战，不得再自立系统及保留变相武装；（二）中共不应在各地方擅立非法政府，其各地非法政治组织须一律取消，由各该省府派员接管，恢复原有行政系统及区划；（三）以上两项办到后，始可予中共以合法地位。”该意见书认为：目前情况已与1940年制定《中央提示案》时有较大不同，“当时因国际环境关系，对中共重在羁縻，现则中共绝对不能造反，我如能解决即解决之，如其时机未以，则不妨使其停止于非法地位”，“以期动摇其内部，增加其苦闷，俾便将来解决”。[30]
当然，以上意见在国民党当权者中也并非都认为适当。至少在蒋介石看来，这时仍应有折衷的办法。在蒋召开的干部会上，张治中等认为党和政府两项应该可以考虑，军队不能编太多，驻地必须限期开动，然而多数干脆认为，共产党方面所提四项条件与中央希望相距较远，与何、白皓电，即《中央提示案》精神也相距太远，没有讨论余地。一些人更主张提出整个解决方案，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对此，蒋没有表示意见，要求张治中开小组会进一步研究答复意见。小组会最后决定，仍以《中央提示案》为基础，军队移动问题必须解决，且正式谈判仍由何、白出面主持。1943年1月9日，张治中将这一决定告诉周恩来、林彪后，周当场解释说，四项条件与《中央提示案》精神并无不合者，所谓距离亦仅军队数目与移动时间而已，但张治中表示不能接受。[31]
国民党方面坚持要照《中央提示案》解决问题，并且必欲限期移动军队，显然出乎共产党人的意料之外。毛泽东反复考虑后，于16日复电周恩来表示不解，称：“彼方提出以前年提示案为谈判基础，及何、白为主持，除面子问题外，是否还有藉以拖延之目的？”毛表示：“我向陈宏谟、向郑延卓几次表示，部队目前绝对无法移动，不是不愿移，而是无地方无路走。于学忠于两年前派一个团至开封以南接弹药经费，经两年之久不能回去，最后勉强回去，受敌截击，所余无几。去年敌对封锁沟墙加密加严，只容少数人员秘密通过，少奇抵延所述经验千真万确。一一五师师部去秋因鲁南顿不住，曾决定移至苏北，后因扫荡稍缓勉强未动，仍时有覆灭之忧。苏北现亦大不如前，陈毅、饶漱石、曾山等人已于十二日避至皖东。因此种种，李先念部队决难移动，我若向彼松口，表示可与于学忠对调，一则事实上办不到，徒然引起彼方幻想；二则于学忠系中央的人，我方如此提法，是否会引起彼方不满，认为我方有意为难，讨价还价？似宜一口咬定铁一般的事实，暂时不动，将来必动为有理有利。”[32]对此，周恩来亦表示说：“我们答以何、白皓电精神为谈判基础，并非估计他们条件可接近，目前可解决，而是为了更站在有理的地位，不使谈判弄僵，一方面套出他们的具体条件，使林抓住此条件返延，另方面证明不是我们弄僵，而是他们故意为难。”[33]
由于看来“目前条件不会接近”，周恩来显然是在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结束此次谈判了。对此，中共中央也自然不能不表示某种程度的赞同。只是，在中共中央2月初给周恩来的复电中，它仍旧表示希望能够以自己的让步来使谈判取得进展。它为此甚至愿意在军队数目上以减少一两个师来进一步表示诚意。可是，这种让步绝不是这时的国民党人所能够接受的。据报，国民党特别会报年内工作计划，仍以肃清中共黄河以南部队，肃清大后方隐藏分子，加强自首运动为主。显而易见，国民党高层中赞成采取强硬态度者仍占大多数。而随着何应钦出访印度，国民党方面再无主动接触之表示。其特种委员会并通过决定，强调在目前情况下原则上不宜解决问题，一切留待以后再说。故3月何应钦虽然回到重庆，也在28日接见了周恩来与林彪，却丝毫没有解决问题的愿望。就连周恩来等试探着提出是否要以《中央提示案》作为讨论基础，何也不置可否。[34]
蒋介石和国民党不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注意到自1941年以来，中共在敌后处境异常困难。虽然4月间发生了韩德勤部被新四军几乎全歼，韩本人被俘而又被放的局部失利，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的磨擦作战中却占据着优势地位。再加上日军这时停止进攻，蒋判断日本有进攻苏联的计划，美国军援的规模越来越大，国民党的军力反而大大增强。因此，包括蒋介石在内，都自觉不自觉地幻想着寻找机会，一劳永逸地解决共产党问题。两个月之后，这个机会似乎就来了。
5月22日，作为各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突然宣告解散。这一消息使国民党人受到极大鼓舞。还在2月间，驻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就曾以绝密件向负责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及该战区所属驻宁夏的马鸿逵、驻青海的马步芳等，下达了经蒋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指令有关部队“于现地掩蔽，作攻势防御”，一旦“转取攻势”时，当“先迅速收复囊形地带（指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引者）”，必要时得“收复陕北地区”。胡宗南据此已秘密将三个集团军按计划部署完毕。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传来，蒋立即提出，应争取使共产党“将军权、政权统一于中央”。张治中据此与周恩来、林彪谈话，委婉劝说中共交出军队。[35]与此同时，国民党宣传情报部门受命鼓动其主持下的各种社会团体群起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解散组织、放弃政权和武装，统一到国民政府军令、政令之下。6月下旬，胡宗南也有乘机夺取囊形地带的意图并将进攻时间定在7月28日。对此，蒋批示：“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36]而根据中共中央的情报，胡宗南已赶赴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密令各参战部队准备于7月9日发起作战，攻占囊形地带。[37]
由于中共中央及时得到情报，朱德于4日直接致电胡宗南发出警告，中共中央更是将此视为“第三次反共高潮”[38]，又是开大会，又是发通电，公开抗议国民党准备袭击边区，闹得沸沸扬扬。据毛泽东事后告诉八路军总部称：“不但七日外国记者纷纷质问张道藩，而且引起英、美、苏各大使开会，根据朱致蒋、胡电，警告蒋不得发动内战，停止援助，更因延安紧急动员，使蒋害怕不得不改变计划，十日令胡停止行动，十一日蒋、胡均复电致朱，无进攻意，十二日胡下令开始撤退，一个师及两个军部（第一军及九十军），内战危机似可克服。”[39]
蒋之所以紧急刹车，是因为他这时的基本方针仍旧是要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赞同胡宗南秘密部署，仅着眼于胡所计划的“收复囊形地带”即夺取长期控制在中共手中，直接威胁到西安的关中地区。[40]蒋并不想因个别地域的争夺，激成重大冲突。还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第三天，蒋就曾召集其亲信“力陈两点：（一）对中国共产党问题，我应尽力向政治解决之途为最大之努力；在宣传上尤不可造成政府准备以武力解决之印象。（二）对苏联应强烈表示亲善，以促其对华政策之继续演变”[41]。因此，对中共中央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国民党准备进攻延安，蒋自然十分恼怒，怀疑共产党此举是有意要激成事变。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匪猖獗之目的，在引起内乱，破坏抗战局势，减低政府威信与丧失国家在国际上之地位。”“我如被激怒，而向匪进攻”，一旦“迁延不决，则匪势更张，国际舆论对我更劣；如我速战速胜，则匪不过迁移地区，不能根本消除其匪党，而我国内战争既起，复不能根本解决，则国家威信仍有损失，无论胜与不胜，而一经用兵追剿，则彼目的达矣！”既然相信共产党别有阴谋，他只好改变策略，决定“对匪决策仍取守势，围而不剿，必须用侧面与非正面方法以制之，万不宜用公开或正面的方式以求解决也”。他随后更进一步总结道：“处置共匪只有待时，时间未到，只有十分隐忍……不可小不忍以乱大谋。”[42]蒋因此明确指示称：对中共应侧重揭发其“少数人之罪恶”而启迪多数人之觉悟；“对外发言，不必说决不致有内战，根本无所谓内战”。[43]
蒋介石这时的“大谋”，就是要取得美国政府的高度信任。因为这不仅是国民党及其政府继续坚持抗战到底的一项重要条件，而且也是蒋提高自身以及中国的国际地位，向美英等国讨价还价的一个重要筹码。因此，当他得知美国外交官对共产党人的宣传极为不安时，竟不得不向美国人做出保证，声明对共产党虽必须“加以制裁”，“但决不加以武力讨伐”。[44]与此同时，他利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一面公开批评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一面再度表示：“此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45]，表明了国民党不会制造大规模武装冲突的态度。
这一时期的国共磨擦，除了共产国际解散引发国民党军事、政治攻势和共产党反宣传的一个热点以外，还有另一个热点，那就是围绕着蒋介石公开发表的《中国之命运》的小册子，中共中央公开进行的批驳宣传。
蒋的小册子是四五月间面世的，中共中央最初并未做公开批判的准备。然而，随着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发动政治军事攻势，各地参议会、新闻、文化、妇女团体致电延安，要求解散中共，国民党中央社亦发表相关社论，毛泽东马上把蒋《中国之命运》的发表同国民党所发动的“反共高潮”联系起来，指示秘书陈伯达撰写署名文章，进行政治反攻。
7月21日，毛泽东电告驻重庆的中共代表董必武称：“我为彻底揭穿其阴谋并回答其自皖变以来的宣传攻势计，除已发之通电及《解放》社论外，并于本日公布陈伯达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为此，毛泽东要求董收到此文的广播后，要设法秘密印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同时搜集各方面的反响。[46]至8月11日，毛泽东仍在组织批判蒋《中国之命运》的各种文章，“拟于八、九两月发动反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运动，通电全国，主张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以揭穿蒋记国民党实质，并教育自己。”[47]
面对共产党方面对其呕心策划之作毫不留情的抨击，蒋介石的心情可谓复杂已极。其8月1日记称：“本周心气平和，对横逆与诬陷之来，皆能克已强忍，思虑亦较能深入，应益勉之！”[48]
6日，蒋得知董必武竟当着美国人的面批评自己，当即大怒，日记称：“共匪与美国陆军代表以及美国军事评论家福温等对余侮蔑异甚，殊非人所能忍受。”而后，蒋得宋子文自美国来电，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G. C. Marshall）急电劝告国民党，不应在此战争期间对中共动武，又见延安报纸接二连三发表长篇批判文章，蒋的内心难免再受刺激。[49]
23日，蒋介石思前想后，仍不得不暗自劝告自己：“对于共匪解决之决心与计划，不敢出以孟浪。”[50]
但8月25日，蒋介石还是按捺不住，暗自拟定了一个直接捣毁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地区的行动方案。蒋给自己的理由是：“中共问题不能不有解决之方案，如果始终要用十军以上兵力防制陕北，则不如肃清陕北，可抽出兵力在后方各地，分别肃清。”至于行动时间，蒋其实并未考虑周全，只是认为必须在德苏战争未了之前。而具体的行动办法，蒋亦无一定之法，再三讲要“宣传重于军事”，要“力争不战而胜，或少战而胜”，自己方面一加压力，对方就会分化瓦解。说到底，蒋因“中共对余《中国之命运》第七章，最近乃露骨攻讦”，气恼至极，断言“对于政治方法之解决，完全绝望，乃不得不准备军事”。有“冒大险，赌存亡”之心，实际上却依旧下不了决心。[51]
这时，蒋介石在对付共产党问题上的苦恼，在给时在美国的宋子文的电报中有更为直率的坦露。电称：“关于中共最近悖乱挑战、倒行逆施日甚一日之态度，实为从来任何时期所未有，令人百思莫解。以共党今日之势力，决不足以对抗中央也。”他认为中共如此嚣张，怕是“仍受原有第三国际某国之主使”。其用意一在使中国抗战加速崩溃，则以后中国完全为其所操纵；二在此四强协商未成之前，必使中国发生内乱，藉此以延宕协商时期之理由，而达成其防制中美合作之阴谋；三在利用美国强制中国政府对中共勿用武力制裁，同时借助美国之同情而大事宣传，蛊惑民众。“此种国际阴谋实为中梦想所不及”。蒋介石要宋向美国当局口头密告：中共“目前各种叛逆与侮蔑行踪，已暴露无遗。中央如不加以制裁，则国家纪律与民族精神完全丧失，中央对军民之威信甚难保全，以后再不能行使职权，如此抗战亦等于失败。故不得不用纪律处治以明功罪”。“但我中央对中共本无武力制裁之意，始终一以容忍感化为怀。”“惟美国在华之军事长官，今日对此事之态度更使共党鸱张无忌，而使我政府对中共之处理更增困难，不惟不能阻止共党之内乱，适足以奖励我国之内乱也。此又不能不密告美国当局使之特别注意。”[52]
蒋介石所称“美国在华之军事长官”助长中共气焰事，实指美国所派中印缅战区司令官史迪威（J. W. Stiwell）。当年9月6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开幕之际，史迪威忽然向蒋递送“备忘录”，主张调动第十八集团军及胡宗南、傅作义、邓宝珊所部，向山西出击。蒋认为：史迪威此举，“受共党所主使”无疑。“故其语含威胁之意，且名为备忘录，乃欲于将来制裁中共时证明曲在我也。”对此，蒋愤恨不已，暗中痛骂史氏，“诚最卑劣糊涂之小人哉！”[53]
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是因为中国军队的指挥权问题，并非由共产党问题而起。因此，蒋借中共问题向美国军方状告史迪威，更多的只是以此备忘录为借口而已。当然，中共中央这时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对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的批判火力，指名道姓，痛加斥责，毫不顾及其权威与颜面，依蒋之性格，他无论如何都难以容忍。问题仅仅在于，抗战期间，前有日寇，后有美国，虽敌友有别，却都得小心应付，不能凭一己之爱憎而鲁莽行事。因此，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开幕前后，蒋几乎每日都在盘算如何就中共问题表态及决策。
9月1日，蒋指示军令部长徐永昌“准备进攻延安边中共”的军事方案。[54]
9月3日，他告诉陈布雷和王世杰称：“应由军委会或政治部正式宣布共匪之罪状，使中外人士皆能明了其奸谋，如此则共匪自绝于国家，不能再借抗战名义以眩惑世人矣。”
5日，胡宗南到重庆，蒋告胡称：“中共在美国宣传已使罗斯福及其左右迷误难醒，此为最大之困难。然吾人对共匪已取得主动地位，无论其运用外力如何胁制，我决不为所动。惟准备实力与实施时机，应特加注重！”“中央对‘共区’与‘共军’亦应明白隔离，不再承认其为中国军队，更不承认其为作战团体。”[55]
8日，蒋下定决心“对共不用武力讨伐”，其解释是：“对共用兵无异割鸡而用牛刀，若果持久不能解决，徒长其焰，而与敌寇以复活之机。”中共如今“腐化专制，骄侈偷安”，内部“离心离德”，已“无扰窜之勇气”，只消封锁即可使之自溃自灭。[56]
9日，蒋召集文武干部协商十一中全会关于共产党问题的决议草案。据王世杰记：“该草案内容，系一面暴露共党种种罪行，一面表示取消第十八集团军番号并以方法防范共党之叛乱。蒋先生询王亮畴（即王宠惠——引者）、戴季陶诸人意见时，均称甚善。龙云似不甚赞同，但不作明白表示。余人无表示。当蒋先生询及予之意见时，予则力称（一）此一文告之发布，必然造成一种很普遍的印象，即内战将即发动之印象；（二）国际局势正在激剧变化之中，英、美、苏之关系乃至中英、美、苏之关系在二三个月内均将明朗化，我党与政府如于此时造成一种上述印象，于我及盟邦均不利；（三）共党近日行动显有苏联背景，去年蒋先生对于新疆事变不公开宣布共党罪行，或苏联操纵挑拨之事实，一面容忍，一面为一切必要之政治措施，遂使新疆局势转危为安，今日仍宜采取此种慎重态度。”会上，刘斐反驳王世杰的主张，孔祥熙、陈诚则对大体赞同王的意见，最后，蒋决定删去草案中取消共军番号及封锁共党一段。当晚，蒋在日记中写道：“隔绝匪区与取消第十八集团军名号二点，在今日国际环境与战争局势而徇之，尚非其时，故决定暂不加以制裁，惟宣布其罪恶全部以明功罪与是非而已。”[57]
10日，蒋对“中共问题苦思甚切，以其关于各方面甚复杂而重要，不容丝毫疏忽也”。[58]
11日，蒋邀约国民党高层干部谈话，明确表态称：“中共猖狂之目的，在引起内战，以破坏我抗战局势，减低我政府威信，丧失我国家在国际之地位也。故彼策略在激怒我，使我不能容忍，用兵向彼进攻。”而“一经用兵，无论胜与不胜，则彼之目的达成，故应采取守势，围而不剿，用侧面与非正式方法以制之为宜”。[59]
既然蒋认定对中共只能“用侧面与非正式方法以制之”，自然要设法打消国民党人中立即“剿共”的思想。在9月13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闭幕的会议上，秘书长吴铁城做了有关共党“不法行为”的报告，但决定不予公布，而会议关于共产党问题的决议案“毫无刺激性”。蒋介石并且重申“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的观点，强调“这是这次大会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时所应遵循的原则”。[60]
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蒋介石的谈话，显示出国民党中央的态度显示出明显变化。尽管在9月21日的参政会上，两党还是发生了一次冲突。当时，何应钦在军事报告中指责八路军袭击国军，以及非法种植罂粟，生产鸦片，董必武起而反驳，国民党参政员遂群起攻击，董当场退席以示抗议。但是，国民党公开的反共社论及要求中共解散的各地通电毕竟还是销声匿迹了。而且国民党多数参政员亦对何应钦的报告和少数国民党参政员当天的做法，表示不满。“意谓本党既主张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不应对于会中一个中共参政员施行攻击，致令退席。”[61]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明白告诉蒋介石：“决不可对共党问题采取漂流政策，听任事势自然演变”，而应该“采取勇敢果决之决定，约束本党同志，并采取适当办法，以使局势之缓和”。如：“一、严令国军一面须对共党严加防范，一面务须绝对避免挑起战事，否则均以违抗命令论罪。二、告知共党（或面告董必武），共党应立即停止反政府之宣传，中央亦将停止对共党之攻击，俟此点实行，一二个月后再行磋商解决办法。”[62]蒋介石显然接受了王世杰等人的建议。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在国民党参政员谈话会上唱高调，批评所谓一党制决不可变的观点，声称非有竞争不能保持党的革命性。“本党以外如无他党存在，则久而久之，本党必腐化，以至崩溃，其影响将不堪设想。”[63]
10月2日，蒋介石请王世杰向董必武询问改善目前国共关系的方法。当晚，王即向董转达，董当即提出两点：（一）中止相互攻击；（二）放松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与封锁。[64]对此，中共中央做出了积极的反响。在发表了最后一篇公开批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决议的文章后，10月6日，各报刊于一夜之间全面停止刊登批判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稿件。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要“风平浪静以示缓和”。毛泽东并要董必武告诉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不相信国民党政治解决具有诚意，“但延安欢迎政治解决，不愿破裂”。[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