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党左派的初次结合

国民党之有左、中、右派之分，缘自于1924年国民党“一大”实行改组。改组后的国民党显然形成三股力量，一是新近加入国民党的政治上相当激进的共产党人，其人数虽然有限，但多半被赋予组织上的重任，颇为活跃和积极；一是以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为代表的中间力量，他们也是通过这次改组而成为国民党的领导核心的，因而高度忠实于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一是自同盟会以来，始终位居核心地位，但在此次改组过程中，却因为思想渐趋保守，跟不上国民党组织变革的新思路，而被孙中山边缘化的居正、谢持等一批老一代国民党人。这三股力量的出现，不可避免地要在国民党内逐渐形成不同观点、立场以及不同利益上的矛盾以至于冲突。当然，中共自从计划加入国民党之日起，就试图在国民党内扶助和支持起一个由国民党人自己构成的左派势力来。而事实上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之后很快就发现：所谓国民党内的右派，其实都是些反共分子。如果说国民党里还有一些左派，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过去认为孙中山和一些领导人算是左派，现在看来，他们也都只能算是中派，并非左派。“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3]正是因为注意到这种情况，为了避免自己影响下的民众会受到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影响，中共中央一度甚至决定：“凡非表示左倾的分子，我们不应介绍他入国民党。”[4]

1925年3月孙中山的突然去世，使情况发生了某种变化。处于边缘化的老一代国民党人开始另立中央，形成所谓“西山会议派”。继续留置中央的原被孙中山视为核心力量的中生代领导人，或被杀，或被逐。剩下一个汪精卫，势单力孤。被苏联顾问捧起来的蒋介石虽然得以跻身两大领袖之一，其在国民党内的人望及基础都还相当薄弱。如此领导人，对苏联及其苏联顾问一时过度依赖，并表现左倾，实不可免。与此相映照的是，五卅运动爆发以及省港大罢工等运动的兴起，共产党不仅在组织上迅速壮大，在国民党内日渐居于主动地位，而且因其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宣传上咄咄逼人，其影响和声势也空前扩大，从而导致共产党人在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内地位空前提高，影响大幅加强。即使应国民党方面的要求，中共中央承诺把自己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里的中共党员人数限制在三分之一，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后，共产党员还是占据了国民党实权机构中央党部一个处和八个部里面几乎全部的领导岗位。[5]这也就难怪，连共产国际也会表示担心“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我们“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6]反对“包办”，主张更多扶植国民党左派力量的提议由此而生。

共产国际的担心，很就被“三二〇”事件的发生和“整理党务案”的出台所证明了。但是，这一切也并没有影响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的实际控制程度。在省一级地方党部以及大量基层国民党组织中，共产党人仍占据着多数领导地位。广东、上海、北京、湖南等几个重要地区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几乎还是在共产党人的主导之下。不少地方在国民党内负责的共产党员，甚至为了抵制蒋介石，不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指挥，不与国民党上级党部发生关系，不经过国民党的组织手续直接按照中共的策略方针行事。即使是中共中央，也习惯成自然地在自己的文件中径行要求各地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尤其是上海党部，应如何如何，并具体指示行动的要点。[7]正是因为共产党这时的作用太大，蒋介石虽推动通过了《整理党务案》，力图严格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行动，同时却也不得不力主成立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在公开承认“两党合作”的条件下，希望能够通过这一联席会议，协商解决两党之间的纠纷，“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8]

很显然，和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的情况相比，“三二〇”事变造成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局面。随着西山会议派另树异帜和胡汉民等中派被逐，以汪精卫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层原本已趋向左倾。如今汪、蒋再度分裂，而汪不辞而别，蒋公开“限共”，刚刚左倾的国民党因蒋的强势而迅速形成一个握有实权，特别是握有军权的“新右派”。但蒋的基础亦不稳固，一方面，国民党这时的军队绝大部分又都是由军阀武装改编而来，基于利益的关系，与蒋介石及其第一军的关系亦十分微妙；另一方面，以蒋之资历，特别是以其军人身份出掌党政大权，不可避免会引起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满。即使在蒋介石身为校长的黄埔军校中，共产党人的影响也已相当深入，许多年轻学生均是共产党员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员，他们也很难接受蒋介石的做法。如此五色杂陈，蒋固然一时左右了局面，却在客观上催生出一个敌对的松散联盟出来。鲍罗廷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情况，并明确提出用汪精卫的旗号来组织这支力量的策略。用他的话来说：“在这个时候汪精卫的名字可以把蒋介石的所有对手都联合起来。”[9]而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整理党务案》把共产党员排挤出了国民党中央的实权部门，且在相当程度上约束了各级共产党员的言论行动，中共已不适宜继续以国民党左派的面貌出面，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进行斗争。在国民党内扶植左派，恰好又是共产国际所反复要求的。如果能够把国民党内不满蒋介石的力量统合起来，不论其是否可以算得上左派，至少也可以便利中共抑制蒋介石一派人的斗争目标。

在经过了将近三年的实际工作之后，中共这时要在普通国民党员和比较年轻的国民党军人当中来组织左派，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考虑到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这时认定左派的标准，也不像过去那样凡事均以是否赞同中共中央的各项具体政策为准。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新的左派标准这时已经逐渐形成，这就是否赞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即“联俄”、“联共”、“拥护工农”。赞同者，即为左派，亦即是革命的；反对者，即为右派，亦即是反革命；对此怀疑动摇者，即为中派，或是新右派。[10]据此，中共中央这时的基本策略，就是打出“迎汪复职，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旗号，最大范围地造成和组织左派力量。[11]

但是，真要想形成一股能够对抗国民党新右派的左派势力，仅仅靠左倾的青年军人和激进的年轻党员是远远不够的。尽管中共中央再三强调：没有左派，造也要造出左派来[12]，事实上要造成几个能够被推出来代表左派党员讲话的领导人，也并非易事。正如陈独秀所言：“无领袖的群众又何能成为有组织的争斗？”[13]问题是，公认的左派领袖汪精卫远适异国，不知踪迹，“一般左派领袖”，政治上与中共亦同样颇多隔阂，故共产党人亦多看不上眼。[14]他们认定：这些人“对我们虽表示愿与合作，但另一方面不免怀疑C.P.，觉得C.P.可怕”，因而暗含排拒心理。[15]故他们今天认为某某表现尚可，明天就可能看法大变。如对陈公博，9月20日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还认为陈属于左派领袖，只是属于“右倾的左派领袖”；一周后在给湘区的信中就强调：“陈公博此人十分不可靠，为要做官可以作出许多无耻卑贱的行动，我们有适当机会必须打倒他。”[16]对丁惟汾，9月20日还认为与陈公博一样，一个多月后就指其为中派。[17]对顾孟余，中共中央在正式的报告中虽然把他也列入“左派领袖”之列，在内部议论里却毫不含糊地断言：“顾等是很少希望的”，他们“已不是什么左派、中派，全是右派”，不过在反蒋中有作用罢了。[18]即使是这时共产党几乎一致认为是“最好的左派”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甘乃光，只因为其在对待农民运动问题上与共产党人态度有所不同，也很快就被排斥在左派领袖之外了。[19]这也就难怪，广东的共产党人再三讨论，也找不出谁是真左派，只能把那些看起来摇摆不定的国民党领导人定义为“准左派”。认为对这些人，只能“表面尊重他的独立，但实际上我们要有领导左派群众的实权”，否则难保其不会转而成为中派或右派。[20]对此，鲍罗廷一言以蔽之：所谓左派，只有国民党名义下的各界民众可以算得上。认为现在上层某人某人为左派，是极其滑稽和靠不住的。[21]

1926年10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及各省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出席中执监委员34人，各省区党部代表52人。[22]中共中央一本前此方针，明确指示各地“多派可靠、赞助汪的代表去出席”，“实在不得已时再派我们同志去”。同时，与会的共产党党团亦规定：共产党员均持妥协态度，“凡事均让左派上前”，尤其是对国民党内部事务，“比较取不参与态度，听左派自决进攻中、右派与否”。但即使如此，以张静江为代表的中派或新右派，在会上仍旧受到相当压制。比如，张要指派人代表未能来人的各省出席大会，遭到否决；张内定大会秘书长由中央秘书长叶楚伧兼，与会者四分之三通过另组大会秘书处；张极力淡化迎汪案，并以不知汪精卫所在何处为由，反对派代表迎汪，更是遭到与会者的嗤笑和否定。[23]会议并且顺利通过了在鲍罗廷推动下形成的带有左倾色彩的《本党最近政纲决议案》。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规定了在农村要实行“二五减租”、农民有组织农民协会及农民武装之自由；在城市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厂主应给工人适合之工资，例假休息亦应照给，且每星期工作时间不得超过54小时等。[24]

国民党中央及各省联席会议的结果，虽然未必让中共中央满意，它却清楚地反映出共产国际的策略主张是成功的。共产党人在会议期间始终保持低调，并不出面，只“帮助使一部分左派能有一比较固定的联合，每日会商一切”，形成统一意见，然后便由他们去冲锋，就能贯彻自己的意志。对于这种情况，被共产党人视为中派的孙科等人都看得很清楚：不管左派怎样闹，“即（只）要找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侯绍裘一疏通，会场中便没有问题了”。[25]中共中央固然说：“左派仍然没有力量，三月二十日的余威也还存在。”[26]许多左派分子不可靠，且彼此多不信任，有些人更是投机。[27]如今“无论何事，左派均先问C.P.意见，C.P.不表示，便不敢做。就是此次K.M.T.中央与各省党部联席会议，还几乎是C.P.包办，C.P.不包，他们便无法办”。[28]但是，陈独秀等人也不能不承认：一个可以利用来制约蒋介石的左派力量正在形成。特别是由于这次会议上左派不仅取得了优势，而且在中共帮助下有了联合的组织，不论其今后可靠与否，他们“反右拥汪”的斗争勇气和热情必会大增，从而必能促进各地左派分子活跃起来。他们甚至相信，“左派的胜利是有把握的”。[29]据此，中共中央明确提出：“现在不能拿赞成解决土地问题做真正左派的标准。”实际上，国民党内部的分化，突出地表现在对工农运动的态度上。国民党中一般游移分子，自两湖工农运动突起之后，均“恐怖而表现右倾”。一是害怕工农运动太过激进，伤害城市工商阶级和农村士绅阶层，并刺激列强各国政府，妨碍北伐进行；二是相信民众势力都握在中共手中，民众运动太过发展，等于中共势力不断扩大，结果必然会削弱国民党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认为，即使只是扶植起“一些和右派不同不能和右派合作的左派，做我们和右派间的缓冲，也有很大的作用”。故国民党内，凡赞成工农运动者，特别是在农村，赞成“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迫切的要求”者，亦即拥护10月联席会议公布的“最近政纲”者，均可视同左派。[30]

10月联席会议之后，国民党内拥护三大政策和拥护汪精卫的呼声日渐高涨，但正如陈独秀所言：“联席会议的结果，表面是左派胜利，实际议决自议决，实际掌握政权的蒋介石，执掌党权的张静江、丁维汾等浙江派山东派，均藐视决议案而日行其右倾政策毫无所顾忌。”[31]因此，要想将所谓左派国民党人结合起来，形成力量，根本改变二届二中全会后所形成的带有军事独裁性质的权力格局，就靠鲍罗廷再度运用策略手腕了。因为，只有鲍罗廷有能力利用国民党高层中间已有的矛盾，造成一部分领导人与蒋介石等人之间的对立，从而把那些原本摇摆不定的国民党领导人绑到“反右拉汪”的战车上来。

这个机会很快就被鲍罗廷抓住了。10月22日，蒋介石致电张静江、谭延闿，力主迁都武汉。[32]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最初均不同意，但至11月中旬，注意到蒋的总司令部在南昌，广州中央迁移武汉需要一个过程，蒋因下一步军事行动的需要亦不可能改驻武汉等情况，鲍罗廷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从蒋介石及其亲信夺回国民党中央权力的大好机会，因而很快改变态度，支持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北迁。鲍特意约同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和宋庆龄等，以调查各省党务、政务为名，先行启程北上。到12月5日，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才依据11月26日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的决定，宣告停止办公，分批北上。正是利用了这一时间差，鲍罗廷组织先到武汉的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负责人，以党政核心不能停止运转为由，提议由徐谦、孙科、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再加上湖北政府委员会主席邓演达、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董必武，组成一个临时联席会议，并于12月13日正式宣告成立，通过这种方法轻而易举地就把党政权力从蒋介石的手中夺了回来。[33]直到这时，蒋介石才开始意识到上了鲍罗廷的当。因为迁都是他自己所提议，鲍罗廷等人的理由亦无隙可击，蒋自然不好公开反对。但他还是很快做出了反应。张静江等刚到南昌，蒋即将同行的谭延闿、林祖涵、朱培德、何香凝、顾孟余、陈公博等召集在一起，以中央政治会议第六、七次临时会议名义，宣布党部和政府暂驻南昌，待召开二届三中全会之后再定最后驻地，在武汉则另立政治分会，以取代临时联席会议。但是，蒋介石出尔反尔，理由牵强，且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不过暂代中央权力，随着党政领导人陆续抵达，即可取消。再加上其代行中央职权已成事实，诸多内外工作已经展开，突然改变，对国民党自身影响及损失都太大。因而蒋骤改前令一事，备受非议。鲍罗廷乘机再提“三大政策”观点，暗示蒋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态度暧昧，并推动徐谦、孙科等原本即不满蒋军事独裁企图的国民党领导人，发起“恢复党权”运动，这就进一步阻塞了蒋介石前往武汉、再度用张静江等夺回中央权力的可能性。如此一来，蒋介石不仅再无力改变迁都武汉的决定，而且武汉的国民党领导人也多半站到了拥护“三大政策”和拥护汪精卫的旗帜之下。蒋介石用来左右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浙江帮”，彻底地被孤立了起来。[34]

迁都一旦成为事实，鲍罗廷、共产党和国民党众多领导人第一位的目标，就是马上召集二届三中全会，一改二届二中全会所造成的权力格局。对此，蒋介石自然是痛心疾首，深恶痛绝。[35]但是，蒋并非没有政治头脑。不到摊牌的时候，他不能公开反对召开中央全会。不过，在极强的自尊心的作用下，蒋坚持会议必须等他到武汉后再行召开，即试图以此来显示其不可或缺的权力核心的重要地位。[36]蒋并非不准备参加会议，为此他特别派其亲信陈果夫前去武汉参加会议前期工作，但他告诉陈：“他们能等我，等到3月12日开会，就相信他们有诚意。”[37]

对此，武汉方面自然不会毫不知情。在3月7日谭延闿等带着蒋介石口信来到武汉，在当日召开的会议上，他们再三主张会议延期，并强调不要因为会期问题引起党内分裂。但会议中支持谭者仅李烈钧和陈公博两人而已，徐谦和孙科的态度明显左右摇摆，既想杀下蒋之威风，又不想真的造成对立。宋庆龄从始至终未作表态。国民党人中仅顾孟余坚持会期不宜再延。结果，事实上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共产党人。因为其人数居多[38]，态度一致，并且坚持在不足法定人数的情况下投票表决，决定如期开会。[39]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蒋介石缺席的情况下，于武汉正式召开。出席会议者执行委员18人，候补中委11人，候补监委4人。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显然满足了众多武汉国民党领导人改变二中全会后权力格局的愿望。而中共中央公开致函国民党中央，斥责蒋介石公开扬言制裁共产党，质疑国民党中央为何不“明白制裁”蒋之言行[40]，更是极大地推动了会议通过一系列针对蒋介石的决议。如会议通过的《统一领导机关案》，取消了二中全会以后实行的带有独裁性质的主席制，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由常务委员会对党、政、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并设立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审议政治、军事问题，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执行。[41]会议通过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则规定，军事委员会必须由中央委员中军事人员与文职人员两部分人组成，并设立主席团，主席团之决议和命令须4人签名方能生效，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及军长等，必须由军委会提出报中央委员会任命。[42]与此同时，会议还通过了《统一外交决议案》、《统一财政决议案》等，严禁个人干预外交与财政。[43]所有这些决议案的矛头所向，都非常清楚地指向蒋介石，并旨在剥夺蒋通过二中全会所取得的种种特殊的权力地位。而为了限制蒋介石的“封建思想”[44]，会议甚至通过决议，取消了军事政治学校的校长制，改为委员制，意在阻止蒋介石利用校长身份和权力培植私人势力。[45]与此同时，会议还通过了《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主张立时召开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由共产党派负责同志加入国民政府及省政府”，“共同担负政治责任问题”。[46]

二届三中全会改选了党政军领导机构。张静江被全面排除在党政领导机构之外。蒋介石仅当选中央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未能当选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和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相反，跨党的共产党人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等再度进入党政领导核心。而与在党、政、军三方面均高票当选，并进入最高领导机构的汪精卫、徐谦、谭延闿等人相比，蒋之权力失落极其明显。这种情况显示，武汉的国民党人，已经于不期然中开始成为了左派的大本营，并且从蒋介石手里夺回了党政的最高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