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工农运动与军队的反动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工农运动在各地占据绝对优势。各地都先后出现了激烈反抗的情况。1927年2—3月间，仅据报载，在湖北一地，就先后有汉阳、阳新、监利、新堤、麻城、汉川、夏口、钟祥、黄冈、天门发生了捣毁国民党党部和农协，残杀国民党员和农协会员的严重事件。在武汉，工会的势力虽然依旧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但是经济形势变得十分严重，企业倒闭者日渐增多，总共9个纺织厂，一个歇业，一个厂主跑掉，其他减产均在30%左右，营业全部亏损，金融财政状况更是变得十分困难。武汉政府的财政预算要1200万元，而各省自顾不暇，政府只能就湖北一地来取得收入，但湖北的收入还不到300万[92]，故政府不得不一面靠大量发行国库券凑数，一面开始通过盐斤加价、煤油特捐和集中现金等办法，向百姓进行征发来维持财政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限制工农运动的声音自然逐渐高涨起来。为此，中共中央也明令两湖地区党组织采取措施，防止“过火”。因此，从2月开始，共产党人已经在接连发布文件，开始约束工人运动。
最先采取行动的是中共湖南区委。1月下旬，常德工会借反英运动，领导所有外国资本的企业以及教会学校、医院等职工，发起罢工运动。工会要求规定最低工资不得低于20元，并以此为基础按比例增加所有职工的工资；职工遇有婚丧喜事应预支半年工资；没有正当理由辞退职工，应发给3年工资的退职金；每年应发给15个月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为职工提供住房和伙食，或者每月发给十元钱房贴和伙食费；每年给假一个月，另春节放假半个月，元旦放假3天，一切革命节假日均应放假并保留工资，等等。由于外国人不能接受这种要求，工会即派出纠察队包围了所有工厂企业和学校、医院等，“甚至包围了洋人的私宅，不准洋人同外界随便联系。洋人陷于一片张惶失措的境地”。各国领事集体抗议，并命令所属国民全部离湘。[93]此事闹得沸沸扬扬，难以收场。2月6日，中共湖南省委率先发布了关于城乡工人运动的原则的通告。指出：过去对各地工人运动“我们取的放任态度，未能积极管理，以致有些地方闹得很糟。等到发生问题时，我们想去管理，又无一个普遍的原则，于是零碎应付，困难丛生，甚至与农民运动与商人都起冲突。我们现在在国民革命过程中，亟需一个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不仅要巩固此一联合战线，而且还要极坚强、极妥善地运用此一联合战线。若是照上面的情形听它延长下去，是再危险也没有的”[94]。两天后，湖北省总工会也发出严整纪律21条规定，明令工人在工作上应受工厂或店家管理人之正当指挥，并应遵守工厂之正当规则；工会不保护违犯正当厂规之工友；工人受工厂或店家管理人之压迫与虐待，应即报告工会，先用和平方法交涉，不得擅自争打暴动；工人与厂主店东之间如发生争执，非经两次之和平交涉，不可有罢工等行动；纠察队不得有任意打人抓人及其他违犯纪律之行动；严禁工人一切敲诈勒索等非法行为；严禁工会绑人游街；严禁工人打工人。[95]
然而，这个时候两湖的工农运动，事实上已经处于某种无政府的状态之中了。武汉国民党中央也曾试图指导和约束工人运动，但除了政府出面组织的湖北劳资委员会能够起到一些调解作用以外，所发文件通常都是一纸具文。如1月26日临时联席会议就曾经明确提出：汉口各人民团体应约束会员，不得自行捕人及其其他越轨行动。[96]几天后，临时联席会议也发布通告，“禁止人民个人或团体自动处罚”。[97]结果是决议也写了，通告也发了，马上就有工会给国民党中央来了一个下马威。汉阳机器工会因与周恒顺机器厂和胡德顺木样厂厂主发生矛盾，竟派纠察队封闭了两家工厂，将一家厂主五花大绑置于工厂空地上，将另一家厂主关进厕所，同时把两家厂主的家眷，连同婴儿一并监禁起来，禁绝饮食，甚至不许哺乳。此事虽经汉阳机器联合会紧急函告武汉国民党中央，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也转请省总工会出面调解，但汉阳机器工会还是将两家厂主及其家眷关押了数天，直逼对方做出让步，并交上罚款，才算了事。[98]其实，不要说下层工会，就是总工会，也常常是自行其是。如3月间，水电公司就发觉燃煤即将用尽，于是开了一张1.3万两银子的支票去向日本三井洋行买煤，结果却被正缺经费的总工会得知后拿去，说是派有别的用途。尽管此举可能导致整个汉口发生停电，但在外交部长陈友仁将此事提出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时，却没有人能奈总工会何。[99]
因为无政府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流行，各级工会往往只考虑工人自身的利益，不可能从政府和全局的角度来约束工人的要求，就是对总工会也时常阳奉阴违，自行其是。结果就形成了经济形势越困难，工人要求改善生活的标准越高，越是满足工人的要求，经济情况也就愈加恶化的一种恶性循环。
仅这时武汉的情况为例。经过一个多月的罢工和政府出面组织的劳资仲裁委员会的调处之后，到1926年底，武汉各行各业工人店员的工资都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据总工会报告称：“原有之最低工资者已提高到一倍半，其次亦加到一倍，最少者亦加到三成”；工作时间也较前大为缩短，“最高者十二小时，有一二特殊情形者亦应限制不得超过十四小时，普通者多系规定八九小时”。在其他待遇方面，工人店员等均“取得星期休息、例假及医药死伤抚恤等，如女工产前后之休息，照给工资，童工学徒增加工资与改良待遇”等。[100]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劳动成本大幅增加等等，进入1927年1月以后，物价又有进一步上扬，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部分工人店员刚刚得到的实惠。于是，各个工会的要求，以及劳资仲裁委员会的解决标准也随之提高。[101]尽管政府方面以至于共产党人都曾强调要照顾到中小资产阶级的困难，但工人店员方面并不理解。他们甚至一面依据省总工会的要求宣布整饬纪律，一面却公开为自己要求进一步提升工资待遇而进行辩白。声称：“说某店管事因工友要求条件吞烟毙命，就是说某店因店员要求加薪，而致折本。要知工友要求，不外加资减时，究与管事何干，甚至而吞烟呢？”更何况，工友“今日所求，亦不过望店主少赚一点给我们以些少牙慧，又何至因此而折本！”如果真有折本，那也要怪“交通梗塞，帝国主义的经济操纵所致……只能归咎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吴佩孚、张作霖等逆与本省之一切反革命派的骚扰破坏，绝不能说是我们要求加薪的原故”。[102]由此不难了解，工人和厂主、店主，乃至于和政府之间对问题的理解，差距何其之大。因此，即使是总工会，也不能不进一步提高工人工资的要求条件。如总工会1927年1月下旬就进一步规定：最低工资不得低于每月13元，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10小时，特别工作时间（指必须两班倒者）最多不得超过12小时。[103]
当然，各个企业劳资纠纷解决情况因具体环境会有所不同，很多工厂工人工资的改善其实并未能达到上述标准，然而不少店员工会则迫使商家做出了高于总工会规定的水平的让步。但还需要注意的是，工人店员经济收入的提高，也并不仅仅体现在增资减时上，相当一部分改善是体现在几乎所有劳资纠纷中都会碰到的其他待遇问题上的。如工人店员病假、休假、探亲、女工产假与哺乳，企业得负担工资；工人店员因伤病失业之养老、因工伤死亡之抚恤，企业亦得支付相当费用；而且企业还得向工人提供伙食费、工装费、探亲交通费，以及一定的教育费等，阴历年底还应分红或发双薪。除了工资待遇大幅提高以外，工人店员休假也较前大大增加了。除每周得休息一天外，全年还得以享受元宵、端午、中秋、五一、国庆等各放假一天，春节放假三天或一周。再加上政府、工会等频频有集会游行之事，2月一个月即有初四、初五、初九、十一、十五5天集会和游行，如此全年不工作天数就已超过100天了。即使不考虑工资等金钱方面的改变，仅据对武汉几家纺织厂调查的劳动时间和生产效率方面情况，已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厂家这时如何不亏本。据统计，2—3月间，工会平均每月要举行罢工游行4次，昼夜便损失8个工；过去每10天休息一天，吃饭不停工，现在每7天休息一天，每班吃饭休息45分钟，如此昼夜又损失4个工；因病假要给医药费并照发工资，每一名工人请假，厂方即须请一人替班，如此厂方等于要付出差不多三个工人的工资；而因为厂方无监督检验可能，一些工人没病佯称有病，一千多人的工厂，经常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请病假不上班，其损失程度更是可知。至于革命以来工厂普遍发生的怠工问题，因厂方无辞退权，工会又必定为工人袒护，自然也是愈演愈烈，以至“纱断不绝，休息吃烟，借上厕所中彼此坐谈，暗地偷睡等等怪状，层现迭出”[104]。对于这种情况，就连武汉国民党领导人也有亲身感受。据孙科、徐谦讲：“他们在衣铺定做两套衣裤，过了约期，老是取不到手。质问老板，我们现在都是处在打而不倒的境地，工人每天出去游行示威，工作连天地停顿着。他们仅只回店来吃饭，吃完饭，又出去开会或是游行。我们本要停止营业，可是停业又要受工会的处罚。现在勉强开着，事实上等于停业。你们做的衣服不要说两个星期不能交货，就是再过两个月，还是不会做的出来。”[105]大批工厂商店陷到如此困境之中，再加上因战争关系和租界冲突，导致长江上下游和南北铁路交通几近中断，武汉的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已是必然。
经济和金融形势进一步恶化，引起了武汉国民党领导人的重视。实际上，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并通过的《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虽然包含着两党之间进一步密切合作的意向，同时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武汉国民党人希望改变中共包办工农运动的一种心理。决议之所以会把解决与共产党“共同指导”民众运动，“特别是农民与工人运动”的问题，放在第一条，显然不是共产党人自己的主意。[106]当然，这也并不等于说，武汉国民党人已经开始在工农运动的基本政策上与共产党人发生了怎样重要的分歧。甚至，邓演达等人还在想着如何进一步深入革命的问题。根据他的提议，国民党中央批准由徐谦、顾孟余、邓演达和共产党员谭平山、毛泽东组成中央土地委员会，试图立即着手准备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就是最明显的例证。邓演达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要真能成功，非得到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拥护不可。但是要农民群众拥护我们革命，非要解决土地问题不可。故“应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以做成乡村间普遍的革命现象”[107]。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武汉国民党人未必想要与蒋介石一派人公开破裂，事实上，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双方走向全面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了。
3月16日，被蒋委以负责江西省执行委员会的段锡朋，在“呈准总司令部”后，即组织人员先是封闭了左派报纸《贯彻日报》，进而冲击受命于武汉中央的九江市党部。次日更一举捣毁了市党部、总工会、第六军政治部、农民协会等处，导致左派国民党人死伤二三十人。[108]3月23日，总司令部特务处副处长温建刚等人又在安庆组织与武汉任命的党部对立的分子，殴伤出席国民党安徽全省代表大会代表数十人，并捣毁安庆市党部等处。3月30日，武汉任命的浙江省党部及其所属民众团体亦被捣毁。次日，参加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在重庆组织的反英大会的民众，亦遭军队开枪射杀，导致大批人员伤亡。4月9日、宁波、厦门、南京均同时发生蒋系势力以武力夺取党政权力的事件。
面对这一新的紧张形势，武汉国民党人最初显然仍旧想在不失尊严的情况下寻求一种政治解决的途径。因此，武汉国民党领导人对各地发生的这些情况一般均持慎重态度，除了下令调查外，最多不过是否决蒋介石任命的各地党政组织，而另委他人。即使个别地方党部对蒋系势力发起反击，也仅仅是因为当地有拥护武汉中央的驻军在幕后支持，且发起者均为共产党人。如4月2日共产党人与左派国民党人携手在江西南昌捣毁蒋任命的省党部等，夺得党权，即是因为同情武汉中央的地方军事领导人朱培德受命重组江西省政府，共产党人朱德又是南昌市的公安局长。但是，武汉国民党人的愿望显然无法实现。4月11日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汪精卫带来的蒋介石等决心在南京开中央全会并必定另组政府的消息，使武汉国民党人意识到，破裂已经迫在眉睫了。[109]两天后，武汉方面又进一步得到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工人纠察队被缴械的消息。就在汪精卫等气愤地大叫“简直是反了！”之后不几天，就又传来了蒋介石等人在南京已经另立中央和政府，以及广东李济深亦公开附和南京的消息。武汉国民党人对此表现得异常愤慨。汪精卫公开演讲说：“自从蒋介石创办黄埔陆军学校以来，民众、国民党人、共产党人，都拿自己的血来帮助他，完成国民革命。做梦也不会想到蒋介石会将民众、国民党人、共产党人的血如此流法。……如今还集合一班反革命的人来打击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左派中的共产党人不用说，是他所欲得而甘心的。纯粹国民党左派的人呢，加上一个勾结共产党的头衔，去之惟恐不尽。”但我们是不会听任蒋介石这样做下去的，“革命是永远前进的，在往前进的时候，遇着阻碍，只有毫不游移的将他扫除”。[110]但无论武汉国民党人怎样慷慨激昂，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成立，毕竟使本来就已经深感困难的武汉政府，更是彻底地陷入到四面受敌的境地之中了。
形势已经如此恶劣，武汉国民政府却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麻烦，即与列强之间的关系这时高度紧张。因为，3月26日刚刚发生了南京事件。北伐军进占南京后出现抢劫外侨现象，导致英美炮舰施以炮击，并将威胁的矛头指向在武汉的国民政府。紧接着，就在武汉政府所在地的汉口，又发生了“四三”事件。事情是因为一名叫刘炳喜的车夫与日本水兵发生纠纷被刺伤，引发群众暴动，与大批登岸的日本水兵发生冲突，多名中国民众在冲突中被日水兵射杀，而日租界亦被群众围困，日人工厂、商店均被迫停工歇业。这无疑又将武汉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关系弄得高度紧张。而这边“四三”事件刚刚发生，那边湖南省总工会等民众团体，激于对南京事件的义愤，又自动实行对英罢工、强行接收青年会和封闭外国工厂，进一步引发英美新一波抗议。与此同时，一直得到武汉政府支持的外国银行行员等外国企业员工的罢工斗争，因罢工方要求过高，迟迟不能达成妥协，也成了加剧与英美之间紧张气氛的一种因素。[111]面对如此困难和复杂的形势，特别是面对列强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武汉国民党领导人显然已经有些手足无措、应接不暇了，他们开始抱怨民众运动，并找共产党人来想办法。汪精卫明确讲：目前“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太自由了，适足以逼得他们形成一条联合战线”。谭延闿说：过去在广东外交办得很好，就是因为不对外国人加以个人的攻击。而现在却时常发生攻击外国人的现象，如何能好？孙科亦坦言：“这简直是自杀，把一些工厂都逼得关了门，政府又没有几多钱来救济，试问他们吃什么？”据此，汪精卫提议：“鉴于近来的形势，有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之必要。一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问题；一是国民党员与共产党员如何合作的问题。”必须召集一个所有中央执监委员参加的谈话会，一次不够两次，两次不够三次，“总要充分的讨论，把各人的经验都贡献出来，求得一个圆满解决的方法”。[112]
恰好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从上海来到武汉。因此，汪精卫和谭延闿率先与陈独秀交换了意见。谈话中，汪精卫明确认为：“帝国主义最怕的是工农运动”，“因此，工农运动也许不应当那么激进”。谭延闿也告诉陈独秀：唐生智特别讲过，他支持工农运动，但他的军官们不同意。他们反对农民夺取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如果现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这种发展趋势不改变的话，他将很难管住军队。同样，宋子文原本也是赞成工农运动的，但是他的职责要求他不能不从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设法约束工人过高的要求，以稳定财政状况，结果一些工人对他恨之入骨，使他找了个借口不再返回武汉了。汪精卫也告诉陈独秀，他刚刚收到一封由五十余人签名的信，信中对共产党人包办工农运动的动机表示怀疑。汪、谭都对工农运动完全不受国民党控制表示了不满的态度，希望共产党在任何问题上都要同国民党进行讨论，并一致行动。[113]
严格地说，中共这时很清楚武汉政府所面临的形势如何。因此，在鲍罗廷的建议下，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也明显地赞同进一步约束工农运动的做法。但是，他们的这种态度，显然与莫斯科的要求有着很大的差距。受命前来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精神的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罗易，这时就特别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说明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多数委员，只是表面上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实际上他们并不同意它。[114]只不过，在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监督和指导之下，随后召开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还是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当激进的决议，以显示其决心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的态度。会议并且通过《土地问题议决案》，宣称“共产党将领导农民从事于平均地权的斗争，向着土地国有、取消土地私有制度的方向，而努力进行”。其新的国民革命农民政纲，也将原先向会议提交的“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115]，进一步修改为“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并“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116]而在《职工运动议决案》中，会议也按照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案的精神，提出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因此“要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一直到要求没收一切银行、矿山、铁路、轮船、大企业、大工厂等归国有的实现”；“要求参加国有产业的生产管理，监督生产，使国有产业能向非资本主义的路线发展”；“要求政府实行高度劳工政策，颁布劳工保护法、工厂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及最低限度工资等，使工人生活水平线能随时提高”等方针。包括对小资产阶级，也明确规定不能因为联合战线的关系而消极让步，必须继续给手工工人和店员的斗争以积极的拥护。[117]会议的公开宣言甚至明白宣布，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固然是国民革命的指导者，但是“为着强健这个同盟，无产阶级要在革命斗争中行使领导权”[118]。
中共“五大”的相关决议案及其宣言，显然不能让汪精卫等人看到解决两党关系问题的前景。“五大”召开期间，就接连发现湖南民众团体擅自赶走长沙、岳阳海关外国职员，并拒绝财政部派员接收，自行将两关收入挥霍一空；航行湖北宜昌至四川重庆间福川轮船到宜昌时，被工会扣留，且随便翻拿东西，弄得四川的货不能下来，湖北的货不能上去；湖南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在未报中央的情况下，已经处死四五十人。这些情况，让汪精卫等人颇感气闷。应邀出席中共“五大”，听到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的解释后，汪感觉国共两党还可以合作，但徐谦则指出：理论是理论，事实是事实。说中国革命要保护小资产阶级，而许多小商店都是因为店员工会的缘故，弄得开门也不好，关门也不行。就理论上来说，工会是共产党领导的，何以共产党并不能完全指挥工会呢？又有什么办法能使工人了解商民在国民革命进行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呢？再如理论上国民革命要保护小地主，事实上在湖南不管大地主小地主，都要交出田产，何来保护？汪精卫也承认：“不顾事实一味的左倾，也就会发生‘左，左乃陷大泽中’的危险。例如主张激烈的工人运动，弄得许多工人失业，没有办法。再如农民运动，把一般地主都赶跑了，农民自己没有资本耕种，也是没有办法。又如我们占据了外国人的财产房屋，又没有作同他们宣战的准备。这些危险是几（怎）样的大？”[119]
“五大”刚一结束，汪精卫就与徐谦一道，再度找到陈独秀，就以下四点提出质疑：（1）1927年1月3日占领英国租界的行动，不是根据国民党的指示采取的，而是在共产党人宣传鼓动的影响下进行的。（2）何时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国民党对此一无所知。这是共产党人未向国民党通报的情况下提出的。（3）存在两个党组织是不合适的，如果领导权属于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跟随他们，那就不需要共产党；如果是另一种情况，领导权在共产党人手里，那就不需要国民党。（4）苏联在唆使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作残酷的自我牺牲，但是苏联自己却不积极参与这种斗争。汪精卫明确告诉陈独秀：朱培德等将领专门来电，明确表示反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他随即提出：现在问题的症结在于：“谁领导谁？群众跟谁走？跟国民党走还是跟共产党人走？”他进而将所有责任都加到共产党身上，指责“国际关系和军队状况的恶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共产党人的过错”。[120]
还在“五大”开会前，鲍罗廷其实就已经提出了战略“退却”的总方针，并且取得了陈独秀等人的积极赞同。鲍罗廷已经看出：要国民党同意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并不十分困难，问题是，目前形势下武汉政府不可能“以政府名义用法令规定有关土地问题的激进措施”。因为，“一方面目前国民政府同蒋介石处于对立状态；而另一方面军队在向北京方向推进，军队的指挥人员多数是土地占有者”。鲍罗廷明确表示，国民党人的顾虑是有理由的，他强调：“关于土地问题的方案和决议中不能无视军队”，且“目前不应以政府和国民党的名义发表宣言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激进措施，以避免指挥人员和军队发生分化”。他同时也不同意泛泛地把资产阶级列为革命对象的做法。他认为：如果说上海的资产阶级已经成长为自为的阶级，并且被革命吓破了胆，但是中国其他地区的资产阶级还是自在阶级，在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内的地区，我们现在还可以领导这个资产阶级，而不应当把他们当作革命的对象来进行打击。那种在两湖地区推进激进的社会改革的做法，是根本不对的。[121]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在汪精卫等人把两党之间所发生的问题摊在中共中央面前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马上就开始着手制定一系列抑制工人店员过激行为的具体政策。如规定“调和店员过分的要求，规定营业管理权，保证店员不干预营业”；“对帝国主义的商业不禁止、不阻挠”；“商民享有政治和公民的权利”。并且规定店员不得怠忽工作，工会不得拘捕非工人；纠察队调动必须征得卫戍司令部同意；非十分重大政治示威，总工会不得下停工令，各工会亦不得单独通告全体工人停工参加大会，需要参加的普通纪念大会应以三分之一之人数轮流参加，等等。[122]
鲍罗廷和中共中央的政策，遭到了莫斯科的反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坚决要求立即开展土地革命。它显然大大高估了中共控制工农运动和左右国民党的能力。电报称：“实际上，没收土地的口号对于被强大的土地运动席卷的省份，如湖南、广东等省是非常及时的。舍此便不可能开展土地革命。”在国民党批准没收土地之前，共产党人应当积极推动农民实际没收土地。当然，需要保护指挥人员的财产和分给士兵土地。与此同时，“现在就应开始组建8个或10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这些师团将是武汉在前线和后方用来解除不可靠部队武装的近卫军。此事不得拖延”。[123]
莫斯科一厢情愿的指示还没有被传送到武汉，武汉国民党中央就已经否定了着手解决土地问题的动议。有关土地问题的讨论，武汉国民党人已经进行了二十次左右。土地问题委员会急于着手解决土地问题，除考虑到保护革命的民众基础这一点以外，另一个关键的考虑，就是希望能够解决政府财政亏欠太多的问题。因为，他们发现，两湖农民自革命以来，即不再交租交税，从而使政府财政遇到很大难题。[124]邓演达据此于5月9日向中央政治委员会报告了土地委员会讨论后形成的解决土地问题和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法等项决议的内容，提议大地主的地可以先行没收，委托财政部同农政部设立一个地税局统一管理；农民政权须由农民自己武装起来保护，要兵工厂拨发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枪交中央农民部、国民政府农政部和全国农民协会去分配。但即使邓演达也相信：“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同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法条例，因为客观的环境不允许，公布了反而不好，对我们的政策有妨害。”陈友仁更直言了当地指出：“土地问题的影响大而且远，应由全国代表大会来讨论，尤其是关于大地主方面的，更应当费思索。在俄国，有几百万英亩的大地主；在中国，除了张作霖之外，没有几个够得上称为大地主的。不过并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则，只是要讨论施行这个政策的手段。如果实行分配土地，帝国主义者更要说我们是共产，蒋介石以及他的爪牙更有辞可藉。当此军事、外交紧急的时候，于我们很是不利。国民政府曾表示过不是共产的政府，若是将这样的议案通过了，则有口也说不清。”有鉴于此，会议通过投票进行了表决，赞成通过而不公布者，仅邓演达和两名共产党员，即林祖涵和吴玉章，其余包括宋庆龄在内的八名国民党人，均支持将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暂时保留。[125]
解决土地问题的议案被否决，马上组建工农武装的设想更立即就被夏斗寅和许克祥的叛变所打碎。夏乃独立十四师师长，这时驻守宜昌，负责拦阻已经倒向南京的川军杨森部顺江东下。因长期不满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又受到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的影响，夏于13日通电。声称共产党人“夺主喧宾，跨籍冒名”，“专横肆恣，夺去政权，妄分左右，排除异己”；“教唆农工，惨杀兵弁”，“父母在打倒之列”，“裸体游农市之中”；“循至无绅不劣，有土皆豪，四境骚然，哭声载道”；“有微言，则曰封建头脑；持正论，则曰反动分子；被私擅逮捕，任意诛戮者。何止累万”[126]。夏部率部东下，至18日已推进至距武昌仅二十公里的纸坊。杨森部也随之而动，大举进至新堤一带。武汉三镇兵临城下，一时全城震动，人心惶惶。因部队大部北上，武汉政府急调叶挺率新组建的二十四师两团兵力迎敌，并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组成第一独立师，以一团参战，一团守城。参战的学生团虽然已经受过多时的军事训练，上阵后还是乱成一团。据随团作战的共产党员教官高语罕报告称：因平时作战事训练身上不带子弹，骤然加了三十多斤的重量，走路且感困难，何况打仗？因平时没有打过或很少打靶，上阵后枪声一响，就乱放一气，把自己的长官打伤不少，团长也因此受伤。因未经实战训练，战斗打响后只顾自己，不知协同，军官们刚毕业，胆子小，不是躲着找不到人，就是藏到士兵的后面，部队一会儿就败下阵来。叶挺情急之下亲自上前阻止，差点儿也被退下来的学生开枪打伤，不得已连毙数人，才把学生赶回阵地，但已全无战斗力了。包括叶挺的二十四师，也是临时凑合起来的部队，自己打伤自己的也不少。好在夏斗寅部战斗力极弱，对叶挺和黄埔军闻风丧胆，再加上民众对之极为反感，很快就败退而去。否则情形将十分危险。[127]
许克祥叛变发生于5月21日，史称“马日事变”。许为唐生智所属何键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这时负责长沙防务。他于当日晚率部一举捣毁了省党部、省总工会和省农协等机关团体，解散了农工纠察队，事后并成立了湖南救党临时主席团和救党委员会，并以唐生智等名义发表通电，宣称：“三湘七泽，已成群魔乱舞之场；城市乡村，尽陷鸡犬不宁之境”，非厉行清党，开除冒牌国民党员不可。[128]发动马日事变的直接原因，据许克祥自己后来回忆，关键是得到消息称，中共已经准备利用扩编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办法，在湖南编组七万军队，并且其太太无意间偷听到中共准备于25日发动事变的密谋。[129]许关于其太太无意间偷听到中共密谋的说法，明显地太过戏剧化，且得不到任何史料的支持，当可不计。但其关于有消息称中共准备在湖南编组数万军队的设想，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前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来电的印证。尽管此举与中共中央无关，但这一话题却未必不曾被其湖南的共产党人谈论过。注意到被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明确否决未能通过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居然在五月中旬的《长沙日报》中由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宣布了”[130]，湖南军队的军官们大都极为担心家中土地财产受到侵犯，此一消息的公布，再加上这时省政府决定成立土地厅[131]，事变前一天市面上更盛传农工纠察队要缴驻军的械，就可以知道湖南的军官们会何等神经过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