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民党的右倾与中共内部分歧
马日事变，是湖南军队与农民运动矛盾冲突激化的结果。湖南的军队基本上还是旧军队的那一套。士兵是就地招募、抽丁或雇佣来的，大多数人当兵就是为了找一个吃饭的地方，并勉强养家糊口。因此，士兵们发了饷，多半都是把钱寄回家去，供养家中老小。而军官们，尤其是团长以上的军官，则都是军官学校毕业，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或毕业北京陆军大学，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因为报考军校，均需要经过相当程度的文化考试，故凡能考入军校者，大都家境较好，读过私塾或上过学堂。而大凡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做军官多年之后，更是小有积蓄，不仅买地造房，而且多数雇人耕种，成为地主。自太平天国以后，湖南历经战乱。民国以后，拉锯式的军阀战争更是造成了对农民的盘剥升级，使农村中土地关系的变动日趋严重。[132]因此，湖南农民又是北伐战争的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自唐生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加北伐以来，“农民必担茶担水，以相慰劳；跋涉险阻，以为向导”。故军队和农民的关系一时相当密切。唐生智等就公开说：“我们这次革命的成功，完全是农工群众的力量”，是“得着农工群众的帮助，才得狠顺利的杀却敌人”。[133]
随着湖南军队主力北上，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其攻击的矛头，开始指向农村的富裕阶层，大批军官家属不免陷于恐怖之中，影响到相当一批军官开始对农民运动发生不满。但这一运动开始时，甚至直到1927年1月前后，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农民群众，都还没有提出土地问题。所要求者，主要还是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对土豪劣绅的打击固然使富裕家庭人人自危，但农会这时一般还只是基于政治标准进行打击，其对象也还只是少数地方头面人物。因而直到2月唐生智回到长沙时，他还在称赞农民协会功不可没。[134]
但是，随着运动持续发展下来，基层农会骨干自身的素质问题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这时一般乡下农会到底是什么样子？《湖南民报》4月初刊登过一个读者的短文。文称：作者因访友到岳麓山附近一个乡下去，当时正值春耕春播季节，但进到农会的院落里时，仍看见一大群无所事事的农友吆五喝六地在围在一起赌牌。随后看农会开会，才知道这个会议竟只是因为何家丢了猪，怀疑为梁家所偷，于是大家便被召集来。主席大声宣布开会后，何讲述了丢猪的情况。梁辩解说，他那天进城去了，并不知情。因为梁是外乡迁来的，故主席说：“即使你没偷，也要赔他几块钱。”梁不服。何声言要驱逐梁出乡。梁赶忙求主席：“假使能准我入农会，赔钱也是不妨事的。”旁边一个穿大褂子，一看就知道是主事的人，粗声粗气地喝了一句：“先把钱赔来再说！”梁表示现在实在没有钱。主事的怒目道：“那就写一张字条。”这时围观的农民不知谁低声说了一句：“唉，梁家真是冤枉。”主事的马上大吼起来：“谁说的？抓出人来，游围！”梁不禁颤声哭了。作者出来时，只听见里面主事的下了最后通牒：“限你七天搬开！”[135]
正是因为部分基层农会掌握在痞子流氓和一些素质很低的农民手中，很多事情自然也就难以得到理性的结果。[136]比如像湖南各地农协阻禁谷米之举，除了能够满足本地贫苦农民保有粮食在手的心理以外，对各方均无好处。但不论省政府、省党部、省农协如何号召、训令，各方如何反感，却始终解决不了。比如前方军队欠饷数月，军心不稳，县、省乃至中央政府财政亏空严重，虽反复设法及动员，各地农协却不仅鼓动农民对地主抗租，而且听任农民对政府抗税。相反，为求得农会自身的开销，动辄对富户罚款罚粮，有不顺从者，即以土豪劣绅名之，游乡示众。仅常德一地，土豪劣绅被镇压者就达18人，被游斗者134人，被关押者7人，被罚款罚粮者118人，被以其他形式斗争者39人，占到当地地主总数的82%。[137]而由于自1926年七八月以来，湖南许多地区受到战争和农运影响，生产废弛，粮食歉收，本地豪强，除了逃走的以外，不是被“吃大户”吃光了，就是一次次清算弄得再没有什么油水了。逐渐地，如果不动军官家属，就很少有可没收的对象；如果不截扣士兵的汇款，农会就无从获得足够的活动经费。因此，进入1927年春天前后，侵犯军官士兵个人财产的情况也就愈发多了起来，并且一发而不可遏止。
5月25日凌晨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从唐生智的来电中得知马日事变的消息。唐生智来电也只是转述其参谋长兼代省长张翼鹏等电报，声称长沙农工纠察队同驻防军发生冲突，不仅抢枪，而且揭出打倒三十五军红旗，虽经反击，恢复秩序，但情形仍然严重，要求设法消除工农运动流弊。唐电已下令驻长各军统归张代主席指挥，并讨论办法云云。故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接电后连夜开会，决定请军队维持治安，要农工纠察队不得报复。25日晨主席团又开会，决定请农政部部长谭平山与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陈公博、政治部主任彭泽湘，和唐生智的部下周鳌山、邓绍汾5人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前往湖南长沙查办此事。当天下午，政治委员会召集特派员彭泽湘、周鳌山面授机宜时，彭、周已经提出此行之困难：第一，政府现在没有力量制止军队的自由行动。第二，湖南的军官多有些产业，要维护自己的财产，如果扶助军人，则以后各处的民众运动都要受摧残。[138]
湖南是武汉政府除了湖北以外几乎唯一可靠的后方根据地，同时更是武汉政府最主要的军事力量的来源地，湖南一旦落入反共力量的手中，不仅国共合作将彻底破裂，就是武汉政府也难以维持了。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得知消息后，紧急通过了两个决议，明令矫正一切幼稚行动，发还没收之军人的产业，除非军官们保持中立和左派领袖能够支持，否则即使对大地主的土地也暂时不宜没收，而以建立乡村政权为现时农民革命运动之主要点。[139]鲍罗廷也自动请缨，随团前往长沙，帮助解决问题。结果，一行人走到岳州，就得到消息许克祥有“密令截杀中央所派的特别委员”，于是只好退回。但特别委员会提出了五点意见：（1）改组湘省政府；（2）改组湘省党部及农协、工会；（3）裁制越轨军人，由唐生智所部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负责调查；（4）命令停止军队与农工之军事行动，不听者严厉惩办；（5）其余善后问题听中央办理。武汉中央常委会除决定湖南省政府暂维现状和其余善后事宜均归特别委员会办理外，其他3条一概照准。[140]显而易见的是，指望靠唐生智的一个属下去惩办另一个属下的这种办法，注定了是不可能成功的。而更为重要的是，武汉国民党中央对此其实并非不清楚，只是他们相信，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有关这种心态，在这个时候政治委员会的讨论中已经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他们显然开始相信，不能再寄希望于农工政策和依靠民众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及其国民政府的命运，现在只能取决于军队。
5月30日，政治委员会会上，主席宣读了唐生智来电，说明贺国光军长转报信阳六县民众控诉县党部祸害民众，致使当地民众厌恶国民党。孙科当即愤然表示：“现在简直是要激成民变。湖南的事，难道真是许克祥一个人的意思？成天的嚷无产阶级领导革命，那里有这一回事？如果真是无产阶级在领导革命，上海、广东、长沙各地的工农运动，也不会一下子就被军队压下去了。”对此，顾孟余虽提出异议，但观点上并无不同。他指出：“所谓无产阶级，并不是指没有裤子穿的人。”“现在不是无产阶级能不能领导革命的问题，乃是现在的革命是否就是无产阶级之运动的问题。”[141]“现在枪毙人民的报告天天有，是否所谓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革命是一种事业，不要作得不好引起了反动。”他特别举出河南的例子，称“总政治部到河南去的宣传列车，还没有出发的时候，大家兴高采烈，以为这是学的俄国的办法，一到河南不知就要收几样大的效果。谁知到了那边，没有一件事受人民的欢迎。列车被打毁了，东西也被抢光了，他们所带去了标语，也完全不适用。例如‘打倒压迫农民的地主’，在北方，普通都是地主，佃农不过只占三四成。再如‘打倒土豪劣绅’，红枪会就是农民同所谓土豪劣绅的联合组织，而且是以豪绅当领袖。还有‘反共产就是反革命’，细细研究起来，可以说是不通。还有‘打倒压迫农工的军阀’，使魏益三他们听了何以为情？‘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也只是一句空话，徒惹起其他军队的反感”。要知道，那里的军队完全靠地方供给，“假定河南出一点，杂色军队定要一致来反对我们”，因为“他们都是靠河南吃饭，我们不能打破他们的饭碗”。[142]
而这个时候发生在江西的礼送共产党人出境的事件，更进一步印证了他们的这种看法。武汉政府对江西的影响力，纯粹是靠了摇摆于南京与武汉之间的朱培德在某种程度上把武汉中央视为正统。因此，江西的得或失，几乎完全系于朱培德的一念之间。但是，朱培德也面临着和唐生智等湖南将领几乎一样的难题，即如何能够在工农运动的强烈冲击之下，确保自己手下的军官们继续忠实于自己。因为，军官们明显地对国民党在前方打天下，而共产党在后方坐天下的前景心有余悸，以至于不断地提出我们“究竟是为国民党作战，还是为共产党作战”的问题。特别是夏斗寅叛变以及马日事变的发生，更是极大地刺激了他手下的军官。5月底其所部第三军按计划向赣南开拔，竟有不少军官公然告假。细询之下，原来是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有电报称他的家被抄，许多士兵也抱怨他们寄回湖南的饷钱竟被农民协会所扣，以至弄得军心涣散，士无斗志。鉴于此，朱培德不能不下决心用和平的方法，礼送共产党人离开江西，以此来向军官们表态，取得他们的信任。他通告称：“凡共产党员应完全退出（江西），个人之身体财产，政府当负责保护；省内一切农工运动着暂时自行停止，听候中央指导；各民众团体及民众对于共产党及代表农工运动之人，不得寻仇报复，有胁迫强暴行为，并不得轻以共产党员名目诬陷他人，违者以军法从事。”[143]对此，武汉国民党中央很自然地站在同情理解朱培德的立场上。汪精卫明确讲：“我们知道朱同志之为人，如果中央不能体谅他，他马上可以走。他一走之后，江西的局面马上就可以起变化。”故谭延闿更称赞道：“朱同志之苦心孤诣确是不可埋没。”总工会将有对江西的表示，须设法制止。[144]
湖南的军队，无论军官和士兵，大都来自农村。许多军官的土地财产乃至家属受到侵犯不算，不少地方竟然连士兵们寄回家的那点儿养家糊口的钱都要截扣没收，这种情况，连主张激烈土地革命的共产党人也深感沮丧。毛泽东这时就明确承认，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根本在于湖南不少地方的农民协会是在哥老会的把握下，完全不听指挥，不仅侵犯军人家属，截扣士兵寄回家的钱，而且连自耕农的土地也要平分。[145]对此，汪精卫等国民党人自然更是怒不可遏。针对湖南各界民众团体不断请愿，要求明令讨伐许克祥，甚至枪毙许克祥，特别是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M. N. Roy）坚决主张用武力解决的情况，汪在6月13日讨论解决马日事变办法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明确表示：这次事变的当晚，确是军队向农民协会进攻，并不是农民协会去抢军队的枪。问题是，军队为什么要向农协进攻？是因为农协侵害军人家属在先。他说：“毛泽东同志说得很详细，农民协会确有扰害军人家属的举动”，“从前不曾查得清楚，据毛泽东同志报告，才晓得农民协会有哥老会在内把持。他们既不知道国民党是什么，也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只晓得作杀人放火的勾当”。汪认为：许克祥是唐生智的部下，越过唐去对长沙军队诉诸武力，难免不会引起纠纷。同时，武汉政府正在河南、长江下游、鄂西、鄂北各处用兵，不如让唐生智本人出面来解决这件事情。当湖南请愿代表辩称农运绝对没有超出轨道以外时，汪顿时发火道：“我们知道有反动派在造工农的谣，但同时农工自己也须承认在过去的行为中多少有些错误。如果农工以为自己毫无不是之处，那就不得了！你们说湖南党部同各民众团体绝对服从中央的命令，请问，中央讨论了二十多次，最后决定暂时保留的土地问题决议案，为什么湖南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竟擅自在5月中旬的《长沙日报》上把它宣布了呢？”[146]
鉴于“毛泽东也承认不用武力的办法是对的”[147]，可知这个时候共产党人方面多数也是赞同和平解决马日事变的。当时，唐生智的部下已经与唐有分裂的现象，何键即明显地倾向于独立，因此唐很难诉诸武力。陈独秀就明确表示：现在的局势非常严重，不仅不是提出和推动土地革命，以及组建自己武装的时机，而且也不具有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的条件。来自共产国际的罗易坚持诉诸武力，声称长沙的叛乱分子只有两千人的兵力，在长沙与武汉之间同情许克祥的部队也不过两千人左右，而他从各种来源得到消息称，有两万以上的用火枪和长矛武装起来的农民集结在长沙以南三十英里的地方，想要占领长沙。对于谭平山以国民政府部长的身份，前往长沙调处冲突，以及其他各种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意见，罗易都明确反对，认为这只会“使反革命合法化”。他为此向汪精卫反复说明了必须诉诸武力的理由，并激烈地质问汪：“国民党究竟是支持革命还是支持反革命？”结果汪仍旧敷衍了事。汪精卫最关心的，只是他向莫斯科提出的提供1500万元贷款的要求，为什么迟迟得不到答复。[148]
恰在这时，莫斯科再度发来电报，支持了罗易的主张。内称：“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动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我们坚持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罗易对谭平山之行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的玩物。”当然，“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形势需要，暂时可以不没收中地主的土地”。但是，“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他们的大胆意见会使老头们变得坚决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无用之人。应该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务必要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充实在土地革命中脱颖而出的新领导人，而地方机关应当依靠工农组织中的数百万人加以扩大”。“应当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性，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要利用军校学员做指挥人员，要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现在还不晚。”“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149]
莫斯科的来电，迫使中共中央做出了一些强硬姿态。比如，中共中央6月4日发出致国民党书，强调革命军在客观上应当是一个土地革命的军队，不能反对农民的解放，更不应敌视土地改革。并且坚称对长沙事变只能下令讨灭，决不能和许克祥等妥协，否则“国民党的历史、国民党的主义、国民党的政纲，都将推翻，将在国民党政治的生命发生非常严重的影响”。[150]在具体作法上，也秘密组织了一个湖南特别委员会，布置军事人员潜往湖南，准备必要时实施军事手段，夺回长沙等处。[151]而在实际上，陈独秀依旧毫不妥协地告诉共产国际说：武汉政府的“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夏斗寅叛变和长沙事变就是这种普遍敌意的表现”。而“军官们家里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属被拘禁，一些平民被扣留和罚款，禁止运粮，强迫商人摊款，农民私分粮食，吃大户，士兵寄回家的小额汇款被农民没收和瓜分。这些过火行为迫使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的军人与土豪劣绅结成反共反农民的联合战线。那些家中遭到冲击的军人，更是愤怒”。“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否则，将立即引起与大部分反动军队和冲突，与国民党发生分裂，而我们将变成一个反对党。”陈独秀称：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指示，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建立民主专政的任务，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和单独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更不可能。“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152]
显然，莫斯科的指示并不能导致中共中央和鲍罗廷改变他们的政策。由于湖南的大部分县一级政权均已落入反共军队和团防之手，湖北的情况也在急剧恶化中。因为天旱和经济状况弄得很坏，农民大批脱离农会，各地旧势力蜂起报复，地方党部、工会、农会骨干被杀已达数百人。原可控制的五十个县，如今只剩下三个县还在掌握中。[153]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除了秘密做些准备以防万一外，自然不相信有组织反击和使汪精卫等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的可能。
这个时候，坚持农民运动丝毫也不过火，且力主既不破裂与武汉国民党人的关系，又能用武力讨伐反动军队的，大概只有罗易一个人了。他不能不把目光转向了在他看来可能更愿意听取莫斯科意见的国民党领袖汪精卫。他悄悄地把莫斯科的密电拿给了汪精卫看，试图以此来让汪精卫明白国民党左派的出路何在。结果可想而知。汪精卫丝毫没有改变对工农运动不满和坚持和平解决马日事变的态度。在6月15日国民党中央答复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国民党人依旧坚持：对马日事变的解决办法还是既定的原则，即（一）对武人越轨行动，必须制裁；（二）对农协幼稚行动，必须纠正。[154]不仅如此，莫斯科的来电，恰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前不久接连发生的北京和伦敦的严重外交事件。当时，北京政府袭击了苏联大使馆，随后宣布查出大量苏联阴谋活动的文件；英国政府随后也突袭了苏联驻英国的商务代表团大楼和英苏贸易公司，进而以苏联人员从事间谍活动和反英宣传的名义，同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155]这使得汪精卫不能不对莫斯科的幕后作用开始恐惧，进而在国民党中央提议，解除了鲍罗廷等人的顾问职务。对于这一严重后果，不论罗易如何为自己辩解，他也绝难得到鲍罗廷等人的谅解了。根据鲍罗廷的强烈要求，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被迫取消了罗易的代表资格，并将其立即召回了莫斯科。[156]
考虑到“丧失武汉这个独立的中心，就是丧失某个革命运动的中心，丧失工人自由集会的可能，丧失共产党公开存在的可能，丧失公开出版革命刊物的可能，一句话，丧失公开组织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可能”，斯大林明确主张，为稳住汪精卫和武汉国民党人，苏联应该给武汉追加300万到500万卢布的援款。[157]据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临时动议：1500万元贷款暂时无法满足，但可以“再给武汉政府拨款200万卢布”，并不拒绝以后重新讨论贷款的问题。[158]与此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还要求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直接致电汪精卫，说明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密电的旨意所在，以减少汪精卫的恐惧心理。[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