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莫斯科路线”中途搁浅
两支红军队伍发生分歧以至分裂的过程，恰好也是日本在华北制造华北事变的同时。蒋介石此时虽在西南指挥调度川军和中央军继续追堵红军，却也不能不集中相当精力来应付华北所出现的危机局面。在日军的步步紧逼之下，中方步步妥协，中央势力，乃至于中央军、国民党部及蓝衣社组织等，亦被迫撤出河北，具有反日倾向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察哈尔主席宋哲元均被迫辞职。国民政府并应日方要求，发布“睦邻敦交令”，要求国人对于日本“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1]
蒋介石内心里对此其实是颇多无奈。他这时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明确讲：“冀于既去，察宋又撤，党部取销，军队南移，华北实已等于灭亡。”“吾人以国力未充之故，不得不撤兵丧权、失地忍辱。此在革命时代，实无所谓，即天下后世亦能深谅，惟所求者乃在始终保持独立民族之人格，只要不遗点滴墨迹于对方之手，即使国亡种灭，亦可安心瞑目。”[2]但即便如此，面对日本必欲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的现实，蒋介石仍旧不能不开始认真考虑从外交上来寻找帮手的问题了。而这个时候，美英这些大国对日本都采取明显的绥靖政策，绝不可能与中国结盟，唯一与中国一样同样感受到日本的严重威胁的，只有一个大国，就是苏联。
苏联和国民党政府之间，早在1927年共产党被打入地下以后，双方的关系事实上就已经破裂了。特别是1927年12月11日发生的广州暴动，苏联外交官甚至直接参与其间，导致暴动被镇压后，国民党人不顾国际条约，杀害了五名直接帮助共产党暴动的苏联外交人员，并宣布与苏联绝交。进一步，随着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中苏之间兵戎相见，两国更全面断绝了外交关系。[3]但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特别是接连向国联提出申诉，却无法达到制裁日本和逼迫日本收束其行动的目的之后，蒋介石就已经想到应当利用接近苏联来设法牵制日本不致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的策略了。因此，在1932年底，中苏两国经过外交接触之后，又恢复了邦交。只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消除蒋介石对苏联高度戒备的心理。两国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只是到了1934年夏天，即当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作战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际，蒋这才派遣其私人代表蒋廷黻，以访欧途经莫斯科的名义，与苏联方面进行了较直接的接触，以探询苏联对他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真实态度。[4]
华北事变发生，蒋介石自然又一次想到了苏联。他在日记中写道：“倭寇之目的：甲、欲我承认伪满；乙、华北之经济与军队受其支配管辖；丙、欲我共同排俄，而使我中央守战皆非，进退维谷”，且“使我永其奴隶也”。而“倭寇之所最畏者：甲、我抗战；乙、我联俄”。[5]因此，就在日本人逼迫南京国民政府承认了所谓《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几天后，蒋就暗中指示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亲去苏联大使馆，拜会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一面告诫苏联，日本制造华北事变的目的包含有进攻外蒙古的企图；一面委婉地向苏方提出询问：“是否打算与中国签订互助条约？”[6]
10月初，日本加紧策动华北“自治”，唯一在中国有较多利益的英国又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陷于与意大利的冲突之中，蒋介石估计“英更无余力以问远东局势，则倭更横行”[7]，于是不能不考虑借助于苏联之力和准备对日作战的问题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强迫必至，战争准备应从速完成矣。”[8]为此，蒋很快从成都返回南京。10月18日，蒋派孔祥熙前往苏联大使馆，约苏联大使秘密到孔宅与他会面。在当天晚上的会见中，蒋介石亲口提出：苏联政府是否愿意考虑与中国签定一个秘密的军事互助协定？孔祥熙对此解释说，日本人正在要求南京与它缔结反苏军事同盟，以便于对苏开战，而中国人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不管中国政府向日本作出什么样的承诺，一旦日本与第三国开战，他们都将迫使政府抗日。因此，中苏两国预先结为同盟实有必要。[9]
对于蒋介石来说，联合苏联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共。据川军将领刘文辉等人报告，川康红军已经只剩下1.5万人左右[10]；另据这时被派去甘肃兰州、天水一带驻防的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报告，北上之毛（泽东）彭（德怀）红军仅余六个团，每团步兵三连，外加一机枪连，总共不过三四千人。[11]另外，贺龙部这时也已丢掉湘西的根据地，所剩不过几千人。且红军行动，多行山路，一旦遇到飞机轰炸，即无处躲避，动辄被炸得人仰马翻，损失惨重。[12]因此，到1935年底，蒋介石确信，共产党的威胁已无足轻重，下一步的战略重心应当放到抗日方面来。他在日记中写道：“本年驱逐毛泽东主匪于川滇之外，使西南不受其害，川中朱、徐残匪虽尚未肃清，然已封锁于川康大金川不毛之地，不使其窜扰宁远，而鄂西萧、贺亦不能负隅老巢，穷窜湘西黔东，此皆剿匪胜利之特点也。至陕北之匪，虽猖獗未杀，此乃东北军不行之故，决非赤匪强也。总之，今后中心工作为剿匪，可说已达到七分成功，明年则可以抗倭为中心，对匪仅着力于清剿可也。”[13]但是，蒋介石很清楚，第一，要想彻底消灭各地红军，还需要相当时日，而中日之战可能等不到那一天；第二，如果红军乃至中共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旦中苏结盟，中日战争，苏联施以援助，结果很可能会出现苏联公开援助国民政府，而暗地里扶植中共和红军，使之东山再起的危险情况。因此，蒋在设想争取苏援的问题上，不能不首先设法解决共产党的问题。
蒋介石这时用以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办法，分为两步。其一，要求苏联政府支持中国政治上的统一，为此，他告诉苏联大使：“他决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并认为共产党像其他政党一样，有权表达自己的见解。但因为共产党以推翻中央政府为号召，所以他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言外之意，如果共产党能够放弃武装暴动方针，服从中央政府，他将可以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14]其二，就是综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这时所发表的支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公开文章，和苏联政府同意与中国政府讨论缔结互助条约问题的种种迹象，判断中共很可能已经受到苏联方面的压力，准备与国民党进行妥协，因此一方面派驻苏武官邓文仪返回莫斯科秘密接触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说明国民党方面的解决方案，争取达成协议；一方面指示陈立夫等在国内通过各种方法，寻找共产党线索，争取直接与中共中央进行接洽，利用红军的严重困境，迫使中共接受其谈判条件。
蒋介石这时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基本方针，包括下述四点：（1）取消苏维埃政府归顺南京；（2）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3）共产党可以存在，或共产党全部加入国民党；（4）改编后的红军全部开赴内蒙前线地区驻防抗日。[15]但是，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国内，要想让共产党人马上接受上述条件，显然都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共产党这时虽然依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建议，重新开始奉行统一战线的方针，争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却还没有完全放弃“反蒋”的立场，仍旧是“抗日”与“反蒋”相提并论；同时它还不能不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精神，号召各党各派共同建立全国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断难承认以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而把自己置于国民党一党政府的领导之下。也正因为如此，这时的苏联政府在得知蒋介石的条件之后，也毫不犹豫地通过苏联大使告诉蒋介石：苏联不能扮演调停国共冲突的角色。尽管蒋介石再三向苏联大使解释，苏联必须利用自己的威望劝说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否则中国就无法集中国力进行抗日战争，然而，鲍格莫洛夫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回绝了蒋介石的这一要求。可想而知，得不到苏联方面的明确保证和帮助，蒋介石只好把与苏联结盟的问题暂时搁在一边了。再加上华北事变的危机一时得以缓解，蒋介石于是又腾出手来，军事政治双管并下地来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了。
12月中旬，蒋介石授意驻苏武官邓文仪和国民党中委、CC系头子陈立夫先后前往苏联驻华使馆会晤鲍格莫洛夫，一面强调南京政府决心联苏的意图，一面从侧面探询苏联政府对中共新政策及国民党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具体意见。陈立夫还特别暗示说，国民党方面有意派一名中央委员前往莫斯科与各方面进行直接的联络，也愿意与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进行政治接触。
12月19日，鲍格莫洛夫拜会蒋介石，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苏联政府同意与南京政府就军事互助协定一事进行具体的讨论。蒋介石对此自然颇为兴奋，他马上不失时机地提出，请苏联协助中国政府实现国家的统一。他表示：过去中苏之间发生了一系列误会，特别是在对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他解释说，并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并认为共产党像其他政党一样，有权表达自己的见解。只是共产党以推翻中央政府为号召，所以他才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对此他很遗憾。他完全明白，只有实现中国的统一，才能保证顺利地抵抗外国侵略。没有统一，中国将永远不会强大。因此，如果苏联政府能够帮助促进中国的统一，他将会非常高兴。而鲍格洛莫夫的答复更让蒋介石确信他的看法是对。因为鲍格莫洛夫反复讲：他同意蒋介石的意见，没有政治上的统一，中国就不能抵抗外国侵略，因此，苏联将欢迎中国得到统一。[16]
鲍格莫洛夫的谈话，证实了蒋介石的猜测。他深信莫斯科已经认定只有他的南京政府才有资格统率全国，赞同他的统一政策。据此，两天之后，即12月21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邓文仪马上搭乘苏轮经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赶回莫斯科。三天之后，已被指定负责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陈立夫也化名李融清，连同俄文秘书张冲（化名江淮南），以新任驻德国大使程天放随员的身份，悄悄地转道欧洲，先往柏林，准备一旦对中共问题的谈判取得进展，即前往莫斯科，商定政治解决原则，并代表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谈判两国间签订军事互助条约的问题。
1936年元旦过后，邓文仪回到莫斯科。他一到使馆就立即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转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要求与王明直接会面。但此举未能产生效力。随后，邓文仪遇到原十九路军流亡将领设在香港的抗日反蒋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他清楚胡秋原与中共代表团有联系，因而大胆转托胡秋原帮助他与王明联络，果然取得成功。中共代表团得到邓文仪急于找中共代表接触的消息后，先派潘汉年出面来了解邓文仪的意图。
根据潘汉年事后的追记，1月13日晚，潘按约定时间来到胡秋原的寓所，经胡秋原介绍与已经等候在那里的邓文仪见了面。经过短暂的寒暄之后，邓文仪首先主动介绍了他此次寻找共产党谈判的原因。据邓说：他这次来莫斯科，完全是受蒋先生之托，一定要找到王明同志讨论彼此联合抗日的问题。他们曾经在上海、南京等地找寻共产党关系，进行了一个礼拜，毫无结果。后来蒋先生看到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以及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才改派他来莫斯科找王明谈彼此如何合作的问题。可以说，南京政府联合共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关键是要解决统一指挥和取得苏联援助的问题。
潘汉年表示：只要诚心抗日，这些问题应该不难解决。问题在于，共产党怎么能相信蒋介石真的会抗日呢？
邓文仪答复说，其实蒋先生早有抵抗准备，不然日本为什么总是不放过蒋先生，一步步威迫他？现在的情形已经很迫切了，华北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日本人可能只容许中国有三个月的时间来准备，而国民党和共产党还在打仗，国民党的部队还不能掉回头来与日本作战，这是很危险的。他认为，南京与红军停战之日，即为与日本宣战之时，所以他希望能早日与共产党人谈妥。[17]
蒋介石如果真的有意抗日，他的妥协条件究竟是什么呢？在潘汉年向代表团报告了与邓文仪的谈话内容后，代表团内部对南京政府的意图仍旧有些摸不透，因而见解不一。但既然大门已经打开，王明还是决定与邓文仪作进一步的商谈。
1月17日，王明与这位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老同学开始了第一次商谈。按照王明的要求，邓文仪明确转达了蒋介石关于两党合作的具体建议。据邓文仪说：蒋先生的意见，第一，关于政府，取消苏维埃政府，邀请所有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第二，关于军队，红军应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因为要抗日一定要统一军事领导。当然，红军也许不能接受南京政府派去的指挥官，但政府和红军应该交换他们的政工人员。第三，关于党的问题，蒋先生考虑了两个办法，或者是恢复1924—1927年两党合作形式，或者共产党独立存在。这个问题可以在以后逐步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能解决，红军目前的困难南京政府会帮助解决的。当然，考虑到日本人可能经察哈尔、绥远向外蒙古进攻，政府准备派红军到内蒙古地区去担负抵抗日本进攻的任务。如果两方面合作的问题能够解决，邓文仪明确表示，希望中共能够积极促进苏联来援助中国，因为这个问题非常急迫。[18]
国民党这时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求中共实行政府改制、红军改编，问题是，中共1935年夏天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虽然提出了统一战线的主张，但其核心内容，却是要成立各党派、各军队平等参加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19]。显然，蒋介石国民党这时所提出的条件，远不是王明和中共代表团所能够答应的。好在苏联党和共产国际都主张谈判，并坚持不能在莫斯科讨论决定中共与红军的命运问题，要求必须要有中共中央的代表直接参加谈判，因此，尽管王明对邓文仪的说法多少有些将信将疑，他仍旧明确提议，愿意派代表与邓文仪或邓文仪手下王志文一同回到国内，一起促成国共具体商谈。当然，他坚持：第一，邓文仪必须出具一份签字盖章的书面保证，保证中共代表的人身安全；第二，莫斯科去的中共代表只负责国共两党的联络工作，“有关的具体条件你们必须去和毛泽东及朱德同志谈”[20]。
22日，邓文仪第二次见王明，表示他已经就偕同中共代表返回南京继续谈判问题请示了蒋介石，取得认可，因此，双方进一步具体商定了出发的时间表和所需要的各种证明文件的解决办法。一切都那么一帆风顺，却不料第二天事情就突然有了变化。
根据台湾保存的蒋中正档案，可知邓文仪见王明、潘汉年后，这一天曾给南京蒋介石发去了消息。内称：“一、职文返俄，寒又应陈、潘接洽。彼方坚持须职缮具书面保证，始可令潘与王志文归国。职未允。因复文约再商。故潘、王仍未启行。二、潘昨又约职晤谈，言明中共代表团对保证人员甚重视。加之见我政府告国民书极为反共文字，益形疑虑。彼个人向职表示，谓不写保证似可另筹办法。如找加仑证明或由职私人具函保证，再不然则由职继续负责接洽具体问题，或派另一代表前来亦可。彼方固深望早有结果云。三、职意由职私人备函，仅说明介绍潘归国晋谒立夫先生接洽统一战线问题，予以安全保障，似尚可行。因此人员影响甚巨，久延时日似非得计，而谁负俄人证明亦不相宜。至由职继续接洽，或候李先生至再谈，似以后者为宜。”[21]
而莫斯科保存的档案则显示，1月23日，邓文仪急匆匆地打电话要求与王明见面。刚一见面，邓文仪就马上表示道歉，宣称他后天不能和中共代表一同出发去海参崴了，因为他必须马上到柏林去。王明闻后不禁疑窦丛生，责问邓文仪：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谈判，没有什么蒋介石的委托，一切都是“在耍手腕”？邓文仪连连解释，说“没有什么手腕”，他确实已经准备好后天出发，没想到刚才突然得到蒋介石的电报。说着，邓文仪还把电报译稿交给王明过目。电报内容大致是：一是说邓文仪前电内容不清楚，有些字不能读，以后涉及此类事不要发电报，要派信使或利用外交邮件；二是要求邓文仪马上动身到柏林去，参加由李融清主持的秘密谈判。[22]邓文仪解释说：“有关这封电报，我不能再说什么，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即这个人不但要和德国人谈判，而且还要和苏联人谈判。”他转而又透露说，不管你们怎样考虑应当回国谈判，以及到苏区去签协议的问题，“蒋先生的想法完全不同，他坚持我们应当在这里达成协议，然后再拿着协议到苏区去”，因此，我们确实需要在这里就具体的条件进行谈判。[23]
邓文仪出尔反尔，无疑使王明以及代表团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但实际上，邓文仪也确实不清楚蒋介石态度变化的原因。他这时更不清楚，蒋介石要他去柏林其实也是虚晃一枪，直到他走了一遭之后才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柏林谈判。这一切都是蒋介石耍的手腕。问题是，在蒋介石看来，自己也是受骗者。
蒋介石又何以会感觉受骗呢？原来，蒋最初对莫斯科进行的这一次接触还是满意的，对邓文仪与王明商量进一步派代表来南京谈判也并不反对。他确信，既然莫斯科那样痛快地表示说想要与南京订立军事互助协定，就说明它确实需要与中国合作来共同遏制日本的侵略野心。既然如此，它一定会愿意从背后给中共施加压力，不怕共产党人不屈服。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就在他批准邓文仪偕同中共代表回南京谈判的次日，即1月22日，鲍格莫洛夫却代表苏联政府，明确拒绝向中共施压。鲍格洛莫夫表示，苏联政府希望了解：第一，关于拟议中的互助抗日条约南京政府有什么样的具体考虑；第二，南京政府是否有具体的抗日计划和抗日准备。同时，苏联政府相信，南京政府的军队有必要与中国红军建立军事统一战线，否则苏联政府很难相信南京政府能够真正有效地进行抗日战争。据鲍格莫洛夫当天给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的电报报告说，双方就此所进行的讨论大致如下：
蒋介石说，他认为向他提出的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即关于红军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他十分明白，共产党可以公开存在，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一个政党拥有自己的军队。苏联必须利用自己的威望劝说红军承认事实上的政府，那时中国政府就能抗日了。我回答说，苏联政府对中国红军没有任何影响。……这应由中国人自己去完成。蒋介石又开始阐述他关于一国之内不允许有其他政党拥有军队的观点。谈话有陷入僵局之虞，为打破僵局，我指出，不久前陈立夫同我谈话时说到希望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到莫斯科去进行各种会晤，我问这是否符合蒋介石的愿望。蒋介石对我的话没有反应，继续热情地论证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的必要性，说如果苏联政府就中国红军承认中央政府权威一事向红军施加必要的压力，那么苏联政府就可以此表示对南京的真诚态度，并赢得南京政府这个忠实的同盟者。我看到谈话继续朝僵局发展，便斩钉截铁地声明，我们绝不能扮演他讲话中说的任何居中调解人的角色，这是中国内政。蒋介石同孔（祥熙）商量后说，他认为可以据以下原则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同时保留其现有人员参加抗日。我重申，按自己的意向同红军谈判，这是他的内政。蒋介石说，尽管如此，他要求向苏联政府转达这个想法。我回答说，我当然会把他的话报告我政府。历时二小时的会谈有八十分钟被用来谈这个内容。[24]
从鲍格莫洛夫的上述报告当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蒋介石这时虽然急于与苏联订立军事互助协定，但他更加关注苏联方面在中共问题上准备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越是急于想与苏联签约，就越是急切地想要苏联就此做出明确承诺。推动苏联政府出面来压迫中共屈服，已经成为蒋介石权衡能否与苏联结盟的重要关键。苏联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显然让蒋介石十分意外和扫兴。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意味着苏联方面并没有放弃暗中支持共产党的打算。这也就是为什么蒋当机立断，第二天就打电报给邓文仪，让邓离开莫斯科前往柏林。因为，他事实上已经取消了走莫斯科路线的计划。在他看来，利用红军目前的困境和颓势，直接在国内找中共中央谈判政治解决方案，也许还会更容易些。蒋介石这时的态度十分明显，即只要苏联仍有可能暗中支持中共，就绝不能轻易与苏联缔结军事互助协定。而为了能够放心地与苏联缔结军事互助协定，他不得不下决心尽快找到与中共中央沟通的办法，以便能够通过谈判来根本解决共产党问题。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担心，他对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办法也或多或少地发生了改变。原先语义含混的合作方式，即被邓文仪误认为可以采用的1924—1927年那种容共的方式，已经被蒋介石明确否决了。他在日记中明白写道：“可联俄，决不可容共！”[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