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抗战爆发下的国共妥协
对于这次庐山谈判，中共中央总的来说还是肯定的。这时中共首先看重的是国民党的合作诚意。在中共中央看来，蒋介石在庐山的谈话是表现了某种合作的愿望的。其次，中共中央更为注重的是保持自身组织上的独立性问题，争取实现边区和红军自办，这对共产党是最重要的。因此，其他问题在中共中央这时看来只是形式问题，是应当争取但并非不可做某些妥协的。故周恩来回到延安后，即电张冲表示：“归来转达蒋先生领导合作诚意，党中同志极感兴奋，目前正在磋商一切具体办法并起草宣言，一俟拟就即当首途南来。”[142]
中共中央这时态度上之积极，可以从他们迅速表示接受蒋介石关于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提议，并很快拟就组织原则草案上报共产国际一事清楚地看出来。从中共中央6月26日给共产国际的电报可以知道，这一新的组织构想与他们原先提出的那个民族统一联盟已有重要不同。民族统一联盟是包容全国一切抗日政党及人民团体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而革命同盟会正如蒋所要求的，只是国共两党合作的组织；民族统一联盟之主席应由各党派代表推选，推选出来的主席也没有任何特殊权利，而革命同盟会却明确规定以蒋为主席，并肯定了蒋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当然，由中共起草的这个组织原则草案，仍旧明确规定了同盟会内两党必须保有各自组织上的独立及政治批评的权利，规定同盟会不得干涉两党内部事务。看起来，中共中央特别感兴趣的是，成立这样一个同盟会，将能够依据共同纲领使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成为事实，并有助于解决两党之间的问题，以便真正改善两党关系。[143]
承认国民党事实上的领导地位，依照国民党政府的要求进行改编改制，包括承认蒋介石所提合组革命同盟会的条件及其最后决定权，这些对中共来说都不是太难的事情，因为中共这时所谋求的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保持自身组织生存发展的独立性。而要保持自身组织生存发展的独立性，军队指挥权问题就成了重中之重，非争不可的问题了。周恩来回延后为此再三致电张冲及蒋介石，称：虽然各项重要原则问题已经接近于解决，“惟总的指挥机关及主持人选，此间同志均认为非有此实无法进行改编，尤以朱同志去留影响极大”，故“请予改变处置”，以“渡此难关”。[144]
蒋介石既然刻意提出指挥权问题，自然深知此一问题之关键。他这时未必打算乘机夺取中共军队，但自西安事变以来停止“剿共”，有一个问题必须有所解释，这就是，来自共产党的威胁是否真正被消除了？蒋既不能收编或遣散红军，红军的继续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威胁还存在，蒋无论如何难以向党内反对势力加以解释。如果能够把红军的指挥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个问题自然也就不难解释了。这正是蒋别出心裁地坚持不允许红军自设总指挥部的重要原因所在。张冲、顾祝同等身为国民党人，自然也乐得如此，周虽极力要求张冲代为进言，张冲却几度来电表示，既然蒋坚持己见，周也曾再三与宋美龄、宋子文磋商交涉而无结果，目前似不宜力争，不如争取改日再见蒋介石时再行商谈。顾祝同这时也复电周恩来，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说，蒋“以环境关系及现时事实上之困难”，对此实难让步，还望“转告贵方诸同人体念委座处境之苦”，不必斤斤计较于此“区区小枝节”。[145]
还在6月25日，中共中央就已经根据“国共合作渐趋明朗化”的形势，内定了更加积极的统战方针。中共中央决定，第一，利用蒋介石准备在庐山召集各界人士谈话会的机会，设法推动各方参加者在谈话中提出积极的民主救亡主张，同时进行宪政促进运动，争取修改宪法草案和增加国民大会中的抗日左倾分子。第二，努力促成国民革命同盟会，并且对蒋介石关于以后视情况由同盟会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以及由同盟会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代替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提议，“可不加反对（不使之成为合作之障碍）”，争取“运用同盟会使之成为政治上两党合作的最高党团”。第三，开始具体进行改编准备，于7月底以前基本完成每师一万四千人上下的三个师的各种改编工作，于8月1日正式宣布改编。根据上述精神起草的谈判方案规定：
（甲）两党合作问题：
（一）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之政治基础。
（二）同盟会组织原则，在共同承认纲领的基础上，可同意国共两方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并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
（三）关于同盟会将来发展之趋势及与第三国际关系问题，我们可不加反对，但目前应着重保持共党之独立（组织及政治宣传和讨论之自由）。
（四）我们运用同盟会使之成为在政治上两党合作的最高党团。
（乙）目前具体问题之解决：
（一）准备七月中发表宣言。
（二）在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八一”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师名义，编三个正规师，共四万五千人……总部编三千人，另外地方部队编一万人。
（三）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在七月内自动实行，并向蒋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择一人任为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同志为副长官。其下各行政部门由我方推荐负责人选（将来由边区参议会推出），请行政院任命。
（四）朱、毛出外问题，力争朱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军事或政治名义可不拘，原则上毛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则托故不出。[146]
不过，仅仅两三天后，由于蒋介石亲自来电坚持前议，并声称中共无论如何要作让步，否则自7月起将不能接济部队粮饷，为不使谈判破裂，中共中央又进一步考虑对上述方案进行修正，准备在保证独立指挥权的条件下，在取消红军政治委员制度、改编后的部队不设总部而以政治训练处指挥部队、朱德和毛泽东出外做事等问题上再作让步。中共中央电告共产国际说：“我们认为只能让步到：甲、可以用政治机关名义指挥军队，但必须有等于指挥机关的组织和权能。乙、力争朱为政治主任，万一争不到，即自行改编。如蒋委彭而不委朱，朱亦决出去，毛亦然。”与此同时，考虑到国民党方面已经预先提出同盟会最高会议的成员（即蒋介石、宋子文、陈立夫、陈诚、邵力子），中共中央也决定，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为中共方面的代表。
7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博古、林伯渠与周恩来一道应蒋介石之邀经西安飞至上海，准备转往庐山，参加同蒋介石的下一阶段谈判。想不到，当天刚好爆发了卢沟桥事变，这使得国民党在谈判中的地位迅速发生了逆转。
中日战争战端初开之际，局势尚不明朗，蒋介石在军事指挥权等问题上仍旧锱铢必较，毫不让步，并不急于立即解决红军改编问题。当14日周恩来等到达庐山后，首先得知的，就是蒋介石仍不同意中共军队独立指挥权的消息。蒋介石这时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接隶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尽管张冲告诉周说：周恩来等在上海提交的中共宣言已得蒋介石“阅正”，所陈同盟会纲领也已“承允讨论”，但蒋介石明言不许中共有军事指挥权的态度，使周恩来倍感尴尬与困惑。[147]正如周次日在致蒋亲函中所言：“缘上次在庐，承面告三师以上不能设指挥总部时，来即陈说在改编后不能无统率机关以管理人事经理教育指挥等事的困难。先生当答以可由政治机关如政治主任来管理联络。来彼时曾反问，政治机关如何能指挥军事，先生曾说：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实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面谒后，来以政治名义管理军队究极不妥，曾向子文先生及蒋夫人再三陈说三个师以上的统率机关应给以军事名义，因先生坚持未允，来乃归陕北磋商，中间并一度来电重申前请”，至不得已时，才“据此再三向党中军中诸同志解释”，取得了谅解。此次反复，“与来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147]周恩来同时提出了关于谈判的十二条意见，要求蒋介石同意发表中共宣言，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划定十八县之疆界共同派人赴南方联络与传达两党合作方针，以改编红军游击队。[148]
蒋对周信的反应是：“此事令人愤怒，但不能不强忍之。”[149]1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会谈，双方对政治问题没有太多争论，军事指挥问题仍谈不拢。蒋介石虽略有让步，从“政治机关只管联络”，让步到“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却仍坚持“三个师的经理教育直属行营”，且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政治主任要周恩来或林伯渠，最后甚至提到可要毛泽东任副主任，总之坚持不要军人。鉴于双方观点相左，一时难以沟通，共产国际又坚持红军与苏区必须全权由自己包办不应让步，周恩来等于“力争无效”之后，不得不返回宁沪“暂观时局变化”。[150]
时至于此，中共中央已无路可退，决心“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要周恩来等干脆返回延安。[151]在这个问题上，朱德、彭德怀等众多红军将领显然态度最为坚决。他们坚持认为：“蒋介石对红军改编所提条件，超过我们统一战线最低限度原则，如果接受其条件有瓦解危险。我们改编三个国防师一军部及若干地方武装，是最低限度的原则与要求，否则（应）拒绝谈判。”他们相信，“只要利用现在有利形势，立即自动的改编为三个师一个军部，向全国公布”，蒋介石将没有理由宣布谈判破裂，即使他以经济和粮食来封锁红军，一面向共产国际请求接济，一面广泛募捐，也不难应付。显然，由于中日战端已开，中共中央相信蒋介石已失去进一步讨价还价的资本，不仅独立指挥权问题，就是成立独立的总指挥部或军部的问题，“因抗日战起”，都有解决的可能。[152]
果然，7月27日，蒋介石沉不住气了，在反复考虑要不要给红军番号令其改编出动之后，到底还是电催共产党人照庐山所谈在10日内改编完毕，明示南京将发表三个师的番号，及各师旅团长与政治主任名单，并建议以康泽为副主任，同意不再加派各级副职人员。[153]但中共中央这时已不满足于用政治机关代行指挥权的前议了，而是明确提出非有独立指挥机关不可。中共中央强硬地表示：“（一）八月十五日前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三）三个师四万五千人，另地方一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五）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154]随后，中共一面申请各种补助，一面即下令迅速集中红军主力于三原进行改编，同时决定借此机会设立总指挥部，并“不管南京承认与否，实行在军委领导下之全权指挥”。[155]
7月31日，南京下达了三个师的番号，并同意照中共所提之人数及编制改编。8月2日，蒋鼎文转蒋介石电，邀请周恩来“约同朱毛诸先生即来京面商大计”。[156]3日，蒋介石再电周恩来，要红军立即向绥德、榆林及延安集中，以便出发抗日。4日，蒋介石正式颁布了红军改编后的师旅团番号，并经蒋鼎文电告中共中央，在指挥权问题上已经明显地开始让步了。蒋鼎文的电报称：“顷奉委座面谕：（一）限期贵部能于八日迟至十日出动，本月二十五日集中大同完毕工作”；“（二）正副总指挥及宣言仍须得抗日实现时发表；（三）政训主任及师旅团长均已照单发表，惟参谋长仍由中央选派”。[157]显而易见，因战争关系，蒋介石虽仍然力图干预，但已不能再纠缠于指挥权不放，只得承认其设立总部了。
8月9日，应蒋介石邀请，中共中央派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飞往南京，参加南京政府组织召开的国防会议，同时准备提交中共对于国防问题的各项意见，并与国民党谈判红军改编出动等各项具体问题。但在11日出席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召集的谈话会之后，在隔日与康泽、邵力子、张冲的会谈中，却再度发生冲突。因为，康泽将中共起草的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大加删改，削去中共初稿中有关政治纲领、国共谅解与合作等条文与字眼儿，并且连共产党三个字也统统删去不提，同时继续坚持派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等。朱德等当场与康泽发生激烈争执，据康泽自己说：当时“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程度”[158]。
康泽是国民党复兴社的书记长，自7月被蒋召来主持对中共政治谈判以来，极力要想把国民党人的看法强加给中共，因而与中共代表在很多问题上都谈不拢。朱德等13日致电中共中央，痛斥“康泽捣乱，并勾结西安改组分子为难”我们，认为对康泽的修改“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但考虑到宣言应当早日发表，以便立即改编，争取主动，因此他们仍建议在文字上可将民主改民权，国共两党等字眼儿删去，与国民党获得谅解改为与中央获得谅解或号召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等。而毛泽东显然不认为有必要做如此让步。他坚持形势不利于蒋而有利于共，因而坚持在国共合作等字句上不仅不应让步，反而应该进一步加上中共新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宣言可以修改，但决不能照康泽提案”，在国难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国民党“没有理由提出把国共团结等语改变”。主张宣言“不忙于要求发表”，部队也“不忙于迅速出动”，“欲速不达，缓则有济”。[159]
1937年8月13日，由于日军开始大举进攻上海，战争形势严峻，国共双方的态度都不能不转趋软化。中共代表最终参考康泽的意见修改了宣言稿，删去了原稿中所有关于“国共合作”、“民族统一战线”之类的字眼儿，康泽也不再要求删去原稿中中共关于自己政治主张的那些说明。当然，关于发表宣言的时间问题，蒋介石仍坚持要等到中共军队出动达到前线之后才有可能。
由于全面抗战这时已经展开，蒋介石已直接电令红军参加作战，中共也以国民革命军第一一五师第一旅为先遣兵团依照蒋令向前线运动，国共两党之间的军事合作实际已经开始，政治形式上的分歧已不能成为两党关系的重大阻碍。因此，中共中央最终同意在宣言问题上做出某些让步，除坚持党的近期奋斗目标必须写上外，凡国共合作与两党亲密团结之类的话均可依照国民党方面的意见统统取消。但中共中央仍坚持：（一）发表我党宣言，同时蒋发表谈话；（二）发表边区组织；（三）发表指挥部；（四）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五）发给平等待遇之补充器物；（六）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同时拒绝政治副主任，只接受联络参谋。[160]国民党方面也很快同意中共中央派人去南方以改编各地游击队，并开始部分释放在狱之中共党员。至18日，蒋介石终于正式发表朱德为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于是，拖延甚久的指挥部问题遂告解决。
军队指挥权问题解决之后，宣言及边区政权问题重又变得突出起来。由于对日作战在即，红军有生力量的保存关系到中共和边区的生死存亡，再加上在半年多的谈判过程中中共领导人深感蒋介石怀有某种对红军不利的企图，因此，毛泽东颇感不安，明确表示担心会出现红军落入蒋手甚至苏区被取消的极端被动局面。故中共中央此时在部队出动问题上仍十分谨慎，在第一一五师向南京军委指定地点前进后，又派出第一二〇师及八路军总部向前线集中，但对第一二九师则决定“非把国共间各主要问题弄好后决不出发”。尽管，南京方面对红军出动缓慢颇有怨言，蒋也以此为由拖延发表宣言，甚至红军将领和中共政治领导人中都有人对这种做法表示疑问，但毛泽东等坚持认为：国民党阴谋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161]因此，为迫使国民党让步和确保问题之解决，中共中央目前的“部署是完全正确的，不要听信国民党一部分人之无理浮言，而自乱其步骤”[162]。
8月30日，康泽通知中共代表：边区政府已决定以丁维汾为正、林伯渠为副；八路军政治部已决定周恩来正、李富春副；两党关系宣言则必须在中共部队全部出动抗日之后才能发表。据说，南京政府这时还确定了派驻红军的高级参谋人员。得此消息后，中共中央当即表示反对，并致电自己的谈判代表称：“丁维汾是过去反共首领，苏区民众决不承认他为长官，必以林伯渠为长官，张国焘为副长官”，以任弼时、邓小平为政治部正副主任，国民党给周恩来的委任状必须退还。同时，中共中央强调：对南京所派“高级参谋前方实行挡驾，不许踏进营门，理由是南京应该信任红军，不应该破坏红军，但外面传说高级参谋是康泽等派来破坏红军的，因此不敢欢迎，如改为联络参谋并改派红军同意之人选则不拒绝”[163]。
据此，周恩来于9月2日向康泽等强硬表示：
（一）中共宣言与蒋先生谈话请照庐山原案，同时签定即日发表；
（二）边区政府请即以林伯渠同志任正长官、张国焘任副长官名义发表，以便早日取消苏区实行改制并办善后；
（三）八路军总部及各师高级参谋其任务系在连络，务请受命者认识清楚，免生误会；
（四）八路军政治主任弟方久已推荐任弼时、邓小平两同志分任，今颁命周、李，恕难接受，请即改任任、邓，以利团结。
凡上所述烦即转陈蒋先生，请对弟方人员部队予以绝对信任。弟敢言合作大计既定，长期抗战已起，共党红军除在民族战线上努力外，无异意也。因之一切人事提议请以整个团体者信之，各事必将迎刃而解，否则徒增弟方不安耳。[164]
由于战争形势异常危急，蒋介石对中共种种要求，“此时惟有顺受之”[165]。9月之后，国民党方面一再催促共产党的军队尽快出动。为表示抗日诚意，自中共中央8月下旬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后，中共中央也已经派出两个主力师转赴华北前线，但仍留一个师不动以为迫蒋让步之手段。中共中央的目的已很明确，即要蒋介石立即发表中共宣言，承认中共合法，边区坚持林正张副，“不要国民党任何人”，甚至南京派来的高级参谋和政治部副主任，也“全部坚决拒绝，不许其进入营门一步”。中共中央确信：只要宣言发表，我们取得合法地位，其他问题暂时不能解决均“无大妨碍”，我们完全可以“一切自行组织，不管国民党如何”，“就大势看，再过几个月，此层可以办到”。[166]
果然，国民党内部也已经开始有不同意见了。由于南京国民政府这时直接面临日本在华北和华东两条战线展开的进攻，兵力严重不敷分配，军政部副部长黄绍竑受命考察华北战局过程中，即明确提出：“山西方面所有部队仅足布防，惟恃第八路军作为机动。但闻该部行动迟慢，其原因为中共宣言未发表及边区问题未决之故。职意当此紧急时期，上述问题似宜解决，以免碍及军事行动。”[167]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也期待中共军队能够如数开拔，参加山西抗战，故对宣言和边区主任两事同样颇多同情，希望蒋能予通融。其电称：“至宣言与边区两事，据称宣言系中国共产党宣言，正主任人选，仍应由中央派定，但彼方拟请中央由彼前在南京提出名单中选派就职等。观察该路军抗敌情绪兹为积极，当此用兵之际，其所请两事应予照准。俾彼将士各得安心早日加入前线，扩大战果。”[168]有鉴于此，再经博古、叶剑英与康泽等进一步交涉，国民党方面终于不得不做出新的让步，同意照中共意见重新修改宣言，以同时发表中共宣言与蒋之谈话来宣布共产党之合法化，确定高级参谋为联络性质，同时对边区政府组织以丁维汾暂不到职，由林伯渠代理正职的方式表示妥协。这样一来，中共中央所争取的目标实际上已经基本上达到了。
9月22日，经过反复磋商之后，国民党方面终于同意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的宣言了。中共在宣言中宣称：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战线之职责。[169]
次日，蒋介石也公开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存在，并表示愿意不计前嫌。谈话称：
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不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以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总之，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此为无可动摇，无可移易者。中国民族既已一致觉醒，绝对团结，自必坚守不偏不倚之国策，集中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敌，挽救危亡。[170]
中共宣言得以发表及蒋介石公开发表谈话承认接纳共产党，终于结束了这场耗时21个月之久的曲折接触和艰苦谈判的过程，国民党到底还是用政治而非军事的方法一时解决了共产党问题。尽管这种解决与蒋介石早先所设想的情况相差甚远。就国共两党此后长达数年的磨擦冲突和交涉的历史而言，这仅仅是一个开头，但它毕竟为中国的全面抗战赢得了一段可贵的内部和平时期，从而成就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国内统一与团结的局面。
[1] 韩信夫等：《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96页。
[2] 《蒋介石致南京何应钦电》，1935年6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25册，第110—112页。
[3]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对苏绝交时尚未占领北京，因此苏联仍旧保留着驻华使领馆，并未完全撤离中国。即使南京的军队占领北平之后，苏联也仍旧在中国东北保持着领事馆。
[4] 见蒋廷黻口述，谢忠琏译：《赴俄考察与欧洲之旅》，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5期。
[5] 《困勉记》卷三十六，1935年10月2、3日条。
[6] 《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7月4日），转见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近代史资料》总79号，第218—219页。
[7] 《困勉记》卷三十六，1935年10月1日条。
[8] 《困勉记》卷三十六，1935年9月20日条。
[9] 《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10月19日），转见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近代史资料》总79号，第219—222页。
[10] 《刘文辉等致蒋介石电》（1935年11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4031307。注：刘文辉所报川康红军数字，与后来出川时红军的实际数字相比，有很大出入。
[11] 《于学忠致蒋介石电》（1935年9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4022390。
[12] 刘文辉等即电称：“匪军甚惧飞机，日内前伪二百六十五八两团被炸毙两连多人。昨（马）轰炸光坡山亦中匪要害，匪首现禁白昼炊，并禁士兵传说被炸毙者，否则立杀。匪首多匿狭小民房办公，以避飞机。我如以飞机散发传单说明投降可不杀并以四川桑梓观念动之，匪部必瓦解。”前引《刘文辉等致蒋介石电》。
[13] 《困勉记》卷三十六，1935年12月31日条。
[14] 《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12月19日），转见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近代史资料》总79号，第224—225页。
[15] 《潘汉年与邓文仪1936年1月13日谈判情况纪要》（1936年1月13日）。
[16] 《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12月19日），转见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近代史资料》总79号，第599—600页。
[17] 《潘汉年与邓文仪1936年1月13日谈判情况纪要》。
[18] 《王明与邓文仪谈判记录》（1936年1月17日），原件藏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76。并见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Talk between Wang Ming and Deng，January 17，1936，Chi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 30，no. 1，January-February 1997，pp.79-93.
[19] 《为抗日救亡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8月），《救国报》1935年10月1日第一版。
[20] 《王明与邓文仪谈判记录》（1936年1月17日）。
[21] 《邓文仪电涤电》（1936年1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四）50621号。
[22] 此1月23日蒋电未查得中文原件，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档案中保存有蒋25日给邓的另一封电报，内容如下：“莫斯科邓文仪武官：李君带来信今已收到，如此要函不译密码，即用明信，且带由日转，可谓不知秘密，愚拙之极。函中报告与谈话录皆失体态。今接养电，文意仍多不通，可叹。王陪潘来已有保证，何必再要函件。若彼不信，亦无须勉强，如其愿来，则王可陪来。以后与彼方谈话切不可作请求状态，及勿可以代表名义自居为要。中正敬辰。”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63册250080号。
[23] 《王明与邓文仪谈判记录》（1936年1月23日）。并见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30，no. 1，January-February 1997，pp.98-100.
[24] 《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副委员斯托尼亚科夫的电报》（1936年1月22日），《近代史资料》总第79号，第227—228页。
[25] 《困勉记》卷三十六，1936年2月20日条，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档案。
[26] 《周小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年8月29日）。
[27] 参见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第7—10页。
[28] 《周小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年8月29日）。
[29] 《覃振致林伯渠函》（1936年2月9日）。
[30] 《博古关于南京来人谈话结果致洛甫、毛泽东等电》（1936年2月27日）。
[31] 《中央及军委给李克农的训令》（1936年2月21日），《毛泽东年谱》（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页。
[32] 1935年底红军先后与高桂滋部、东北军沈克部达成了互不相犯的约定，并与杨虎城取得了联系。口头约定维持原防，互不侵犯，1936年1月则进一步与东北军王以哲部建立了联系，取得了相应的默契。双方在3月初达成了书面的协议。参见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22—49页。
[33] 何应钦电称：目前只能暂抽第二十五师入晋，而从徐海防务另调两团兵力填二十五师原防。且二十五师亦兵力单薄，暂时只可担任后方防务。须待另外设法抽调一二师增援，方有胜算也。《何应钦致太原阎主任电》（1936年3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0100。
[34] 《萧振瀛致南京军事委员长蒋极密电》（1936年3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009742号。
[35] 《何应钦（蒋拟稿）致太原阎锡山电》（1936年3月12日）、《蒋中正致灵石关师长电》（1936年3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五）军事剿共007卷51379号；民国廿五年264册250106号。
[36] 《阎锡山致南京蒋委员长电》（1936年2月27日）、《蒋中正致西安张代总司令电》（1936年3月4日）、《张学良致南京委员长蒋电》（1936年3月4日、1936年3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007278号；民国廿五年264册250089、25012273、25008953号。
[37] 有关张学良这一段时间与中共发生关系及思想转变的情况，可参见《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一章第三、四节，第二章第一节等。
[38] 《戴笠转报洛川六十七军副官处副官刘宗汉（复兴社同志）三月五日报告》（1936年3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特件—政治—51579号。
[39] 《困勉记》卷三十七，1936年4月9日条。
[40] 《蒋介石致武昌陈诚参谋长岳州汤恩伯军长电》（1936年3月14日）、《蒋介石致开封刘峙主任、商震主席电》（1936年3月20日）、《蒋介石致一师胡宗南师长电》（1936年3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0103、250118、250123、250127。
[41] 《蒋介石致西安张学良代总司电》（1936年3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0197。
[42] 参见张友坤等主编《张学良年谱》（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89页。
[43] 张友坤等主编《张学良年谱》（下），第999页。
[44] 《蒋介石致西安张学良代总司令电》（1936年5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0338。
[45] 《张学良致南京蒋委员长电》（1936年5月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5008943。
[46] 《晏道刚致南京何应钦部长、朱培德主任电》（1936年5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5008938。
[47] 《周小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年8月29日）。
[48] 《谌小岑致翔宇函》（1936年5月14日）。
[49] 《困勉记》卷三十六，1936年2月1—6、26—29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50] 《困勉记》卷三十六，1936年3月2、3、4、9、17、18、21、25、31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51] 《困勉记》卷三十七，1936年4月2、3、7、8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52] 《毛泽东关于今后形势与战略方针的报告》（1936年5月8日）。
[53]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6月28日）。
[54] 《周恩来致张闻天、毛泽东》（1936年3月5日）。
[55] 《周恩来致谌小岑函》（1936年5月14日）。
[56] 《周小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年8月29日）。
[57] 见杨奎松《关于1936年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经过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58] 《周小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年8月29日）。
[59] 《周小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年8月29日）。
[60]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7年第2期。
[61]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235—245页。
[62] 转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8页。
[63] 《张子华关于与南京国民党谈判情况的报告》（1936年10月18日）。
[64]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36年11月13日）。
[65] 《中共中央致张子华电》（1936年10月24日）；并参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237页。
[66] 《洛毛致朱张徐等同志电》（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287—290页。
[67] 见《小K给东天来博诸兄的报告》（1936年11月1日）。
[68] 《困勉记》卷三十九，1936年10月18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69] 《蒋中正致中央党部叶秘书长电》（1936年10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民国廿五年270卷251070号。
[70] 《潘汉年致中共中央电》（1936年11月11日）；《潘汉年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1936年11月13日），《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71] 《中共中央致潘汉年电》（1936年11月12日）。
[72] 《潘汉年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1936年11月21日），《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73] 《潘汉年致毛朱张周同志电》（1936年11月19日）。
[74] 《国际书记处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20日）。
[75] 《杨子任致潘汉年电》（1936年12月9日）；并见《毛泽东年谱》（上），第612页。
[76] 《胡宗南致蒋委员长电》（1936年11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民国廿五年271册251293号。
[77] 转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285页。
[78] 《困勉记》卷四十，1936年12月1、4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79] 转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273页。
[80] 《中央书记处致国际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2日）。
[81] 转见张培森等：《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参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82] 《周致洛、毛、博、朱、张电》（1936年12月21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83] 《周恩来选集》（上），第71页。
[84] 《周恩来选集》（上），第71页。
[85] 《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1936年12月24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86] 《困勉记》卷四十，1936年12月23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87] 《困勉记》卷四十，1936年12月25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88]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4页。
[89] 《困勉记》卷四十一，1937年1月5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90] 《汉年致毛、周电》（1937年1月4日）。
[91] 《汉年致毛、周电》（1937年1月20日）。
[92] 转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400页。
[93] 《毛泽东年谱》（上），第644页。
[94] 转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406页。
[95] 《张冲致毛、周电》（1937年1月27日）。
[96] 《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各同志电》（1937年1月27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97] 《困勉记》卷四十一，1937年1月18、23、27、29、30日，2月1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98] 《困勉记》卷四十一，1937年2月9、13、18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1985年，第262页。
[99]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第262—263页。
[100]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385—386页。
[10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第262—263页。
[10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第263页。
[10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第264页。
[104]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33—435页。
[105] 参见《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3—354页。
[106] 《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7年2月27日）。
[107] 《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7年2月27日）。
[108] 《毛泽东年谱》（上），第657页。
[109] 《毛泽东年谱》（上），第659页。
[110] 《周恩来关于与张冲谈判向中央的报告》（1937年3月4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421页。
[111] 《困勉记》卷四十一，1937年3月1、8、10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112] 《周恩来关于一月来与国民党谈判结果向中央的报告》（1937年3月8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424—426页。
[113] 《贺衷寒致蒋委员长电》）（1937年3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民国廿六年277册260114号。
[114] 参见《周恩来年谱》，第357页。
[115] 《蒋中正致顾主任电》（1937年3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民国廿六年277册260115号。
[116] 《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方针给周恩来的指示》（1937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427—428页。
[117] 《毛泽东年谱》（上），第663页。
[118] 《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条件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3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4月5日），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429—431、447—453页。
[119] 《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7年3月20日）。
[120] 《蒋中正致长安顾主任转张冲同志电》（1937年3月16日）。
[121] 转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449—450页。
[122] 《困勉记》卷四十二，1937年3月26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123] 《顾祝同致蒋委员长电》（1937年4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6028833号。
[124] 《顾祝同致周恩来电》（1937年4月19日）、《顾祝同致蒋委员长电》（1937年4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6029091号。
[12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第265页。
[126] 《蒋中正致顾主任电》（1937年4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民国廿六年277册260217号。
[127] 《毛泽东年谱》（上），第673页。
[128] 《蒋中正致长安顾主任电》（1937年5月4日）。
[129] 《周恩来致淮南兄并转墨三主任函》（1937年5月7日）。
[130] 《毛泽东年谱》（上），第674—675页。
[13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第266页。
[132] 《顾祝同致蒋委员长电》（1937年5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四）政治防共50669号。
[133] 《困勉记》卷四十二，1937年5月12、17、25、29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134] 《蒋中正致顾长官墨三转恩来电》（1937年5月22日）。
[135] 《困勉记》卷四十二，1937年6月1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136] 《困勉记》卷四十二，1937年6月5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137]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第二次谈判情况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514—516页。
[138] 《困勉记》卷四十二，1937年6月5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139]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第二次谈判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514—516页。
[140] 《困勉记》卷四十二，1937年6月8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141] 《困勉记》卷四十二，1937年6月8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蒋介石在日记中的考虑是，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两党各派代表五人。《困勉记》卷四十二，1937年5月31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142] 《周恩来致张淮南电》（1937年6月22日）。
[143] 见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514，目录号74，卷宗号279。
[144] 《周恩来致张淮南电》（1937年6月22日），周同日有《致牯岭蒋委员长侍从室钱主任转蒋夫人（顺密）蒋先生电》，内中此段文字为“惟三师以上之指挥机关及主持人选，党中同志佥认如有此实无法进行，尤以朱同志去留影响极大，务请鉴察此间实情，改变处置为至幸”。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6031011号。
[145] 《顾祝同致叶参谋长转恩来电》（1937年6月26日）。
[146] 《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方案问题致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电》（1937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517—519页。
[147] 参见《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页。
[148] 据国民党方面6月5日调查报告所得，中共在南方的游击队等各种武装人数，仅约四五千人，而中共所报的人数则超出一倍。详见《各边区伪匪实力查考表》（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五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第一厅调制）：见台北 “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军事剿共第3卷51078号。
[149] 《困勉记》卷四十二，1937年7月16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150] 《博、林、周致洛、毛电》（1937年7月21日）。
[151] 《洛、毛致周转林》（1937年7月20日）。
[152] 《中央书记处致朱德、彭德怀电》（1937年7月27日）。
[153] 《蒋中正致长安蒋鼎文电》（1937年7月27日）；康泽：《我在国共谈判中扮演的角色》，载台北《传记文学》第61卷第1期。
[154] 《毛泽东年谱》（中），第6页。
[155] 《毛致朱、彭、任诸同志并告剑英电》（1937年7月28日）。
[156] 《蒋鼎文致肤施周恩来兄电》（1937年8月2日）。
[157] 《蒋鼎文致周恩来兄电》（1937年8月4日）。
[158] 康泽：《我在国共谈判中扮演的角色》，载台北《传记文学》第61卷第1期。
[159] 《洛（甫）、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电》（1937年8月14日）。
[160] 《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致中共中央电》（1937年8月13日）。
[161] 《毛泽东年谱》（中），第13页。
[162] 《洛（甫）、毛（泽东）致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18日）。
[163] 《洛（甫）、毛（泽东）致西安、前总、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9月1日）。
[164] 参见《周恩来年谱》，第380页。
[165] 《困勉记》1937年8月27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166] 《洛甫、泽东致博、叶并告周、朱、彭、任、林电》（1937年9月20日）。
[167] 《黄绍雄致南京蒋委员长电》（1937年9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6034164号。
[168] 《阎锡山、黄绍雄致南京蒋委员长电》（1937年9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6035169号。
[169] 《解放》（周刊）第18期，1937年10月2日。
[170]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823—824页。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