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西安事变与停止“剿共”

蒋介石想要尽快了结共产党问题，共产党同样也希望与国民党达成妥协，然而，双方这时却找不到任何可供直接接触的有效途径。几万红军集中甘北，粮食被服极端困难，宁夏战役失利后，中共中央无法再指望与国民党谈判成功，因此已经不得不在11月13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心跳出陕甘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来一次新的长征。而毗邻省份绥远爆发的抗战，却使不愿意看到红军这样离开陕甘的张学良心生想法，因此他一面极力向南京政府要求调东北军前往绥远抗日，一面电告中共中央，称：从各方面看，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红军只要能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矣。[79]

张学良这里所说的“西北之联军”，理应是指几个月前中共中央与张学良密商的那个计划中的西北抗日联军。只是，没有人知道张这时内心里是否想到过与蒋翻脸的问题。客观的事实是，张学良为争取派东北军援绥前往洛阳见蒋，力陈东北军只能抗日不能“剿共”的理由，结果是蒋不仅拒绝了张学良的要求，而且干脆乘势前往西安督战，最终逼使早与中共秘密结盟的张学良、杨虎城等于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一举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各路军政大员数十人。

西安事变的爆发，使蒋介石计划中的大规模“剿共”计划和把红军赶往外蒙边界的设想，一时间再无实行的可能。而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公开结盟，更使蒋发动一场军事“剿共”战争，迅速以强力解决共产党问题成为泡影。国共两党最高层的谈判在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发生了。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政策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12日得到张学良和王以哲的通报后，中共中央在当晚做出决定：“（一）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组织三人委员会，以叶剑英为参谋长主持工作。（二）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准备半个月内召开会议。（三）组织抗日联军，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晋绥军四支军队为主，争取陈诚领导的蒋系军队加入其中，抵抗日本之可能的进攻。（四）以林森、孙科、冯玉祥、宋子文、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等暂时主持南京政府，防止和抵抗亲日派勾结日本进攻上海与南京，准备成立革命的国防政府。（五）争取蒋介石全部军队。”[80]到13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时，毛泽东在报告中更进一步提出：应考虑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因此，“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当然，考虑到共产国际反复强调过的不应把抗日与反蒋相提并论，以及必须以南京为谈判主要对手的观点，会议最终把自己的方针归结为“又要反蒋又不反蒋”和“又要政府又不要政府”，实际上推动“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做法。[81]

然而，一方面南京政府几乎马上就采取了十分强硬的立场，“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并兴兵讨伐；另一方面，尽管中共中央明确要求莫斯科“在世界舆论上援助我们”，随后收听到的来自莫斯科的消息却公开指责了张学良，这些都使得中共中央不能不谨慎行事，停止宣传蒋介石罪恶和要求审判蒋介石的做法，转而公开做出第三者的姿态，呼吁并着力于事变的和平解决。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后，更进一步了解到蒋介石的态度已有松动，其姻弟宋子文将亲来西安谈判，中共中央对蒋的策略自然也就要发生改变了。

宋子文于20日飞抵西安，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电报，马上提出要与宋见面。张学良告诉周说，宋子文对中共确有好感，惟担心南京方面知道，不好见面。不过，宋子文此行，到底使蒋的态度有了进一步的软化，据宋云：蒋已同意，“张杨主张交蒋提三中全会，东北军可援绥，陕西交杨”[82]。宋子文随后即飞返南京，把宋美龄接来西安。22日再到西安后，他即说服宋美龄同意他次日与周恩来等进行会谈。而之后的情况大大出乎中共中央的意料之外。据宋子文告诉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说，经过宋子文、宋美龄的种种劝说之后，蒋介石已经表示可以在政治上做出某种让步，比如，“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正是基于这一所谓“暗示”，原本就对蒋过去的对日政策有所不满的宋子文，转而开始大胆地提出他的改组政府设想。他建议说：可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赵戴文……长内政，严重或胡宗南长军政，陈季良或沈鸿烈长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铁路，朱家骅或俞飞鹏长交通，卢作孚长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教育，如此等等。[83]而西安方面，即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三人的条件则是：

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除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84]

在西安方面提出的六条件当中，第一次明确地包含了对中共和红军处置的具体方案。而24日据张学良转告说，蒋对六条件已有正式答复，此即：

（子）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

（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

（寅）蒋先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即11月27日被捕之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时称“七君子”——引者）。

（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辰）蒋意开国民大会。

（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85]

在这次谈判过程中，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到改编红军的人数等问题，但确定了红军改编的意向和大致时间，从而正式承认了和平改编的原则。潘汉年与陈立夫几次谈判不能解决的停战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自事变发生即认定“此事症结在共党”，因此深恐中共从中作梗。所幸中共代表为蒋当年之部下周恩来，而蒋始终对周有较好印象，待宋美龄到后，蒋即“令宋子文与之相见，察其态度如何再定对付方针”。[86]而周、宋会谈结果显然使蒋对周有了更深的好感，因而当23日周提出见蒋时，蒋抱病于晚10点让周入见略事寒暄。次日，当周再度要求蒋能当面承诺不再“剿共”时，蒋虽十分不愿，最后也还是允许周恩来于上午10点进见，他告诉周说：“此语此时决不能说！若尔等以后不再破坏统一，听命中央，受余指挥，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周恩来当即答复说：“红军必受命，决不破坏。”蒋遂表示：“此时不便多言，余事与汉卿详谈可也。”[87]周恩来在得到蒋的这一委婉承诺之后，马上电告中共中央称：蒋已同意在“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的条件下，“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并表示，他回南京后，周恩来仍可直接去谈判解决具体问题。[88]

12月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返回洛阳，然后转赴南京。西安事变由此得到和平解决，而无论蒋介石意愿如何，其“剿共”战争也意外地因之而被迫结束了。蒋介石获得自由之后，马上开始着手分化西北三位一体的工作，除扣押张学良，不使其返回东北军以外，其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积极谋求中共在南京政府处置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时保持中立的态度。为此，蒋一回到南京，就决定了对共产党的两手策略，即“应与共党以出路，而以相当条件收容之。但须令其严守范围”[89]。他随即通过陈立夫转告共产党代表潘汉年：西北之善后南京决取政治方式解决，希望中共置身事外，“以免外交发生困难及不利于双方谈判之进行”。他并委托张冲前往西安，接周恩来“从速秘密来京见蒋先生，面商一切”。[90]惟红军必须“顾念国家艰难，为整个民族着想”，力劝杨虎城接受中央建议，如此中央当视同一体，同意红军驻延长、延川、延安、淳化、鄜县、庆阳及凉州等地，并参加政权。否则，“不仅周与蒋所谈一切无从实现，且蒋亦不能制止南京讨伐行动矣”。[91]

虽然，中共中央于西安事变后一度力图继续保持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格局，但是，考虑到中央军大军压境，东北军群龙无首，十七路军内部分化，周恩来等明确认为目前不宜与南京对抗。潘汉年亦来电表示：“西北问题不可久持，盖西北问题一日不决，整个抗救计划无以实现，徒予日人以共同防共之藉口。我方当本对内和平团结，对外一致抵抗之初衷，力劝杨、张部队负责者从整个御侮救亡着眼，勿持私见以阻碍整个之实现。”[92]经反复讨论，中共中央最终决定采取劝告西安方面接受南京统一方针的政策，因而在事实上放弃了坚持三位一体的态度。在进一步得到宋子文所转达的蒋介石关于红军的“给养补充概由中央负责”的口头承诺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即联名电蒋，保证：“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持反对之。”[93]此举不可避免地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感。据周恩来报告称：“此间左派群情激愤，主战”，杨虎城“恐让步后西北被分化，亦有战意”，“东北军军长除缪澄流外均主作战”。如坚持要两军接受蒋之条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左派势必铤而走险，而右倾者必倒向蒋介石一边，如此我们将尽失同情，亦无法掌握其军队；如拒不接受，则只有打仗，惟战胜的把握很少，各方响应更少，一旦失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仍将分化，到头来我们也只能得到少量军队而已，而与蒋的关系却难免恶化。在如此进退两难，又无从把握南京真实意图的情况下，毛泽东显然还是寄希望于与南京的关系不致再度破裂，故他不能不再三要求潘汉年就此做出判断：“据你观察，蒋与南京是否确有不继续战争的诚意，此种诚意建立在什么基础上？”[94]

27日，国民党代表张冲亲自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代表蒋确认：

（甲）关于防地问题，照贵方与张、杨两部合并提案内所要求之地点，延川、延长、肤施、县、庆阳、西峰一带及凉州以西，除陕南外，蒋先生一概承认。给养问题，蒋先生已答应与中央军同一待遇，以军队之多少决定军饷的数目。三中全会前一切接济由杨虎臣将军暂时负责，蒋先生亦允许。

（乙）关于保障和平，解决后不再攻打红军，已由宋子文先生向贵方代表直接声明，代表蒋负责保证。

（丙）派人参政事，蒋先生亦已允诺。以上几项均为中央苦心维系和平之诚意，予贵党以转圜之时机，取舍进退，望先生等明断。请当机立断，勿再犹豫，速予复知。[95]

据此，中共中央在当晚做出决定：对南京让步。毛泽东、朱德等于这天晚上专门致电这时在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各负责人称：“无论从那一面说，主要的从政治方面说，均应对南京让步”，故现“应全力说服左派实行撤兵”。[96]

由于中共态度明显改变，蒋之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又发出最后通牒，东北军高级将领态度分化，终于激起了西安方面内部兵变。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于2月2日枪杀了赞同中共主张的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致使东北军内部严重分裂。西北三位一体至此全面瓦解，蒋之西北善后工作最终达成了预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