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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早上，乌云蔽日，混杂着牲畜粪便、潮湿的泥巴、雾霾堵住嗓子眼儿的混合味道，两只加起来五百来斤的大肥猪不太配合，船头的甲板晃晃悠悠，身高不到一米五，体重五十斤的曾庆梅“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她此前没有赶过猪，不知道怎么让它们乘船过河，把它们送到河的对岸去，安全地交到爸爸手头。

那种腥臊的臭味很难从记忆里消失。直到今天庆梅都记得那一天，1998年，她上初一。仙市镇上的人刚刚从1997年的大水中恢复过来，庆梅家又遭受劫难——妈妈被抓去了看守所，爸爸还是戒不掉酒和赌博。

似乎家家户户都拥有贫穷或者劫难这两样“传家宝”，大家习以为常了。1982年嫁到镇上的杨瞎子说，这条街上的人每年都会因为发大水搬一到两次家。1983年就搬了两次家，水刚到脚踝的时候转身去高处找人，二十分钟不到水位就淹到了一人高。

二十年后的庆梅定居在自贡市区，贷款供了一套当地数一数二的商品房，和丈夫一起在市区开了一家“光大烧牛肉馆”，唯一的女儿是个重点中学的体育特长生，算得上是家庭和睦、衣食无忧。她时常从市区回到镇上，驾车三十到四十分钟去探望父母，就好像从没离开过一样。

最近一次回家的路上，她遇到了箭口村的陈二娃，此人长得像一坨鼻涕，但她还是主动招呼了他一声。陈二娃迟疑了一下，嘟哝了两句。她没有低头去看他的脚，这一带的女人都知道，他专偷女人的内衣和丝袜，还把丝袜穿在腿上，大大咧咧露出来一截，大家都把他当“哈（傻）儿”看，他平时靠帮忙搬运东西赚点小钱，养活自己。庆梅不知道，她现在是这镇上少有的理会陈二娃，并且和他正式打招呼的人。

庆梅在镇上长到16岁才离开。她的整个童年时期，镇上的几条街道都被大片的农田包围，道路并不清晰。夏天太阳的位置升得最高的中午，她不穿鞋子，就得像青蛙一样在滚烫的泥地上面蹦蹦跳跳，在上面留下歪歪扭扭的脚印。炊烟缭绕、天光渐黑的傍晚，她和邻居小伙伴们如果还在外面疯跑，就会听见家里传来遥远的叫骂：“曾庆梅，屙痢啦（脏话，回家吃饭）！”

成年之前，曾庆梅的时间概念都是以农作物的成熟划分的，比如又吃了一次甘蔗，又摘了一次柚子，又收了一次油菜花……很多年以后，那种召唤着她的粗野的声音，和有关乡野的一切，都变成了难以消解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