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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门前一条泥泞的土路，两边的野菜和野草开得热热闹闹。2021年夏季的一天，庆梅回付家村摘菜，从镇上步行半小时左右，抵达那个人烟稀少的村子，村道上布满了大小不一的碎石，经过身旁的电瓶车颠得像被闪电击中。柚子沉甸甸地挂在低垂的枝头，还有的熟透了就掉落在地上，豆粉蝶在孔雀菊丛中上上下下，带有黑色边缘的翅膀颤动不已。
庆梅家的老宅孤独地杵在村庄最边缘的位置，因为长期没人居住，门前都是杂草，门窗都被人偷走了，后来索性换了个防盗门，在破败的土墙中格外显眼。
房子前边是个倾斜下去的小山坡，屋后的农田广袤，树木茂密。茄子、豇豆、丝瓜、红苕颠、南瓜、豌豆颠、豇豆，等等，全是自己种植的，一直绵延到很远的地方。道路消失在一长排的蓝花楹中，树木高大的身影遮住了若隐若现的地平线。
村里的老人们最向往的去处是镇上，掰着手指头数着赶场的时间，虽然镇上的日子和村里一样慢，如今也基本没有了年轻人——他们一旦有更好的出路，都不会再回来。
老人们喜欢坐在屋前，他们大多不是庆梅的亲戚，就是多年的老邻居，有人招呼庆梅一同坐下，聊一阵天，或者干脆就不说话，听知了叫一整天，风把河里的湿气吹到脸上，叶子也在头上“哗哗”响。
庆梅并不像王大孃、黄二姐她们那些孃孃一样玩抖音，但她是镇上少有的关注电影、流行音乐的人，对时事热点也都了如指掌，另一方面她对农作物的熟悉也让人吃惊。“地木耳、苟叶萢、红生、野红海椒……”她几乎能说出路边每一棵植物和野菜的名字，动不动她就会突然消失在一块地里，过会再怀抱一堆野菜出现。如果不去城里定居，她想必也能成为农田里的一把好手。
庆梅有着最朴实的人生哲学：哪怕是外出打麻将，也不能像黄茜那样没有任何爱好或者兴趣。她不像镇上的绝大部分人，因为贫穷而把钱看得很重，她也不喜欢“虚度”自己的时间，她打麻将、唱歌、摘野菜、在田里捉鱼，人生中最享受的就是“在地里摘菜”。
在菜场，只要看到卖菜的是老人家，觉得人家不容易，她出多少钱也愿意把人家的菜买下来。前不久下雨，看到一个老头还在摆摊，两块五一斤的菜头，她掏出十块钱全部买下来，回家才发现里面是一包烂菜。
那天摘完菜，庆梅带着我沿着马路往镇上赶，直走到夜幕低垂，前面突然有警车的车灯在闪烁，庆梅迅速地就蹿到前面去了，一群人吵吵嚷嚷，派出所民警在调停，听了一阵才知道是一对年轻夫妻闹离婚。男人天天在外面打游戏不回家，突然回家抢孩子，被丈母娘报了警。
年轻女人怀里的孩子看上去只有两三岁，“哇哇”地在哭，丈母娘模样的女人、亲戚模样的人七嘴八舌，年轻男人一副不服气的样子，大家吵成了一锅粥。
“我该不该看我的儿子？这个是我的亲生儿子哒！”他梗着脖子说，想用手把小孩子拽过来。
“你咋子恁不要脸！我给你打过多少次电话？你摁了，发短信发微信也不回！”年轻女人抱着孩子上半身不撒手。
“幺弟，我跟你说，一个家屋头不容易啊。”庆梅走上前去，抱着孩子向上轻轻一腾，抱给了孩子外婆模样的人，也顺势把差点动手的两人隔开。“你看看你老婆这么漂亮，还愿意在家给你带孩子，说实话她哪点不好找？再看家你娃儿，恁个乖，一家人和睦不好吗？”她苦口婆心地劝他俩。
“我都喜欢打游戏，打游戏没得啥子，但是你仔细想想，打游戏能比你的崽重要吗？男人还是应该承担一定的家庭责任……”派出所的年轻民警也站出来了，指了指年轻女人，问：“你是她家亲戚？”庆梅摇头：“我们只是路人，就说两句公道话。”
两个民警分别拉开男人和女人谈话去了，庆梅又去安抚女人的妈妈，一直宽慰她，还掏出兜里的糖，把小孩子也逗得开始“咯咯”地笑。
路边警车的灯一闪一闪，借着那微弱的灯，我才发现王大孃也在旁边加入了劝和的队伍。
回去的路上，庆梅又开始絮叨着小时候的时光，父母打架留下的童年阴影，她一直记得自己有多痛恨那种场景，所以从此见不得别人吵架，每每见到都会下意识就去劝和。有一年打工回来了，半夜在楼上还听到动静，她问妹妹，妹妹说都习惯了，管他们的，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冲下了楼。那大概是成年以后，庆梅对父母最凶的一次，她大声指责他们：“我都这么大了，你们还在打！”
生平第一次，她的嗓门比钟传芳还大。
古镇宣传手册上所谓的“四街”其实一共就三条半街：正街、新街子、新河街和半边街。庆梅一向以“新河街热闹、人情浓”为傲。古镇里面一直保持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贡的旧貌，青瓦和石阶，家家户户间壁相邻，除非外出，都是敞开门窗，显示出一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古风。
但是小镇里也有不一样的人生：跟庆梅年纪差不多，高一个年级的两个男生，有一个贩毒，有一个还杀死了人，虽然是无意中杀死的。算起来镇上进监狱的人也不少，但这就是中国最普通的世道——有人情的淳朴，也会有底层的阴暗。
十几岁的孩子像一棵太早就从家庭脱离的树苗，遇到什么样的土壤就有可能长成什么样的树。
她念念不忘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同学，人又高，只是很叛逆，因为和一个吸毒的伙在一起，她妈就把她锁在屋里面，用了几把锁。她用钱诱惑她妹去偷钥匙，骗她给她开门之后就跑了。每次被抓回来她就想方设法跑，再抓回来又跑了。虽然她自己不吸毒，但就要跟那个吸毒的纠缠不清。
庆梅出去打工的那两年，也不知道她怎样。她跟的那个男人是一家土菜馆的老板，很年轻，没什么钱，长得也一般。但大概吸毒的人社会关系也深，不知道怎么就被人砍死了。
那个男的死了之后，女同学就又跑了，后来去上海打工的时候被别人包养了，因为她长得很漂亮。那个包养她的人对她也很好：给她爸爸买了一辆几十万的大货车，又给她在自贡的“人人乐”后面买了一套新房子。他俩一起很多年。
庆梅每次从外面打工回来，她都喊着她一起耍，两个人关系很好，都是一条街上长大的。不过庆梅每次跟她一起出去耍，却感觉她根本都不把钱当钱用。那时候街上那些混社会的、吸粉的，知道她有钱，就来骗她的钱。她每次回来用很多钱，被她爸爸各种骂。
后来不知道为啥，她又回来定居了，这次又跟了个沿滩吸毒的，她跟那个男的生了好多个孩子，其中有个女儿丢给了成都红十字医院，又生了一个娃给她妈带着，然后在那个男的屋里还生了一个还是两个。“光我知道的就有很多个，还有我不知道的，比方说送人的、丢掉的，那估计就多了。”那个男的最后因为吸毒死了，她就又失踪了。她爸妈搬去了自贡市里，没人打听得到她，据说她后来终于也开始跟那个男的一起吸毒，还到处借钱，“相当于这辈子就毁了。”
庆梅记得，偶尔和她结伴而行的时候，镇上的人脸上那种鄙夷的表情，庆梅偶尔会忍不住幻想自己万一走错了路会怎么样。那个女同学的爸妈都出去乱来，爸爸出去嫖，妈妈偷人，她觉得她走上歪路的原因，基因可能占一两成，“但是没有那个基因的话，不懂事的时候别人稍微带一下，也有可能会容易走上歪路。”
说到这里的时候，她想起当年钟传芳不允许她和那个女同学一块玩，虽然她无法判断妈妈的教育方式对不对，却第一次对妈妈给她的基因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