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病送瘟神

我在太原的定居之所由山西省政府提供，是新建金刚里小区的省政府宿舍。到太原后，给我准备的房子暂时不能居住，主要原因，一是房子新建不久还比较潮湿；二是锅炉房尚未完工，无法提供暖气；三是四壁空空，什么家具也没有。

这样下了火车,就用汽车把我拉到山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在那里的干部病房楼,给我预备一个单间病房，由我的小儿子李炎天陪床，住院治病。

我们是半夜到达的，医院的心血管专家、内科主任王珈玑尚在医院等待我们的来到。很快进行了身体初步检查,初步了解我的病史情况，吃完药就休息了。

从第二天起，开始对我的身体进行全面检查，大约一周后，做出的结论是：心血管动脉硬化，供血不足，高血压，脑血管动脉硬化，心律不齐，忽慢忽快并有早搏，初步诊断为窦房结综合症等等。随即输液服药进行治疗。

住院治疗约一个月后，身体稍有好转，我就在医院附近的小照相馆，照了到太原后的第一张照片，并在照片的背面题写：“大难十年身犹健，冰冻百丈胆未寒”。

那时的体重不到一百四十斤。

这里的医院和北京复兴医院不同，那里是监狱医院，活动范围很小，不能随便与其他病人接触（判决以后可以同陈伯达、黄永胜接触），一切行动受监管人员的监视。那里的伙食条件差，治疗条件也一般。太原山医二院治疗条件很好，伙食条件不太好，以面食为主，连米饭都吃不上，菜也简单（我是南方人，喜吃米饭）。但陪床的孩子们，可以到街上的饭馆买些米饭、炒菜和熟肉制品等，调剂一下伙食。

这里干部病房只要遵守院规、遵守病房规则之外，行动是自由的。可以在楼上平台散步，可以到楼下大院内散步，只要不耽误自己治疗，可以同一般病人接触，也可以到附近商场购买物品等等。

干部病房住有各种各样的病人，有抗日时期的干部，有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也有建国后的干部。大部是在山西工作的干部，也有曾在山东工作过的干部，曾在东北工作过的干部，及在115师和四野工作过的，以后转业到山西的干部。

开始时，我按照公安部的要求，一直自称叫李明，但病友很快就知道我是谁了。

因此，有战争年代和我在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队工作过的老战友们，慢慢的，既谨慎又友好地向我接近，从互打招呼，到问候病情，到串门交谈，问长问短，热情相处。开始多谈身体、生活、社会新闻、战争年代的往事。以后就慢慢地谈政治问题，谈我的问题，谈不久前的公审问题。这些老干部们，无话不谈，我也只好有限度的与他们交谈。

有人问：“公审对你的判刑你服不服？”

我回答：“不服也得服，法庭宣布是最后判决，有意见也不能上诉，因此只好‘理解也执行，不理解也执行’。哑巴吃黄连，有苦不能说，有什么办法。”

有人问：“林彪为什么要谋害毛主席？”

我回答：“这个问题我也说不清楚。“九•一三”事件之后，我看到林彪儿子林立果为首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其中心内容是：第一对‘四人帮’，搞文革打倒大批老干部不满；第二对所谓‘国穷民也穷’的政策、老百姓生活很苦，没有改善表示不满；第三特别对庐山会议对林彪的批判不满。至于组织什么‘教导队’，密谋用火箭筒打毛主席乘坐的火车，阴谋杀害毛主席等等之类行动，据我看，不像是一个久经沙场，指挥过千军万马的林彪的作为，更像是没有打过仗、没有听过枪响，连屁也不懂的林立果等人，像小孩过家家似的搞的胡作非为。”

有人问：“林彪为什么往苏联逃跑？”

我回答：“这个问题我也说不清楚。但我想可能是避难，是害怕毛主席整他，害怕变成刘少奇、彭德怀第二。像朝鲜、越南个别领导人往中国跑一样。这是我的估计，不一定正确。有的说是绑架走的，我看也有可能。”

有些老同志也向我表露他们对公审的态度。有人说：“你的问题主要是山海关机场问题，我看山海关机场问题的关键，也不是经过一人批准，也不是四人联合命令，而是林彪飞机强行起飞。其他都是次要的。”也有人说：“你向黄永胜报告毛主席在武汉接见各地领导干部谈话内容，这是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上下级通通情况，还有错啦？”

遇到这种议论，我一般不做正面回答，而说：“古人曰，旁观者清。”

还有些人，关心我目前的生活待遇问题。

有人问：“你现在的生活怎样？”

我回答：“每月给我一百元，同太原普通市民生活水平差不多，我是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什么困难也能克服。有吃、有穿、有住，饿不死，冻不着就行啦！与战争年代的条件相比好多啦！”

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到1981年12月下旬出院，搬到金刚里宿舍。

此时我的老伴，也由北京来到太原，我的二女儿和她的丈夫及外孙女儿一家三口，也来到太原定居，照顾我们两个老人。

我们住太原金刚里一栋宿舍楼的二层。包括相邻的两套单元房，共140多平米。一套三间半，约90平米，我们两个老人居住，其中向南的两间，一间是我们的卧室（床头放着公安厅配给的氧气瓶），一间是书房。向北的一间半，一间是饭堂（兼客房，孩子们来时临时住），半间是储藏室。另一套一间半，约50平米，住我的女儿一家。我们老少六口人（还请了一位小保姆），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吃饭。

当时，太原老百姓的住房非常紧张，条件也很差。我不能与过去的住房相比，但与太原老百姓的住房相比，我住两套房已经很不错了。

从1981年到太原住院开始，到1991年的十年左右时间内，我共住了七次医院。其中除一次眼睛犯了青光眼、白内障，一次是急性肺炎、缺铁性贫血之外，其他各次均是心脏不好而住院的。有两次心肌梗塞特别严重，差点见“阎王”去了，由于抢救及时，结果起死回生，把瘟神赶走了。

一次是1985年11月21日，早晨6时起床，然后上厕所、洗漱完毕，尚觉没有什么问题。在室内散步时，觉得心慌胸闷，即停止散步，在书房静坐，含了一片硝酸甘油仍觉不好，觉得又要大便，到厕所坐了一会儿没有便出，心慌胸闷更厉害，全身无力。

这时脑子还清醒，赶快出厕所，想到卧室躺下。刚出厕所歪歪扭扭走了几步，就毫无支撑地摔倒在地，此时已经完全昏迷，失去知觉，什么也不知道了，同死人一样，瞳孔放大，脉搏微弱。

我的老伴是长期做医务工作的，发现我摔倒在地，立即赶来急救。首先上了二颗“炮弹”（亚硝酸异戊脂），才慢慢苏醒过来，脉搏也有了，这时人才算活过来了。犯心脏病的人，最忌讳搬动。我的老伴深知这一点，整个抢救过程都没有搬动我，只是将我平躺在地板上，她跪在我身边实施抢救措施。

半个小时之后，基本平稳下来了，我的老伴、女儿和小保姆三人把我抬到床上，再吸上氧气，再含硝酸甘油。这时才知道头痛，是摔倒在地造成的脑震荡。多亏抢救及时，措施得当，阎王老子没有把我抓走。在北京的儿女们，听到此消息都吓了一跳，纷纷跑到太原探望。

又一次犯病是1986年7月29日，午餐炒了新鲜猪肝，我喜欢吃，又好久没有吃了，结果多吃了两口，饭后不久就觉得饱胀不舒服。

我即在室内进行消食散步，越走越觉得心慌胸闷，全身无力，赶快服用硝酸甘油，并在卧室躺下，仍然难受，呼吸越来越困难，同时发生呕吐，小便失禁，人处于昏迷状态。老伴当时又立即使用“炮弹”冲击，紧跟着用上氧气，这样才渐渐恢复知觉，听到身边有人说话的声音。我的老伴又一次把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此时医院救护车已赶到，把我送进医院治疗。我的大儿子李冰天，次日从北京赶到太原，到医院陪床。几天后，我的小女儿李小征，也由北京来到太原，接替李冰天的陪床任务。半月后，我的大女儿李大征由沈阳来到太原接替小征的工作。那时大家都担心我可能一命归西，都要来为我尽孝。谁知我的命大，不是阎王把我忘记了，而是我的老伴凭借对病情的了解、运用医治技术得当、当机立断进行抢救，终于把“瘟神”驱逐走了，因此我仍然活着。说我的老伴是我的救命恩人，一点不过分。

这是我的生命危机的第二次红色信号，比去年11月那次危机还要严重。在医院输液、打针、吃药。住了半个多月，病情基本上稳定了，但身体没有完全恢复，心电图仍然不好。

我于8月下旬出院回家疗养。出院时心血管专家王主任警告我说：“李老，你的心肌梗塞已经再一再二的发作了，无论如何不能再三，这种发作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死活各占百分之五十。抢救及时得法可以救活，抢救不及时不得法就可能死亡。这不是我吓唬你，而是我的经验之谈。”又告诉我：“你今后要特别注意几点：一是要保持心情愉快乐观，不要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二是注意饮食，不要吃得太饱，少吃多餐，少吃不易消化的食品；三是适当运动，到室外运动时要有人陪伴，防止发生意外，锻炼要适可而止，不能过度疲劳；四是按时服用治疗药品，必须随身携带急救盒。”

由于病情复杂，虽然按照医嘱尽量注意，但小的发作、中等程度的发作仍然不断。有情绪性的心绞痛，有排便性的心绞痛，有睡觉姿势不当引起的心绞痛等等，防不胜防，稍不注意就出毛病。

开始是山医二院的大夫经常出诊到家里来看病开药方，由我们派人到医院取药。以后改为我是山医二院的“家庭病床”的病人，由负责“家庭病床”的大夫和护士每周或隔周到家里诊断开药方，由护士随即供给药品，这样就更方便了。

在太原期间，山西省卫生厅对我的治疗问题还是重视的，我对山医二院的治疗也是满意的，我很感谢他们。我曾将多年病情和各种心电图材料送沈阳我的大女儿（也是大夫）处，由她送沈阳有名的心血管专家研究，他们也对我的病情提出了宝贵的医疗建议。

总而言之，狂风不能把我催折，暴雨不能把我冲垮，雷电不能把我击倒，冰雪不能把我埋葬，瘟神病魔也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