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拙笔写春秋

1981年12月下旬，由医院搬到金刚里宿舍时，我在北京被抄家和封存的衣物、书籍、日常用品等，除没收、散失和损坏外，其余均已退回并运到太原。而我所有在各种场合（包括战争年代）的讲话稿件，各种报告稿件、各种发言稿件、各种笔记日记、各种诗词底稿、各种信件和文章底稿等等均全部抄走，至今一字未退回。这是我最大的损失，是精神和心血的损失，是多少金钱也买不到、也补偿不了的。由此造成我今日写回忆文章的极大的困难。至于物质上的损失从数量上来讲，也是相当大的。

对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来讲，对“抄家”的内涵是清楚的，更何况我的家被抄过多次。退还的箱子上，封条多达七、八层，不管什么衣物，一律涂上胶水，并多次贴上各种标签，标签也是种类繁多，有海军的，有中央专案组的，有公安部的，有秦城监狱的，很多照片看得出是经过多次展览，并在照片上进行了涂改。经过这样篦子梳头般的清理，所剩还能多少，就可想而知了。

1982年元旦我们过得很简单，但春节过得很热闹。冰天一家、小征一家，均来到太原，加上幼征一家，我们老老小小十一口人，每天在一起围桌而坐吃团圆饭，有说有笑，谈家常、忆往事、论今天，这是我们十年来第一次高兴的团聚，第一次开心痛饮，骨肉情深,其乐融融。过了元宵节他们才散去。

春节之后，我曾想在春暖花开时节到农村看看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的情况，到工厂矿山参观开开眼界。我想关押的国民党战犯都可以四处参观，我为什么不可以去参观呢？十年没有接触社会，没有接触工农群众，农村变化了，工矿企业变化了，各条战线的情况都变化了，我的思想则长期闭塞落后，孤陋寡闻，深有隔世之感，跟不上形势。问今是何时，不知有汉，不知有魏晋。

这个想法尚未正式提出来，有一天山西公安厅来了一个干部，向我宣布了三条禁令：第一不准与外国通迅；第二不准接见外国记者；第三离开太原要请示批准。

我问：“这是哪里的规定？”

回答：“上级的规定。”

我问：“哪个上级？”

回答：“那你就不必问了。”

我对这种空口无凭，不见文字，不见文件的处理办法有疑问，因此立即给山西省公安厅及省委省府写了一封信，明确提出：“今后凡中央和山西省对我在太原的生活有什么要求和规定，一律以文字为证，以防鱼目混珠，不便执行”。

自此之后，山西方面再没有提出什么要求了。为什么那么怕外国人？大概有点心虚。其实经过长时间大吹大擂的公开广播、报刊宣传，全世界哪有不知道的。问题是只讲一面之词，不准有异议，害怕泄露不同意见，害怕暴露真相、使欺骗蒙蔽破产。

既然参观农村、工厂不可能，那就实行考虑已久的一件事——坐下来写回忆文章。

虽然我的写作计划不算庞大，但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开始，我初步打算写三部曲（分三个小册子）：第一部是我的戎马生涯，写战争；第二部是文革经历，写文革前期五年；第三部是幽禁悲剧，写“九•一三”事件之后的经历。之后，我还想写一部战争年代有关林彪的文章。“到太原以后”的那一部分是后来增加的，是九十年代以后补写完成的。这样算起来就是五大部分了，分五个小册子。

根据手中的材料，我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由近至远，先写“九二四”之后，隔离审查、锒铛入狱和公审的实情，再写到海军工作后的经历，以及战争时期烽火年代的回顾，最后再写战争岁月中的林彪。写作同时，千方百计搜集历史材料。

我写回忆文章的目的，既不是为名，也不是为利，而是为历史，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点我亲身经历，我所见所闻的真实资料。我也许看不到出版，但人亡物在。

我是工农出身，文化很低，初小四年级水平，主要是参加革命之后不断学习，及长期做参谋工作，在实践中锻炼提高的。高级机关的参谋工作要“会写、会画、会算”：会写通知、命令，会写作战计划，会写训练计划，会写报告、总结，会写各种电报；会画敌军态势图，会画我军态势图，会画敌我态势图，会画我军进攻战役部署图；会计算敌人兵力，会计算我军兵力，会计算敌我兵力对比，会计算敌我双方行进路程、行进速度、到达预定地点的时间，会计算我军伤亡、消耗、补充等等。由于上述原因，我的文化水平才有所提高，但永远是一个小学生。

写回忆文章与做参谋工作不尽相同，但也有相通之处。同打仗一样，写文章要有充分的准备，“不打无准备之战”。准备愈充分，则成功可能性愈大。仓促上阵，急于求胜，“打莽撞仗”，则成功可能性甚小。应有正确的思想指导，应有充分的材料，应有一定的写作技巧，这三条都重要，缺一不可。其中充分地占有史实材料尤其重要，在史实材料的基础上产生观点，产生思想。史实材料是文章的基础，材料越多越好，越具体越好，越真实越好。回忆文章是历史，是纪实，不是文艺小说，不能虚构空谈，要对历史负责。

从1982年起，我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进行思想准备和史实材料的准备。思想准备是对任何一篇文章要确定一个中心。大中心里面有小中心，突出什么问题，以什么为主，以什么为次，首先写什么，中间写什么，最后写什么。根据手中的材料要认真独立思考，提倡“三思而行”，没有想好就不要动笔。同时，千方百计到处收集有关史实材料，然后对材料进行分析选择，哪些可用，哪些不可用，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按次序排列，以便使用方便。

1984年，我开始动笔写回忆文章。因为带病写作，速度极慢，写写停停，停停写写，到年底，我被关押后的实录部分，基本写成初稿，共约十万字左右，书名为《狱中人的心声》。

1985年，我乘胜前进继续写作。经过一年的努力，我的第二部作品又基本写成初稿，约十五万字左右，书名为《兵荒马乱的文革前期》。

1986年起到1988年，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完成了战争年代回顾的初稿，共三十万字左右，书名定为《沙场回忆》。

因为健康原因，在此期间内四次进医院，耽误时间不少。出院后医生规定，每天只能写两小时，我有时照办，有时也不照办。文思涌来，不写完一个章节是很难停笔的。但身体是第一位的，写作是第二位的，这是必须遵守的原则。所以拖拖拉拉，两天打鱼三天晒网，从准备写作开始，搞了七年才完成。

三部作品完成了初稿，共五十五万字左右，我才松了一口气，悬挂的心也放下来了。完成了心愿，只觉得格外的轻松，只感到其乐无穷。下一步的任务是写第四部《盖棺论英雄——战争岁月的林彪》。

1988年12月，我们到北京、沈阳探亲访友，半年后返回。1990年10月我们再次到北京，1991年7月返并。我在北京将前三部作品手稿进行整理打印。这样就可以集中精力考虑第二步写作计划，即动手着笔《战争岁月中的林彪》。这是攻坚战，困难更多，1993年此稿停笔，共二十万字左右。这样“十年磨一剑”的任务基本完成了。

从1994年（我已满80岁了）开始，我着手写《到太原之后》，主要是根据我的日记，写到太原后十年的生活情况。接着我又将建国初期（1950年后）到调任海军工作前（1962年前）的工作经历，写了一篇《风雨十二年》。这篇小册子，主要写我在武汉高级步兵学校、在南京军事学院和在总参军训部工作期间的情况。这样，我的回忆录就比较连贯，比较完整了。同时，我又将能收集到的，曾公开发表过的文章进行整理。这样，用了三年时间，写了约五万字，整理发表过的文章约五万字。到1996年，前前后后十四年，我写了（包括整理文章）八十多万字的初稿。

从1997年开始，我一边修改初稿，一边整理我写的诗集、杂文等（约十万字左右）和保存下来的千余张历史照片。

在写回忆录的过程中，我一边写，一边重温自己一生的历程，一边写，一边反思自己对林彪事件的认识过程。2004年，在对回忆录多次修改，基本定稿之后，我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了。此时我意识到，在自己已是耄耋之年，要用最后的机会，向党再一次说出自己的看法。我给中央写了两封近万字的长信，题目叫《不平则鸣》。现在我决定将这两封信，也收录到本书中（见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