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件中说：“李作鹏篡改中央命令的阴谋”

文件第三部分的标题是：林彪反党集团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失败后叛国投敌的罪行。文中说（见图2）：

在林彪直接指挥下，他们妄图乘毛主席巡视南方的机会，谋害毛主席，并策划于同一时间，在北京谋害中央政治局同志，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当这一反革命计划破产后，林彪又阴谋携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我在文旁写道：不知道！

文中又说：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二时半，林彪等所乘外逃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黄、吴、李、邱等在林彪叛国投敌以后，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毁灭了大量罪证。

我在文旁注：造谣！我毁了什么罪证？

在文件“李作鹏篡改中央命令的阴谋和山海关机场值班记录、值班员的说明”一节中说（见图）：当晚十点半左右，中央根据林立衡向八三四一部队的报告，立即追查三叉戟飞机调到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并由中央下达命令，必须有周总理以及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联名指示，（重点线是作者亲笔画上的）256号飞机才许起飞。但是，李作鹏在向驻山海关机场某部下达命令时，竟两次篡改中央命令，将四人联名指示放飞才放飞，篡改为“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飞”。林彪乘飞机逃跑后，李作鹏打电话要山海关机场值班员修改值班记录，值班员坚持不修改值班记录。我在文旁写道：根本无此事。李作鹏又将山海关机场电话报来的值班日记，亲笔加以篡改，另行誊抄后，报送中央，掩盖他篡改中央命令的罪行。我在文旁写道：我向周总理的报告原文为什么不敢发表？

我在文旁注：划掉“才放飞”没有错。不划掉也能看出其意。

我在文旁还注：刘继祥秘书同山海关机场进行了校对报告我说：与我修改处相同。我可以同刘继祥当面对证。

这就是那份李万香在1972年4月7日写的半页纸的孤证（见图1），它成为了中央文件中“两次篡改”的证据，也成为十年后特别法庭《判决书》中的“罪证”。谁能证明这份孤证的真实性？它能成为判我大罪的证据吗？而我有给总理的报告和刘继祥做旁证，但特别法庭却不出示给总理报告的全文，也不让刘继祥出庭作证。

我在文旁注：原始记录为准，这是半年后的说明，有假。

我要求场站将“飞机要强行起飞”的情况“直接报告周总理”。

李万香在文中说：关于飞机强行起飞的一切情况，我们没有向总理报告过。我在文旁注：为什么？

在“林彪、叶群等仓皇逃命目击记影印件原文”一节中（见上页图2）,当时在机场的目击人证实说：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日零点二十二分，林彪一伙乘坐红旗轿车，极高的速度开到停在机场的三叉戟飞机附近。车还未停稳，林彪一伙就急忙下车。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他们没等机组人员上齐，连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上机，飞机滑行灯也没敢开，机舱门还未关上，飞机就急促起动，强行滑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讯保障的情况下,便在一片漆黑中,于零点三十二分,强行起飞,仓皇逃命。

我在文旁注：由此可见，并不是由于一人指示可放飞造成的恶果。

四、吴法宪说：“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在这份文件中，有1971年10月21日和12月23日的“吴法宪的亲笔交代影印件原件”。其中10月21日的交代材料内容，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作为林彪急于“抢班夺权”，要当“国家主席”的“罪证”，是唯一的孤证。

我看完吴法宪的“亲笔交代”后认为，可能出于某种巨大的压力，在隔离审查后，吴没有说实话。

吴在交代中说：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我在文旁注：我不知道，我也从未提过。吴法宪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吴说：七〇年七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原文中吴加了记号，见下页图）

吴说：七〇年八月初叶群打电话对我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

我在文旁注：我未听到你在宪草小组提此问题。

吴又说：七〇八月二十一日在庐山，黄昏前叶群邀吴、李、邱去游仙人洞。叶群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

我在文旁注：我未听见。

我又在文旁注：在庐山会议小组讨论时，25（日）我听吴法宪告诉我和邱会作，说中午汪东兴来电话说要坚持提设国家主席问题。

2007年初，我看到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那里摆？”做了特别声明。他说：“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1【注1《吴法宪回忆录》下卷788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