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活苦与乐

到太原的初期，给我的待遇标准是每月100元生活费。我的老伴给80元生活费，两人合计180元。这些钱用于生活，只能做到粗茶淡饭不宽裕，饿不死、撑不着，也算勉强过得去。但付出了伙食、房租、水电费之后，在添置其他生活用品，或者想增加一些营养，就很困难了。

从1985年开始，我的生活费提高为每月200元。老伴每月也可拿到270元左右。这样我们的生活才有了一些松动，才有可能逐步地购买了必需的沙发、书柜等家具，和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必备的家用电器，订阅报纸、杂志，并自费安装了电话。

我的生活规律是早晨6时起床，洗漱之后即到室外散步一个多小时。我住的小区就在汾河岸边，每天沿着绿树成行的岸边小道走走，心情很是舒畅。利用散步的时间，我还可以逛逛早市，买点新鲜蔬菜，买点油条（太原人称油条为“麻叶”）、豆腐脑都很方便。

散步回家后，7时半吃早餐，上午写作或看书。12点吃午餐，12时半到14时半午睡。醒后躺在床上看订阅的报纸、杂志。下午多躺一会儿，可以使两脚浮肿的现象缓解一些。起床后，稍微做一些活动，吃点水果，听听音乐。18时晚餐。而后看电视，22时半睡觉。如果是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就一直看完（我最喜欢看的是成本大套的京剧和各种球类比赛），不喜欢看的，根本不看，用这段时间看一些消遣的闲书。

每周还要带着小保姆，到二华里外的柳溪菜市场，集中采购肉、鱼、蛋、粮、油等食品，并在那里浏览各类商品，了解市场物价，观看来往人群，也是自成乐趣。

刚到太原时，仍保持过去家中的习惯，看书、看报、看喜爱的杂志，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自费订购了不少的报纸、刊物，如《人民日报》、《山西日报》、《太原日报》、《红旗》杂志等。可是后来因报纸刊物价格上涨的太高、太快，实在承受不了，只得忍痛取消了大部分，只保留了三种报纸：《太原日报》，了解居家所在的见闻；《参考消息》，略知国际大事；《文摘报》，看些杂闻、奇闻，跟上潮流。

以前我很喜欢逛书店，见到喜欢的书就买。迅速提高的书价，将我逼出了书店。见到好书只是拿在手里反复翻看，而很难下决心购买。至于电影院、戏院则基本上与我无缘。

我们平常伙食很简单，早、晚面食为主，午餐米饭，两菜一汤，菜是一荤一素。星期天改善伙食，菜饭均好一些。儿女们来团聚，就要吃得好一些。过年过节也吃得好一些。所谓“好一些”，也不过是餐桌上增加些鸡、鱼、肉、蛋之类的菜肴。

和过去一样，老伴管家、管钱。我们的办法是精打细算，省吃俭用，购买最基本、最经济、最实用的物品，因此我们的生活仍然过得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者常乐。

来太原时，据说为了保密和安全，省公安厅劝我外出时戴墨镜、戴口罩，以防意外。其实这不过是掩耳盗铃，公审提高了我们的知名程度，想在百姓中隐姓埋名，不暴露庐山真面目，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第一次外出，就碰上太原海校认识我的一位干部，并很热情的与我握手。第二次外出又碰上抗日时期曾在山东军区司令部机要科工作的一位干部（已离休），互相谈往言今甚久。

第三次外出碰上第十三冶金建筑公司一位5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她挡住我的去路，问我姓什么。

我答：“姓张。”

她说：“你不是姓张，你姓李。”她肯定的说：“你是李司令”。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李司令？认错人了吧。”

她说：“我在电影里看过你，我们十三冶东北人很多，有不少人知道你，经常谈论你们在东北打仗的事情……。”

类似的情况不少。一传十，十传百，很快金刚里、十三冶、旱西关、新建路一带的居民、商店、小摊，知道我的人越来越多，街谈巷议、说长道短的不少。

他们对我的态度大体有三种：一是友好关心，具有同情之心，敢于接近我，同我谈话，也敢到我家串门，诚恳地表示，没有你们打江山，就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我生活中的困难愿意协助解决；二是平平常常不好不坏，邻里相待，见面点头问安，一笑而过，敬而远之，但也没有什么恶意；三是心怀恶意，仇恨很深，你在前面走，他在后面骂娘。

是年（1982年）4月正是冰化雪融春暖花开之际，有一天在我所住的宿舍楼西端墙壁上，贴了一张大字报，我没有看到，是次日晨房管负责人发现的，立即将其撕下。据说其内容主要是“此楼内住的是林彪死党、大反革命李作鹏，他没有资格住在这里，限三天之内搬走，否则我们要采取革命行动”，云云。同时为了收到报纸，我自己安装在楼下大门内墙壁上的一个信箱也被人丢掉。为此事当地派出所还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何，我不知道。我认为小事一桩，心中泰然处之。自此公安厅派了一位派出所副所长住在我宿舍不远的地方，据说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

开始两年确实“门前车马稀”，鬼都不登门。后来逐渐和我们交往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也逐渐溶入当地老百姓的汪洋大海之中，与大家同喜同怨，地方新闻、小道消息、群众议论也都成为我们与大家交流的内容。

与此同时，有些人知道我在练字，向我要字的人也开始多起来，交流书法感情，也成了我以“字”交友的一种形式。

其实我的“书法”是鬼画桃符，不像样子。但有些人说：“一要你的字，二要你的名，有了你的名字，就有价值了”。我是一个“臭名远扬”的人，还有什么“价值”？但也可以看出有些人的猎奇心理，有些人的思想“解放”。我大体上是“有求必应”，你愿意要，我就答应写，不管你是干部也好，是工人也好，一视同仁。

有两幅字不论是住在太原，还是以后住北京，我始终挂在客厅内，供大家欣赏。一幅是“砥柱中流”，寓意我的前半生经历，一幅是“愈挫愈奋”寓意我的后半生经历。写的虽然不好，但我喜欢。

前来看我的人，北从东北，南自广东，全国各地都有。多数是我过去的部下、同事和战友，也有我的亲属。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好意和关心，对我这样倒霉的人是极大的安慰。

但我决心不见记者，不论什么记者，我都拒绝接见。文艺作家我也不见。为什么不见？因为我的要求是：公开发表的内容必须是我的原话，一个字也不能改动！在当时，我的要求是无法满足的，这样也就堵住了借我之名瞎说乱写的口子。1985年，香港某报社有位记者想见我，被我拒绝。想要我一张近照，我也不给。他想利用我外出散步时偷拍我的照片，我就闭门不出。结果他只好失望地走了。甚至某知名军史作家要求见我，我也没有答应。我到沈阳，他随后跟到沈阳，再次要求见我，我仍然没有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