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辽代的法律

建国前后的法律

契丹建国前，没有文字，“刻木为契，穴地为牢”①，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成文法，有罪则量其轻重，临时决遣。当社会陷入尖锐的矛盾中，斗争日益激化时，有了进行法律约束的必要。遥辇后期，在审理释鲁被杀案时，制定了“没籍之法”②。阿保机为联盟长期间，惩治诸弟叛乱集团时，也曾“权宜立法”，规定：亲王犯谋逆罪，不送有司行刑，可使其投崖自杀；淫乱或逆父母者以五车轘杀；谤讪犯上者，以熟铁锥摏（舂）其口杀死；从坐者，量轻重处以杖刑。

建国后，逐渐制定和完善法律。神册六年（921）“诏定法律，正班爵”①，以突吕不“撰决狱法”②；“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仍置钟院以达民冤”，这是辽朝制定成文法的开始。太宗时规定，“治渤海人一依汉法”③。从此，辽朝境内各族人犯罪，有了治罪判刑的法律条文。辽朝的法律也体现了“因俗而治”的特点，汉人、渤海人所依的“律令”，即《唐律》、《唐令》，契丹与其他游牧部族则依“治契丹及诸夷之法”，这是契丹社会的习惯法。若汉、渤海、奚、契丹间的纠纷，则以汉法断，即所谓“四姓相犯，皆用汉法”④。

圣宗时，承天太后“留心听断，尝劝帝宜宽法律”，圣宗本人也锐意求治，“更定法令凡十数事，多合人心，其用刑又能详慎”①。圣宗更定法令的主要特点是定罪量刑多从宽简，逐步缩小契丹和汉人量刑上的差别，限制契丹贵族的某些特权，加进汉法中维护封建统治的“十恶八议”等内容。兴宗重熙五年（1036）编成《新定条制》，定刑5种，凡547条。《辽史·刑法志》所载辽朝的刑制当属《新定条制》的内容。道宗咸雍六年（1070）至大安三年（1087）又多次修订条例，意在使治契丹和汉人的法律合而为一，但契丹、汉人间的文化差异尚存，统一律令的条件尚不成熟，终因“条约既繁，典者不能遍习，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众，吏得因缘为奸”，而于大安五年（1089）悉除新法，复用旧制。

辽代法律在执行中，同罪不同罚的现象比较常见。世宗时，天德等谋反，诛天德，杖萧翰，流刘哥，遣盆都出使辖戛斯，“四人之罪均而刑异”，“辽

①《宋会要辑稿》刑法6之37、36。有人认为只有军人犯罪才称配军，此说不确。②《庆元条法事类》卷75《刑狱门·编配流役》。①《辽史·太祖纪·赞》。②遥辇氏联盟后期，部落贵族争权斗争激化。于越释鲁被蒲古只三族人杀害，耶律阿保机“奉痕德堇可汗命，按于越释鲁遇害事，以其首恶家属没入瓦里”，遂形成“籍没之法”。“瓦里”为管理贵族罪犯的机

构。建国后，诸罪犯自斡鲁朵析出为著帐户，“后族、戚、世官犯罪者没入”，“凡承应小底、司藏、鹰

坊、汤药、尚饮、盥漱、尚膳、尚衣、裁造等役，及宫中、亲王祗从、伶官之属，皆充之”，由著帐郎君

管理；诸部落也有瓦里，管理本部犯罪籍没者。

③《辽史·太祖纪》。④《辽史·突吕不传》。①《辽史·刑法志》上。

之世，同罪而异论者盖多”②。穆宗常因细故虐杀侍御、近臣；兴宗时也常因请托减免罪行，有法不依，任情用法的现象颇为普遍。

圣宗前，“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圣宗更定法令时，虽曾明确规定“一等科之”③，但契丹人侵害汉人正当权益，却往往受到袒护。直到道宗时，这种状况仍无根本改变。苏辙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北朝之政宽契丹、虐燕人，盖已旧矣。然臣等访闻山前诸州祗候公人，止是小民争斗杀伤之狱则有此弊，至于燕人强家富族，似不至如此。”①这段议论不但反映了辽朝有法不依，任情用法现象的存在，同时也充分反映了辽朝法律的阶级性实质。

刑种与刑具

辽朝的刑罚有5种：死、流、徒、杖、笞。死刑有绞、斩、凌迟、轘、枭、支解、腰斩、生瘗、投崖、射鬼箭等。有的是继承唐的刑名，有的是中原社会隋朝以前的酷刑或契丹社会固有的刑罚。

流刑有置于边远部族、投诸境外和令出使绝域三等。徒刑有终身、五年、一年半三等。杖刑自50至300。此外，尚有笞刑、宫刑、黥刑等。辽朝也有连坐、籍没和赎罪法。叛逆之家，兄弟虽不知情，也须连坐；贵族谋反，除首恶处死外，家属没为官奴；品官公事误犯，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可输铜赎罪。

刑具有沙袋、木剑、大棒、铁骨朵等。拷讯用刑则有粗细杖、鞭、烙法。木剑、沙袋、铁骨朵为契丹特有刑具。木剑，太宗时制。面平背隆，大臣犯重罪，欲宽宥则击以木剑。沙袋，穆宗时制。用熟皮缝合成长六寸、宽二寸的口袋，以沙填充；木柄长一尺许，牛皮缝裹。杖50以上者，以沙袋决罚。铁骨朵用熟铁制成，8片虚合，用柳木作柄，长约3尺，打数或5或7。

②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③《辽史·刑法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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