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期今文学派影响下经学、史学和文体的变化
封建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开始注意现实问题 在19世纪初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依然把主要精力花费在经义和“帖括之学”上面。清初顾（炎武）、黄（宗羲）讲求经世致用的风气久已消散。乾嘉考据学派的传统也已发展到顶而趋于衰歇。社会的动荡和学术空气的窒塞在鸦片战争前就已促使一些有志向的知识分子要求研究现实问题和更有用的学问。这些人敢于讥弹时政，揭露当权派官吏的腐朽。鸦片战争发生后，他们主张抵抗侵略，反对妥协集团，并要求了解西方国家情况，学习外人“长技”，改进防御力量。龚自珍[53]、林则徐、魏源[54]和早就开始谈论实际问题著有《安吴四种》的包世臣[55]是这时期的代表人物。
近代早期今文学派 龚自珍 在学术思想方面，乾嘉以后“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汉学统治局面开始受到有力的打击。本来经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今、古文的分歧，也就是西汉和东汉经学的分别。庄存与[56]著《春秋正辞》，讲求《春秋公羊传》的“微言大义”。他的外孙刘逢禄[57]继承他的学问，著就《公羊何氏释例》。庄、刘二人是近代“今文学派”的先驱，号称通晓“公羊家法”。龚自珍于1819年在杭州受教于刘逢禄。此后他就极力提倡公羊学派的见解。他前此已接受包世臣讲求时务的影响，敢于写文章提出对时政的改革主张。1820年他在北京捐资充内阁中书。当年他写《西域（指新疆）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舶议》两文。后者虽已失传，显和当时西方侵略者在东南沿海造成的混乱情况有关。在政治上的革新思想使他深受穆彰阿集团的嫉视。他提倡公羊学派在学术上的反抗思想，这和他在政治上的开明态度是相联系的。
魏源 魏源进一步利用了公羊学派的“张三世、通三统”的说法。这个说法本来是东汉人何休在所著《公羊解话》的序文中提出的见解，也就是所谓《春秋》“微言大义”中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魏源把“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分别解释为太古、中古和“末世”。“末世”据他说就是“弊极之世”。“末世”结束后社会就要“复返到太古淳朴之初”。这种见解据他自己说是“气运循环”，这是一种封建主义的历史循环论。他对时政的具体改革主张，如对于票盐、漕运、水利的一些措施，都不过是替原有制度“祛垢除污”而已。但在文化思想方面他起了很大开风气的作用。他著《诗古微》和《书古微》，提出下列主张：毛诗传和大小序都是伪作，《古文尚书》根本不曾存在，即是东汉马融、郑玄的古文说也不是孔安国原有的。这些主张要求人们摆脱传注，直求经文，而目的是“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58]。魏源要求恢复经说的最早面目，不是为了“复古”，而是借西京（西汉）以攻乾嘉以来墨守东京（东汉）的风尚。他在经学方面的辨伪工作是为了打开闭塞的风气，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
史地研究的新发展 在龚、魏公羊学派提倡经世致用和鸦片战争刺激要求了解外国的影响下，中外史地研究也有新的发展。林则徐可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广东领导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时，就组织人翻译各种西文书刊。1841年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一书，介绍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林则徐被革职流放时把《四洲志》书稿和资料交给好友魏源。魏源在1843年1月编成《海国图志》50卷，以后又扩展到60卷和100卷，是当时介绍世界史地和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名著，对日本和朝鲜的影响都很大，魏源还著有《圣武记》叙述清朝历史上的所谓“武功”，而在目录中拟定以《英吉利夷艘入寇记》结束全书。步其后尘的有福建地方官吏徐继畲[59]编成的《瀛环志略》[60]。他从西人地图集直接描绘，附图比较准确。这部书出版不久，就风行日本。西北史地方面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著述。其中最重要的是张穆[61]的《蒙古游牧记》。张穆曾替抵抗派官吏陈庆镛草拟劾穆彰阿疏稿[62]，有名于时。他死时这部书尚未定稿，由另一史地学者何秋涛[63]代为校定付印。何秋涛自己著有《朔方备乘》，汇集了蒙古、新疆、东北和早期中俄关系的史料。这些著作主要是鸦片战争刺激下爱国的知识分子要求认识世界和发愤图强的表现。
文体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文学也发生一些变化。龚自珍和魏源都反对当时宗奉桐城派古文的风气。桐城派从康熙末年方苞（号望溪）、刘大櫆（号海峰）开始。他们诵法宋朝曾巩和明朝归有光的文章，自称深得古文义法。他们讲宋儒理学，以孔、孟、韩、欧、程、朱的“道统”自任。他们祖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一语，自诩文道合一，和汉学派（乾嘉时代的考据派）对立。考据家钱大昕讥笑桐城派说：“方氏所谓古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本，……法且不知，义更何有。”[64]刘大櫆的弟子姚鼐（字姬传）力诋汉学派“破碎”。他提出自己的文章理论，以“阴阳刚柔”分别文体，认为只有“圣人”（如孔、孟）能够兼统阴阳二气，诸子以下的文章无有不偏于刚或柔者，但阳刚阴柔各有其美，如“曾、欧之文皆偏于柔之美”[65]。至于所谓义法，就是“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他主张文章要模仿古人，认为应先学古人文的“粗者”即“格、律、声、色”，最后“御其精者（即神、理、气、味）而遗（弃）其粗者”。桐城派所模仿的主要是韩（愈）文。姚鼐认为韩文本身也就是模拟，不过“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模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66]。他又认为扬雄、柳宗元也是模仿古人，虽然“形貌过似”，但仍是好文章。可见桐城派所谓文道合一就是把唐宋八家文章加上程朱理学。这种步趋唐宋、排斥创造的文章理论，当然不能为当时思想活泼的知识分子所接受。龚、魏就提出学习先秦诸子，来抵制韩、欧，自己所写文章也想极力摆脱唐宋文体的束缚。龚、魏的文章见解，遭到时人的侧目。道、咸年间时人已有“天下文章尽归桐城”之说。曾国藩更极力提倡桐城派。同、光时代的桐城派末流，所模仿的实际上已经不是唐宋而是明代小品文字。到了清末报章逐渐发达，龚、魏纵横捭阖的文体，便于议论文字的使用，渐受一般人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