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20世纪初叶的中国文化思想

留日学生大量转译介绍西方社会学说　20世纪最初的十年，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文学作品大量输入中国。这些作品大部分是由留日学生从日文译本转译过来的。社会学说的主要内容是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和政治法律的理论。其中关于法国政治学说的有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90]，关于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如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等。天赋人权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逐渐被灌输到群众的思想中来，在当时成为反对封建专制政体的重要理论根据。这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热心从西方介绍形形色色的学说，形成了薰莸并茂、五色杂陈的局面。其中有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也有西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学说。至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虽有片段译介，还没有在中国知识界中引起反响。外国历史的译著也已脱离了前几年鼓吹效法俄、日变法的风气而着重介绍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史和美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独立史。

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林译小说”　文学方面，英国诗人拜伦鼓舞希腊独立的《哀希腊》诗，由苏曼殊译为中国旧体诗，传诵甚广。波兰爱国诗人米契维茨、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和被西班牙殖民主义者杀害的菲律宾文人厘沙路的诗篇也都被选择过来。译述工作在国内最有影响的是林纾大量翻译的西方小说。其中如《黑奴吁天录》，是他在1905年由于反对美国虐待华工而引起的全国反美运动高潮中译出的。这部小说经留日学生的戏剧团体“春柳社”改编为话剧剧本，于1907年在东京上演，借以反对民族压迫，激励自立图强。林纾等人所译介的有英国莎士比亚、狄更斯，法国巴尔扎克、雨果和俄国普希金、托尔斯泰的作品。

梁启超的史学观点　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开始被应用在学术的研究上。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主张以进化论的观点编写历史，提出“史学革命”的口号。他提倡“新史学”，要求打破旧史书以帝王将相的纪、传为主的体例和“正统”观点。他也反对单纯排比史实的写作方法，要求解释历史，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找出“公理公例”。曾和严复同编《国闻报》的夏曾佑，在1904年出版了以这种观点写的中国历史著作，作为中学教科书[91]。他揭著宗旨，要求说明“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

章炳麟的《国故论衡》　章炳麟在同时期也已提出类似的见解。到了辛亥革命前几年，他写成很多学术性的文章，这些后来都编入《国故论衡》，成为一部自成系统的著作。这部书在学术上企图总结清代学术成绩和方法，给予一定的批判，并提出自己的体系。在这部书中章炳麟首先讨论“小学”即语言文字之学，指出“小学”是“国故之本”，无论研究经、史、文章都要从“小学”下手，同时着重提出音韵学以补救清代学者偏重字形的缺陷[92]。其次，他提出对文学的看法。在内容上他确定“文者包络一切箸于竹帛者而为言”[93]，反对“以感人为文辞，不感者为学说”的狭义解释。他的基本文学思想在于反对浮华、崇尚“名实”。他所谓“名”实际上就是逻辑性和思想性，也就是“名家者流”的“名”。所以他说“文学”就是“文之法式”，并作阐明如下：“文生于名，名生于形，形之所限者分，名之所稽者理。分理明察，谓之知文。”他主张学习先秦诸子，并推重魏晋“持论之文”，他说与其“持诵《文选》，不如取《三国志》、《晋书》、《宋书》、《弘明集》、《通典》观之，纵不能上窥九流，犹胜于滑泽者”[94]。他指摘唐宋之文，说“自唐以降……观其流势洋洋，即实不过数语。又其持论不本名家，外方陷敌，内则亦以自偾”。又说“晚唐变以谲诡，两宋济以浮夸，斯皆不足邵也”[95]。这些议论都是对当时文字空疏的弊病而痛下针砭。对于名学的特别推重，这和他自己研究印度因明之学所受影响也有关系。最后他在《原学》、《原儒》、《原道》、《原名》等九篇文章中讨论“诸子学”，主张“诸子皆出于王官”，“九流皆言道”，“道”就是“哲学”。他着重把佛教哲学中“成唯识论”一派的观点和名家学说糅合起来，企图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尝试。在政治上，这部书痛驳了康有为假借孔子改制、附会公羊三世借以宣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的主张。但在学术观点上章炳麟表现了他自己主要还是一个古文经学家。

谴责小说与南社　文学在这时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谴责小说开始盛行，最著名的有李宝嘉[96]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97]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曾朴[98]的《孽海花》。这些作品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和外国侵略者的罪恶。辛亥革命前几年中，革命知识分子还创造通俗诗歌、鼓词宣传革命的思想内容。1909年底一些同盟会会员成立“南社”，出版杂志，以旧式诗词鼓吹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