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但是宋代的集权与后世不同的一点，也是宋代政治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君权强化的同时，文臣对君权的制衡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姚大力先生认为，唐宋两朝皇帝制度中，存在着“专制君权持续强化”和“限制君权的制衡程序同样在增强”两种趋势，彼此构成一种“张力”，保证了宋代政治文明向前发展。

宋代政治继承了唐代“封驳制度”和“谏官制度”的成就，同时，科举取士的普及，让儒家“从道不从君”的传统得到复兴，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非常强烈。他们宣称，“（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皇帝虽然可以命令大臣，但是不能违背道理；大臣虽然要为皇帝服务，但是不能盲目曲从。

与此同时，宋代统治者也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对最高权力进行约束的重要性。据说赵匡胤曾立下誓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在石碑上留下遗嘱，告诉后代皇帝不得杀掉给皇帝提供意见的人，以“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有宋一代，确实基本没有杀戮过士大夫。“与士大夫共天下”成为北宋君臣间一条不成文的约定。文官犯了再大的错，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贬官而已。宋高宗时，监察御史方庭实居然敢这样对皇帝宣传“民主理念”：“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皇帝也没能拿他怎么样。

宋真宗有一次派人拿着亲笔诏书来见宰相李沆，诏书的内容是封他宠幸的刘氏为贵妃。李沆认为这个命令不合理，什么话也没说，当着太监的面，把皇帝的诏书放到蜡烛上一把火烧掉了，然后对太监说，你就跟皇上说，我不同意。（《宋史·李沆传》）皇帝也只能无可奈何。

宋代还形成了朝省集议制度，就是集体决策，遇到重大问题，要文武百官一起开会，大家商量解决，皇帝不搞一言堂。有的时候，如果这项政策会影响到普通老百姓，影响到某个行业，还会邀请老百姓参加，就像今天的政策听证会。比如宋太宗的时候，要起草关于茶叶经营的法律，就专门请来几十名经营茶叶的商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宋史·陈恕传》）。北宋熙宁年间，在改革财政税收制度之前，朝廷专门请市井商人，甚至杀猪的、卖肉的，都到朝堂上参与讨论，“其议财，则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丁酉）。这在其他朝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宋代政治当然也存在着传统政治的大量弊端，比如重文轻武、防民过甚，导致国防实力下降；比如地方分权过甚，官员数量过多，造成“三冗”；再比如我们后文将要讲到的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内容。但是，总体来说，宋代仍然可以说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高峰。宋代享有空前绝后的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出现了许多民间的小报，称作“新闻”。小报有自己的专业“爆料人”“记者”：“近年有所谓小报者……访闻有一使臣及合门院子，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以先得者为功……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真伪亦不复辨也。”这种小报非常注重时效性，由于消息新奇快捷，发行面广，势头甚至压倒了政府发行的朝报，因而利润颇丰，成为我国最早的新闻产业。另外，宋人还享有广泛的结社自由，只要不拿武器，政府保证人民的结社集会自由，从不加以干涉。宋代演戏，经常讽刺朝政。宋高宗时，著名的奸臣秦桧走后门，让自己的儿子成了状元，结果不久，就有人把这件事编成了一出戏，公开演出，秦桧也无可奈何，没法处罚。北宋著名昏君宋徽宗看戏的时候，演员在台上公开批评他的政策不好，“只是百姓一般受无量苦！”，让老百姓受了很多苦。宋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也不敢怪罪这个演员。

推动文明发展的因素是复杂的。中国2000年不停的循环，实际上反映出两方面力量的较量，君权与臣权，中央与地方。这种较量曾经达到了一种难得的平衡，导致即使在基于君主利益而设计的大一统郡县制度的框架内，君权也曾经得到过比较有效的约束，大一统郡县体制在遭遇危机后终获平衡，因此收获了比较辉煌的政治文明和文化成就。

在比较高的政治文明的基础上，宋代也取得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很多人认为，中华文明的顶点在宋朝。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华文明经过几千年的曲折发展，在宋朝达到了文化的高峰。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把宋代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则说：“（在宋代）一个新世界诞生了，其基本特点已是近代中国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