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田制不立”与井田限田论

宋朝把全国的编户齐民区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类，但与前朝的主户客户概念颇不相同。

魏晋以来，已有“客户”一词，指户口附着在世家大族户籍中的“私属”——佃客、部曲之类。中唐以后，客户往往与主户（或土户）相对称，其意已非“私属”，而是“客籍户”，以与“土著户”的主户相区别。主户是编附本贯的有产户，也叫编户、居户、实户、正户；客户则是浮寄于本贯以外的人户，其中有有产户，但以无产户居多，也叫浮寄户、浮户等。两税法施行后，规定户不论主客，一律“以见居为簿”，在所在地编入户籍，征收两税。久而久之，客户的客籍户性质逐渐消失。到宋朝时，客户与主户的差别主要在于是否拥有土地和资产，主户不再是先前的土著户而是有产户。客户不再是先前的客籍户而是无产户。客户中坊郭客户为数甚少，主要是乡村客户，而乡村客户又以佃客（佃户）为主体的贫下农户，所以当时人常把客户作为佃客的专称。当然，细究起来客户是不完全等同于佃客的。在宋朝户口统计中，各地区的主客户比例参差不齐，大体而言，客户约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占总户数三分之二左右的主户，一部分是坊郭主户，大部分是乡村主户。乡村主户依据土地资产划分为五等，大致一等户是占田几百亩至几千亩以上的大地主，二等户是占田几百亩以下的中地主，三等户是占田百亩至五十亩的小地主或自耕农，四等户是占田五十亩以下二十亩以上的自耕农，五等户是占田二十亩以下的自耕农。因此一、二、三等户又称乡村上户，四、五等户又称乡村下户，乡村下户是主户的主体，常占十分之八九，他们是国家赋税和徭役的主要承担者，也是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所以统治者尽力增加主户，使客户转化为主户，颁布法令，客户只要置买田产，便可立为主户。

然而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伴随着土地买卖与租佃关系的发展，兼并盛行，贫富分化，土地占有不均的社会现象十分突出，不少下等主户沦为客户，引起有识之士的担忧，他们把这种社会问题归结为“田制不立”，意思是宋朝不像前朝，没有确立一种如井田制、均田制之类的土地制度。在他们看来，如果人为地确立一种田制，以复古的手段把蓬勃发展的小农经济限制在古老的模式中，那么社会问题似乎就迎刃而解了。这当然是不切实际的。

然而，有宋一代，井田论、限田论如同沉渣泛起一般，几乎连绵不断。日本学者周藤吉之对此作过精深的研究。

北宋建立不久，太宗赵光义鉴于现存的土地问题而对井田制流露出无限羡慕之意。他对宰相说：“井田之制实为经国之要道，后世为天下者，不为井田，则贫富不均，王化何由而行！”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的方案就在这种背景下提了出来：计丁分配田地，上田每丁授田百亩，中田每丁授田一百五十亩，下田每丁授田二百亩；一家如有三丁，则三丁皆授田，五丁之家给三丁之田（三百亩），七丁之家给五丁之田（五百亩），十丁之家给七丁之田（七百亩），以十丁为限，即最多一家七百亩。宽乡还给住宅地、桑田、菜田。这分明是杂糅了井田制与均田制的某些要素而制订的理想化方案。太宗看了正中下怀，命陈靖为劝农使，在京西路推行他的方案。其失败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对此法未能实行深表惋惜，对李安世的方案在北魏可以实行，陈靖的方案在北宋不能实行，百思不得其解，以为是“费多而难行”。其实不然，两者的社会背景根本不同，在小农经济与租佃关系充分发展的时代，企图人为地改变原有的土地关系，重新平均分配，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既然井田、均田行不通，于是人们就大谈其限田。仁宗时有个官僚鉴于土地兼并的严重，指出：若不禁止，则天下田畴半为形势（户）所占，因而主张罢任官僚购置田产不得超过五顷（五百亩），诡名占田者，许他人告发。颇有一点汉朝“限民名田”的意味，但毕竟是纸面上的设想，在土地所有权的买卖、让渡合法地进行的时代，要想限制土地兼并肯定是徒劳的。然而人们对此却津津乐道。欧阳修的《原弊》就是颇有代表性的议论，他在论及兼并之弊时说：“古者计口而受田，家给而人足，井田既坏而兼并乃兴。今大率一户之田及百顷，养客数十家……夫百顷而出税赋者一户，尽力而输一户者数十家也，就使国家有宽征薄赋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数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显然，欧阳修把土地兼并归结为井田制崩溃的结果，于是他的主张便是“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复用于今，为计者莫若就民而为之制”，仍然是井田不可行而行限田的老调重弹。

对田制甚有研究的苏洵，在论及现实土地问题时，也把根源追溯到井田的废止。他说：“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他的医治药方是恢复井田制：“井田复，则贫民有田以耕，谷食粟米不分于富民，可以无饥；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锢贫民，其势不耕则无所得食。”他也深知一千年前王莽企图恢复井田的托古改制已遭到惨败，何况今日；他更深知时人所谓“夺富民之田以与无田之民”，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行的还是限田。他的限田方案是一种温和折中的缓冲方案——“不禁其田尝已过吾限者，但使后之人不敢多占田以过吾限”，企图以一种渐进的、听其自然的办法，使土地占有趋于均匀化，在土地私有化、商品化程度日趋加深的时代，这显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

井田限田论的泛滥一直持续到南宋。因为土地兼并较前更甚，淮西宣抚使张俊罢将归家后，置买大量田产，“岁收租米六十万斛”。以每亩租米一斛计，其所占田地即达六十万亩。更有甚者，据淳祐六年（1246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谢方叔说：“今百姓膏腴皆为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即有占田达一百万亩的“贵势之家”。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忧国忧民之士再次高唱井田限田论，企图从中寻求对策。

首倡此论的是广州州学教授林勋。他在建炎三年（1129年）向朝廷上《本政书》十三篇，提出医治社会问题的药方——“宜仿古井田之制”。他的井田方案完全照抄西周，什么“步百为亩，亩百为顷，顷九为井，井方一里”之类，以此为基本构架，制订一个土地分配方案：一井九顷，以一顷为居宅场圃，其余八顷每家一顷。显然，这是一种过于迂腐的设想，他自己也知道无从下手。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企图在不改变土地私有及租佃关系的前提下，采取限制土地占有数量，限制土地买卖，使土地占有自然而然趋于平均，以达到一夫占田五十亩的理想模式。这并不比他的井田方案更现实些，当然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林勋的《本政书》居然获得不少知名人士的喝彩。朱熹说，林勋“说得甚好”。张栻说，林勋《本政书》“其说亦着本可贵”，“殊惜其不得施用也”。薛季宣说，林勋“引古以验今，即今以求古”，“居今之世，求古之制，识其真则难能矣”。陈亮说，林勋“考古验今，思虑周密，世之为井牧之学，所见未有能易勋者”。可见林勋的药方虽然脱离实际，但针对现实土地问题的弊端，所以在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试图寻找一个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已成为思想界殚心竭虑的焦点，这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向后看，从恢复井田的思路上去寻找出路，必然于事无补。其实，以历史的眼光看，田制不立，土地兼并，乃是小农经济蓬勃发展的必然现象，传统农业正是在这种矛盾运动中创造出骄人业绩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