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契丹的兴起与辽的二元化体制

契丹族与秦汉时的东胡，魏晋南北朝的乌桓、鲜卑有着渊源关系，游牧于辽河流域。安史之乱后，唐朝在北方的统治衰微，契丹趁机发展，9世纪后期日益强大。

当时契丹的社会是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民族联合体，逐渐形成部落联盟。联盟首领是由部落酋长议事会选举产生的。此后，又在联盟首领外设立了军事首领“夷离堇”。9世纪末，联盟首领由遥辇氏世袭，军事首领由耶律氏世袭。

世袭军事首领耶律氏在对外征战中扩大了权力，积累了财富，拥有大量人口、牲畜的耶律阿保机，在907年推翻了遥辇氏，任契丹部落联盟首领。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称帝建元，即后人所称辽太祖，年号神册，都城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成为中原最大的威胁，左右五代兴亡的重要外来因素。五代与契丹的对峙时期，石敬瑭把幽（今北京）云（今大同）十六州割让契丹，更加助长了契丹对土地的贪欲。944年契丹从幽州、云州两路南下，946年再次南下，进占后晋都城开封，耶律德光于947年在开封举行即位仪式，改国号为大辽。一个北方民族皇帝的即位仪式选择在中原的开封举行，其意味是深长的。虽然耶律德光不久即北撤，但此后辽与中原王朝的对峙局面一直持续了很久。幽云十六州的割让间接地对五代以后的一二百年历史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一地区是北方边防重镇，沿线有燕山山脉、古长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南面则是暴露无遗的平原，骑兵可长驱直入，石敬瑭的余毒流害了几百年。

辽的版图大约相当于今东北、蒙古、河北及山西北部一带。契丹之名随其势力的西渐而远扬，中世纪俄国人称中国为Kitai，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辽境内生产与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有两类：一类是“耕稼以食，城郭为家”的汉族和原渤海国人；一类是“渔猎以食，车马为家”的契丹族和其他北方民族。为了适应这种情况，辽制定了蕃汉分治的二元化政治体制。辽的中央官制有南面、北面之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主管蕃事的北面官治契丹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办事衙门设在皇帝牙帐之北；主管汉事的南面官治汉人州县、军马、租赋之事，办事衙门设在皇帝牙帐之南。这就是《辽史 · 百官志》所说：“蕃不治汉，汉不治蕃，蕃汉不同治。”这种二元化政治体制在辽的国号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辽朝建国初期称为“大契丹”；辽太宗时实行双重国号，在农业区称为“大辽”，在草原地区称为“大契丹”；在契丹文和女真文中，辽朝始终称为“契丹”。

辽所统治的版图，从经济形态上分，大体是三个区域：游牧区、游牧农耕混合区、农耕区。辽的统治者采取以游牧民族为主、以农耕民族为辅的二元化体系，上述政治制度二元化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辽的皇帝与统治中枢始终留在契丹兴起的上京临潢府一带及中京大定府一带；契丹民族长期保留游牧民族的习气，斡鲁朵、捺钵的存在就反映了这种状况。

辽君主的居所称为斡鲁朵（Ordo）。斡鲁朵一词，在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中几乎是共同的，意为帐篷。《金史》作斡里朵，《元史》作斡耳朵，《元朝秘史》作斡儿朵，《长春真人西游记》作兀里朵、窝里朵，《黑鞑事略》作窝里陀，都是同一词的不同音译法。北方游牧民族居住毡帐，君主常居中央，所以君主的毡帐称为斡鲁朵，即宫帐、宫卫。斡鲁朵是辽君主的常驻地，也是他死后陵寝的所在地，往往成为部落集团驻屯地的中心点。统治者的骑兵弓箭手被组织在斡鲁朵中，成为营帐卫士，这种近卫军由二千人发展到五千至七千人，是最精锐的骑兵。

君主的行营（或行在、行宫），称为捺钵，它适应了游牧迁移的需要，由毡帐、车辆构成。它是“四时行在之所”，春夏秋冬四时，皇帝率大臣、军队各处移动，有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

斡鲁朵与捺钵所在之处，都必须占地，不论俘掠户还是军队都必须分配土地，由于流动性较大，所以土地关系是不固定的。斡鲁朵领有的大量土地，构成皇帝及其后妃的私人领地，称为“御庄”。在这些领地上服劳役的生产者是宫户，宫户包括契丹本部及汉人、渤海人及其他俘户，进献生口或犯罪没入人户，还有自愿加入宫籍的人户。宫户不仅是斡鲁朵的一切经济负担的承当者，而且也是战时编制宫卫骑兵的承当者。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辽）

在向南的扩张中，在由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过渡中，契丹贵族大量地俘掠人口，并把俘掠到的人口强制性地与土地结合起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私城，即头下州军。所谓“头下”，也称为“投下”，两者同音同义。这种头下，是诸王、后妃、公主、驸马、外戚、功臣及诸部酋长的领地、领民。构成头下州军的主体，是俘掠来的奴婢化、部曲化的农民，即头下主的私户，契丹领主的依附领民——农奴，以其所提供的劳役来供养领主统率的各种军队。领主的领民既要承担本主的课税，又要承担朝廷的课税，于是头下户逐渐演变成二税户。

随着圣宗、兴宗、道宗统治时期（10世纪末至11世纪）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的融合，农耕经济日渐兴旺而游牧经济日趋衰落，于是辽朝统治者为适应这一趋势，把游牧与农耕的二元化体制变为以农耕为主的一元化体制，契丹的部族制渐次消失。

辽圣宗以后，汉族的高度文明为契丹贵族所接受，融入了辽的文化之中。辽圣宗时重修云居寺（位于今北京房山县），发现隋唐时代开凿的石室、石经，辽圣宗命僧人继续刊刻经板，补缺续新，刻完《大般若经》、《大宝积经》，与原存石经《涅槃经》、《华严经》合称四大部经，是对佛教经典的一次校勘整理。兴宗时开始校印佛经的总集《大藏经》，用木板雕印，共五百九十七帙，为与宋太宗时成都雕印的大藏经（宋藏）相区别，辽印本通称“丹藏”（契丹藏经）。现存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建于辽圣宗统和二年（984年），是三层重叠的木构建筑，继承了唐的框架法建筑传统。现存北京天宁寺砖塔、宁城（辽中京）砖塔、山西应县木塔，都是实体，八角层檐，是一种创新。

由于汉化程度的加深，见于记载的辽朝文学作品多用汉字书写。但辽朝创造了契丹文字，称为契丹大字、契丹小字，久已失传。契丹大字和小字是根据汉字字体而改作的拼音字。大字是以几个音符叠成契丹语的一个音缀，在形体上仍仿汉字合成一个方块字；小字笔画稍简，又称“小简字”。1932年在辽皇陵（今辽宁白塔子）出土道宗与宣懿皇后的哀册刻石，是用契丹字写的，于是契丹文字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近年来，又陆续发现了一些墓志、铜镜都有契丹文字，其中有一些目前还不能通解其含义。

为了抵制汉化，契丹人尽力保持自己的制度、礼仪乃至生活方式，他们自觉地不说汉语，以免被淹没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然而无法预料的是，他们最后不是败于汉族之手，而是败在自己身后的另一个后进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