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宋对辽、西夏的妥协

宋太祖曾两次发兵进攻北汉，未能取胜。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又率军攻北汉，包围太原，击败前来援救的辽军，迫使北汉投降。为了完成统一大业，收复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幽云十六州之地，宋太宗决定乘胜北伐辽国。虽然初战告捷，连克易州（今河北易县）、涿州（今河北涿县），但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一战遭到惨败，宋太宗中箭，乘驴车撤退，辽军转败为胜。

雍熙三年（986年）宋军再度北伐：东路军由曹彬率领，由雄州（今河北雄县）北攻涿州；中路军由田重进率领，由飞狐（今河北涞源）北攻蔚州（今河北蔚县）；西路军由潘美、杨业率领，出雁门（今山西代县），攻山后诸州。宋朝方面的作战方针是一厢情愿的，企图以东路军牵制辽的主力，使西路、中路能攻下山后诸州，然后合击幽州。辽国方面却始终把幽州作为战略重点，制订了重点防御、伺机反击的作战方针。因此，宋西路军攻下寰州（今山西朔县东）、朔州（今山西朔县）、应州（今山西应县）、云州（今山西大同），中路军攻下蔚州，东路军却受到重创，惨败于岐沟关（今河北涞水东），西路军、中路军被迫撤退。潘美、杨业奉命掩护云、应、寰、朔四州民众内迁，杨业提出了一个可保万全的撤军方案。据常征《杨家将史实考》说，按照杨业提出的这条路线，宋军由代州经繁峙直插应州，切断攻占寰州辽军的后路，必然迫使辽军退兵争寰州，云、朔、应三州民众便可趁机撤离。但是监军王侁（shēn）等人反对这一方案，诋毁杨业有“他志”，迫使杨业冒险迎敌。杨业自知此战必败，临行前泣求潘美等在陈家谷口（今山西朔县南）布置援兵接应，以防全军覆没。潘美等以为辽军败走，违约擅离陈家谷口。杨业遭辽军伏击，退回陈家谷口，不见援兵，拼死力战，士兵死伤殆尽，他自己身负重伤，坠马被俘。他坚贞不屈，绝食三日而死。

杨业（？—986年），原名重贵，麟州新秦（今陕西神木）人，青年时为后汉河东节度使刘崇部将，刘崇建北汉政权时，改名为继业，赐姓刘，擢建雄军（今山西代县）节度使，与辽军交战屡建战功，号称无敌。宋太宗攻北汉时，随北汉主降宋，复姓杨，名业，为左领军卫大将军。一代名将杨业之死，朝野震惊，宋太宗下令追赠他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潘美降三级，王侁除名编管。杨业之子杨延昭，号称六郎，其孙杨文广（延昭子）继承遗志，在抗击辽、西夏的战争中，功勋显赫。民间传说中，延昭子宗保，宗保子文广，杨氏四代英雄业绩当时即被传颂，后经评话、戏曲、小说渲染成杨家将故事。

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放弃收复幽云十六州的计划转而对辽采取守势。由于幽云以南无险可守，只能在平原上疏浚沿边河道，筑堤贮水，种植榆柳，设置寨铺，抵御辽军南下。而辽方则由守势转为攻势，从此契丹骑兵不断南下纵横驰骋，宋军被动挨打，连遭败绩。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在承天皇太后和辽圣宗率领下，借口收复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以南十县之地，侵犯宋境。由于辽军善于野战，不善于攻城，绕开宋军固守的城镇，直扑黄河沿边的澶州（今河南清丰西，古称澶渊）城北，威胁东京开封。朝廷上下惊慌失措，有的主张迁都昇州（今江苏南京），有的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新任宰相寇准力排众议，敦促宋真宗亲往澶州前线督师。寇准起用在对辽战争中屡建战功的杨嗣和杨延郎（即杨业之子杨延昭），宋军在澶州前线用伏弩射死辽南京统军使萧挞凛，辽军的嚣张气焰顿时受挫，双方陷入相持局面。

辽军此次南下，本意是掠夺财物、进行政治讹诈，无意于攻城掠地，一旦受挫便表示愿与宋朝议和。宋真宗对于此次出兵抗击原本缺乏信心，获悉辽方的议和信息，正中下怀，立即派官员到澶州辽营求和，只要辽军尽快北撤可以不惜任何代价。这次宋辽会盟史称澶渊之盟，双方约定：（一）宋朝方面每年向辽朝缴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二）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方不得交侵，不得收容对方逃亡者；（三）双方不得创建城堡、改移河道；（四）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

宋方以如此沉重的代价换得辽方的撤兵，美其名曰：“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宋真宗还大喜过望，庆祝胜利。原先主张迁都昇州的王钦若，此时摇身一变，在宋真宗面前攻击寇准把皇上当作“孤注”，订立“城下之盟”，致使寇准罢官而去。真宗的继承者仁宗仍然奉行屈辱求和方针，不修边防，辽兵扬言南下立即派官求和，答应每年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以此来谋求边境的苟安。黄仁宇认为，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保持力量的平衡。其实不然，因为这是以妥协换来的虚假平衡。

宋对辽如此屈辱忍让，反映了朝廷上下缺乏抗敌信心，深惧辽军。仁宗时曾两度赴辽交涉，坚拒割地的富弼也不得不承认：“契丹委实强盛，兵马略集，便得百万，来则无以枝梧。”主张富国强兵的王安石也提醒神宗：“今河北未有以应契丹，未宜轻绝和好。”澶渊之盟是宋对辽屈辱外交的开端，虽然换来了河北二十多年的和平，却后患无穷。初时对辽是否能长期信守盟约疑虑不定，由于几次边界骚动后来都归于无事，宋对盟约的疑虑渐释，君臣边将戒心日弛，防务荒废。到了北宋末年，河北官兵士气荡然无存，一向视为天下根本的河北防务名存实亡，为日后的“靖康之变”埋下了祸根。

和辽成犄角之势的西夏也是宋朝的一大威胁，宋朝把对辽妥协的手段运用到西夏，如法炮制。

李继迁接受辽的册封称夏国王之后，宋太宗给赐姓李改名保吉，授予银州观察使官衔，李继迁不接受，不断骚扰沿边各州县，夺取宋军押赴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的粮草，并发兵攻打灵州。宋军分五路解灵州之围，始终不能取胜。李继迁子李德明嗣位后，倾全力向西攻取河西一带，决定与宋朝改善关系。景德三年（1006年）宋真宗册封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每年以“赏赐”名义给李德明银一万两、绢一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换回西北边界三十年的安定。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称皇帝，建立大夏国，撕毁和约，向宋进攻，朝廷大臣面面相觑，无人肯表态。宋朝西北边境三四十十万驻军，在不占优势的夏军冲击下，全面崩溃。1040年延州之战，1041年好水川之战，1042年定州之战，连连战败。

宋仁宗命延州知州庞籍向西夏求和，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达成和议：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宋夏名义上君臣相称，宋每年以“赏赐”名义给夏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两万斤，此外还得在节日赠夏银二万二千两、绢帛二万三千匹、茶一万斤。以妥协换取西北边境的苟安。

宋对辽、西夏的妥协，反映了宋的积弱已相当严重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中戏称：宋朝皇帝每年要向游牧民“送礼”，是宋朝一个致命的弱点，游牧民入侵十分容易，“送礼”政策实行了一个半世纪。

拥有强大经济与科技实力的宋朝，在与辽、西夏的战争中始终处于下风，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西方学者说，游牧民族的惊人战斗力来自结合在一起的许多因素。例如：在战斗中一个骑兵拥有三匹马（两匹供轮换），他们身穿盔甲，带两把弓、一把斧、一把剑、一根绳和一些干粮，具备持续的战斗力。在开阔的平原地带，契丹武士发明了连锁阵，由十人、百人、千人为组合，有先锋、两翼、中心和皇帝卫队。他们一般不用优势兵力发起近战，而是采用切断敌方供给以及伏击、诱敌战术。再如：一个技术上的因素是使用了铁马镫，它使骑兵有一个牢固的踏脚之处，可以骑在马上箭无虚发。这种骑兵在军事战术上胜过中原的步兵。直到近代火器传入之前，亚洲的军事技术天平都倾向于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