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阳阳

“‘君子阳阳’，先生不作淫乱说，何如？”曰：“有个‘君子于役’，如何别将这个做一样说？‘由房’，只是人出入处。古人屋，于房处前有壁，后无壁，所以通内。所谓‘焉得谖草，言树之背’，盖房之北也。”贺孙。

狡童兼论《郑诗》。

《郑》《卫》皆淫奔之诗，《风雨狡童》皆是。又岂是思君子，刺忽？忽愚，何以为狡？振。

经书都被人说坏了，前后相仍不觉。且如《狡童诗》是《序》之妄。安得当时人民敢指其君为“狡童”！况忽之所为，可谓之愚，何狡之有？当是男女相怨之诗。浩。

问：“‘狡童，刺忽也。’古注谓诗人以‘狡童’指忽而言。前辈尝举《春秋》书忽之法，且引《硕鼠》以况其义。先生《诗解》取程子之言，谓作诗未必皆圣贤，则其言岂免小疵？孔子删诗而不去之者，特取其可以为后戒耳。琮谓，郑之诗人果若指斥其君，目以‘狡童’，其疵大矣，孔子自应删去。”曰：“如何见得？”曰：“似不曾以‘狡童’指忽。且今所谓‘彼’者，它人之义也；所谓‘子’者，尔之义也。他与尔似非共指一人而言。今诗人以‘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歺兮’，为忧忽之辞，则‘彼狡童兮’，自应别有所指矣。”曰：“却是指谁？”曰：“必是当时擅命之臣。”曰：“‘不与我言兮’，却是如何？”曰：“如祭仲卖国受盟之事，国人何尝与知？琮因是以求《硕鼠》之义，乌知必指其君，而非指其任事之臣哉？”曰：“如此解经，尽是《诗序》误人。郑、忽如何做得狡童！若是狡童，自会托婚大国，而借其助矣。谓之顽童可也。许多《郑风》，只是孔子一言断了曰：‘郑声淫。’如《将仲子》，自是男女相与之辞，却干祭仲、共叔段甚事？如《褰裳》，自是男女相咎之辞，却干忽与突争国甚事？但以意推看狡童，便见所指是何人矣。不特《郑风》，《诗序》大率皆然。”问：“每篇诗名下一句恐不可无，自一句而下却似无用。”曰：“苏氏有此说。且如《卷耳》，如何是后妃之志？《南山有台》，如何是乐得贤？甚至《汉广》之诗，宁是‘文王之道’以下至‘求而不可得也’尚自不妨，却如‘德广所及也’一句成甚说话！”又问：“《大序》如何？”曰：“其间亦自有凿说处，如言‘国史明乎得失之迹。’按《周礼》史官如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其职不过掌书，无掌诗者。不知‘明得失之迹’却干国史甚事？”曰：“旧闻先生不取《诗序》之说，未能领受。今听一言之下，遂活却一部《毛诗》！”琮。

江畴问：“‘《狡童》刺忽也’，言其疾之太重。”曰：“若以当时之暴敛于民观之，为言亦不为重。盖民之于君，聚则为君臣，散则为仇雠。如孟子所谓‘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是也。然诗人之意，本不如此，何曾言‘狡童’是刺忽？而序《诗》者妄意言之，致得人如此说。圣人言‘郑声淫’者，盖郑人之诗，多是言当时风俗男女淫奔，故有此等语。《狡童》，想说当时之人，非刺其君也。”又曰：“《诗》辞多是出于当时乡谈鄙俚之语，杂而为之。如《鸱鸮》云‘拮据’‘捋荼’之语，皆此类也。”又曰：“此言乃周公为之。周公，不知其人如何，然其言皆聱牙难考。如书中周公之言便难读，如《立政》《君奭》之篇是也。最好者惟《无逸》一书，中间用字亦有‘诪张为幻’之语。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却是官样文字，必出于当时有司润色之文，非纯周公语也。”又曰：“古人作诗，多有用意不相连续。如‘嘒彼小星，三五在东’，释者皆云，‘小星’者，是在天至小之星也；‘三五在东’者，是五纬之星应在于东也。其言全不相贯。”卓。

问：“《硕鼠》《狡童》之刺其君，不已甚乎？”曰：“《硕鼠》刺君重敛，盖暴取虐民，民怨之极，则将视君如寇仇，故发为怨上之辞至此。若《狡童诗》，本非是刺忽。才做刺忽，便费得无限杜撰说话。郑、忽之罪不至已甚。往往如宋襄这般人，大言无当，有甚狡处？《狡童》刺忽，全不近傍些子，若郑、突却是狡。《诗》意本不如此。圣人云：‘郑声淫。’盖周衰，惟郑国最为淫俗，故诸诗多是此事。东莱将郑、忽深文诋斥得可畏。”贺孙。

曹云：“陈先生以此诗不是刺忽，但诗人说他人之言。如‘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微子之故，使我不能歺兮’！言狡童不与我言，则已之。”曰：“又去里面添一个‘休’字也。这只是卫人当时淫奔，故其言鄙俚如此，非是为君言也。”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