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决策权力的大规模下放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一系列改进体制的决议和规定，加快和扩大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的步伐，配合国民经济的“大跃进”。
第一，下放企业管理权。1958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规定》。6月2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按照规定要求，“中央部直接管理的1165个企事业单位，下放885个，下放比例为76％。其中，下放比例最高的是纺织部，全部下放；轻工业部次之，达96.2％；再次是化工部，达91％；机械部民用部分为81.7％；冶金部为77.7％；煤炭部为74.1％；水利电力部为72.5％；其他部都在60％以上。《规定》还要求：‘下放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的交接工作，应该一律于六月十五日以前完成。’” (25) 经过这次下放，把大部分中央所属企业交给地方管理。原来由中央各部委所属企业事业单位，从1957年的9300多个减少到1200个，下放了88％；中央直属企业的工业产值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也由1957年的39.7％下降为1958年的13.8％。 (26)
第二，下放财税支配权。1958年4月，国务院决定增加地方财力，扩大地方的财权。收入方面，过去中央企业的收入地方不分成，现在改为有20％的企业利润由所在省（市）参与分成；支出方面，过去地方支出中包括基本建设拨款，现在改为全部由中央专案拨款解决。地方国营和合营企业需要增加的流动资金，30％由地方财政拨款，70％由中央财政拨款或由银行贷款；过去是“以支定收，一年一变”，现在改为“以收定支，五年不变”，五年内地方可以根据收入情况自行安排支出。6月，国务院在《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中，把印花税、利息所得税等七种税收划为地方固定收入，有关这些税收的管理，包括税目、税率的调整以及减税、免税或者加税，完全由地方掌握。对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四种中央管理的税收，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成收入，同时允许地方有减税、免税或加税的权限。通过财政和税收权的下放，中央财力从“一五”时期平均占75％，降低为只占50％左右，地方和企业预算外资金则从1957年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8.5％提高到1960年的20.6％。 (27)
第三，下放商业管理权。在商业权方面，继1958年初中央决定撤销全国性专业公司、按地方行政区划成立专业局（处）之后，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联合发布《关于物价管理权限和有关商业管理体制的几项规定》，决定把地方商业的设置和人员编制权、产品收购权、商品降价权、物资分配权等，下放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2月，中央进一步决定农村商业实行“两放、三统、一包”制度，即把国家在农村的商业、粮食机构的人员和资产全部下放给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必须服从国家统一的方针政策、购销计划和流动资金管理规定，并承包上缴国家的财政任务。
第四，下放物资分配权。1958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改进物资分配制度的几项规定》，提出要实行全国统一计划下的、以地区管理和地区平衡为主的物资调拨制度。规定减少由国家计委统一分配的物资（“统配物资”或称“一类物资”）和由国务院各部管理的物资（“部管物资”或称“二类物资”）的品种和数量；对保留下来的统配、部管物资，也由过去中央统配改为各省、市、自治区“地区平衡，差额调拨”；供应方面除少数部门外，都由地方政府的计划机关负责分配和调拨。这一改革执行后，中央统配、部管物资就由1957年的532种减少到1959年的285种，其中，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产品从300多种减少为215种，减少了3/4。 (28)
第五，下放信贷管理权。1958年6月，全国财贸工作会议提出，银行要迅速改变信贷管理体制，更多地下放信贷权，在地方党委领导下积极主动地做好为生产服务的工作。11月，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决定：农村信贷计划实行“差额包干，一年两算，半年差额，基本不变”的管理方法，即银行对人民公社只管理信贷差额，上半年和下半年各算一次账，在核定的差额范围内，人民公社可以自行安排信贷计划。1959年，银行信贷管理体制又改为“存贷下放，计划包干，差额管理，统一调度”。除中央财政存款、中央直辖大企业贷款仍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外，其他存贷款的权力一律下放到地方，实行差额包干；在计划差额包干范围内，多吸收存款就可以多发放贷款。于是，根据“大跃进”的需要，各地银行就提出“需要多少，就贷多少；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贷给”的政策，使信贷规模急剧扩大。1960年银行信贷资金运用高达954.4亿元，比1957年增长2.35倍。 (29) 货币发行过多，助长了计划外基建规模的盲目扩大和物价上涨。
第六，下放劳动管理权。195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放松对招收新工人的审批管理，改变劳动用工计划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制定、层层下达的做法，各地招工计划经省、自治区和中央直辖市确定以后即可执行。劳动管理权下放，导致职工队伍、城市人口迅速膨胀。到1960年，全国职工总数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职工人数增加2868万；城镇人口由1957年的9949万人增加到1960年的1.3亿人，增加了3000多万人。
第七，下放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地方兴办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只需将简要的计划任务书报送中央批准，其他设计和预算文件一律由地方审查批准；某些与中央企业没有协作关系、产品不需要全国平衡的限额以上建设项目，由地方批准，只需报中央备案；限额以下的项目，完全由地方自行决定。1958年7月，中央又提出对地方基本建设投资实行包干制度。即在包干范围内，基建投资由地方自行决定、自我增值。
第八，下放计划管理权。1958年9月，国务院全体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进计划管理体制的规定》，决定按照“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加强协作、共同负责”的原则，实行在中央集中领导下，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础的、专业部门和地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 (30) 其核心是在国家统一计划的前提下，实行分级管理的计划制度，增强地方的计划权力，以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1959年，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产品，由1957年的300多种减少到215种；中央财政收入中由中央直接征收的比重从40％降至20％；中央统配、部管物资由532种减为132种，减少了75％；供销工作也改由地方为主来组织。
从表面看，1957年底权力下放是先于“大跃进”的，发展初期二者之间并无太大关系。这次中央与地方权限的重新划分，是在没有触动单一公有制和行政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的，虽然其动机是调动两个积极性，减少中央决策的僵化，但是，当“大跃进”从准备进入实质性阶段之后，放权极大推动了“大跃进”的进展。在1958年的不正常气氛中，上述设想被匆忙轻率地实施。中央在很短的时间内，一阵风地把经济管理权力下放给地方，结果却事与愿违，过多过急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而又缺少必要的制约，加上反右和反“反冒进”形成的经济建设急躁情绪，使经济运行中出现空前混乱，由于地方政府不承担国家综合平衡的责任，一味追求当地经济扩张，结果综合平衡被打破，产品质量严重下降。
同时，权力由中央下放给地方的过程，意味着权力由专门机构和专家（外国称之为“技术官僚”）下放给非专门机构和非专业官员。我们知道，1953年以后的国家经济管理权力向中央的集中，自然也包括优秀和专业人才向中央的集中，并在中央形成了如前所述的庞大的专门管理机构（即所谓的“条条”管理），此时的地方政府（主要是各级党委）对经济的干预并不多。然而1958年中央将经济权力下放后，这部分权力就落到地方干部手中，不懂经济或对其知之甚少，也使其思想和行为更盲目，这亦是地方干部盲目拥护和服从毛泽东，“高指标、瞎指挥”盛行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