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成立经济协作区
1957年7月，上海局召开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上海五省一市经济协作会议。会议认为，华东五省一市建立经济协作区有许多有利条件，一致同意在上海局领导下成立华东经济协作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是：（1）研究有关发展地方经济的协作问题；（2）组织物资交流，互相帮助，互相支援；（3）积极挖掘潜力，组织国家计划外物资的出口工作以换取急需进口的物资；（4）加强联系，调整地区之间的矛盾；（5）交流经济情况和工作经验。1957年9月初，中央同意上海局成立华东经济协作委员会，并认为上海局的经验可为全国经济协作区域的划分做准备。
1958年2月6日，为配合经济计划的执行以及管理体制的调整，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召开地区性的协作会议的决定》，同意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七个协作区，分区“举行定期和不定期的会议”来“交流经验、互相协作”，彼此支援，调节矛盾，相互评比，以便在中央方针政策和统一规划下，促进共同发展。全国七个协作区是：辽宁、吉林、黑龙江、东蒙（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三个盟）为东北协作区，以欧阳钦为会议召集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自治区（内蒙西部四个盟和呼和浩特市）、河南为华北协作区，以林铁为会议召集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江西为华东协作区，以柯庆施为会议召集人；广东、广西、湖南、福建、江西为华南协作区，以陶铸为会议召集人；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为华中协作区，以王任重为会议召集人；云南、贵州、四川、西藏、陕西为西南协作区，以李井泉为会议召集人；陕西、甘肃、青海为西北协作区，以李德生为会议召集人。有些省、区划分在几个协作区内，可根据经济关系密切程度，以参加一个协作区为主。
随后，各省纷纷成立以区域内重点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协作区，实行城乡互助或厂社挂钩，加强城乡的协作关系。当时，各省把协作只是当成解决暂时困难的一种措施，地区之间协作的范围也比较狭小，缺乏全面规划和组织领导。
1958年6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该决定与上述2月份的决定相比，有了几个新的变化：（1）该决定提到了建立新的工业体系的问题；（2）加强了协作区会议的制度化，并且成立了相应的协作区委员会和办事机构——经济计划办公厅，该机构受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的指导。次日，中央又颁发《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这对条块企业管理体制是一个很大的调整，同时打破了原来的协作关系。因此，重新确立和调整协作关系显得十分重要。
同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经济协作的几项规定》。该规定指出：为了进一步加强经济协作的计划性和组织性，特做出如下规定：（1）所有列入国家计划的协作任务必须由协作双方具体订立合同，严格执行，保证按时完成；（2）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之间现有的协作关系必须继续保持，某些协作关系需要改变的时候必须进行协商，双方同意后再加以改变，不得单方面废除；（3）凡是超过省、市、自治区界限而未列入计划的经济协作，包括技术力量的支援和培训，必须统一归口，由有关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协商解决，并报中央机关备案，各专区、县、乡、社和企业单位不得直接向其他省、市、自治区的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提出协作要求，以免影响正常计划的执行。此时，中共领导人认为，组织社会主义大协作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最好方法，有利于充分利用既有的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可以在全国建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的基础上，形成几个以大协作区为单位的，具有不同水平、不同特点而又相互分工协作的经济体系。
搞协作区和经济协作，需要有个权威机构。至于七大协作区的机构设置和运转情况，以华北经济协作区为例。负责协作工作的主要组织机构是协作区经济计划委员会办公厅。该办公厅下设冶金、交通水利电力、煤油化建、农牧轻贸、综合等几个业务组，一个行政组，以及按省、市、区划分的四个地区组，干部编制人数约52人。各省、市、区调到办公厅担任副主任的干部，同时兼任省、市、区计委副主任。主要的工作是研究如何加快形成华北地区工业体系，以及逐步建立各省、市、区的工业体系问题；研究华北地区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方案，开展华北地区年度计划的综合平衡工作；组织华北区各省、市、区间发展国民经济的协作，检查计划和协作工作的执行情况；组织华北各省、市、区间交换情况，交流经验，并组织介绍外区的先进经验；办公厅可出一个不定期的刊物，检查对协作区委员会决议的执行情况，组织编制华北地区的产品目录。
理论上，经济协作区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纽带，正如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1959年12月22日的讲话所言：“我们解决条块矛盾，块块内部的矛盾由协作区解决，安排布局怎么办，通过争论，最后得到合理安排”。从综合平衡角度看，地区协作是可以提倡的，这有利于避免重复建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计划的执行和经济的协调发展。但是，在强调政治挂帅的“大跃进”中，经济协作区不仅在经济发展总体战略上，而且在政治上充当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一个中介。其间中央召开的多次重要会议，各经济协作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参与其中，并且严重影响了会议决议和“大跃进”运动调门。无论是浮夸风和高产指标的提出，还是平均主义和“共产风”的攀比，各个经济协作区及其领导人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文件上看，权力下放给了经济协作区较大的资源配置的权力。七大协作区委员会成立后，虽然召开了不少会议，但实际上它仅仅是个协调机构，解决不了多少实际问题。所以，由于“大跃进”的特殊环境以及对协作的错误理解，协作区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其产生的微弱力量并没有能够改变“大跃进”所造成的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