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提出与执行
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1977年中共十一大提出了从1976起的十年发展规划：到1985年全国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粮食产量要达到8000亿斤，要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五个港口，等等。这个规划由于符合当时人们“弥补损失”“加快步伐”的心情，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获得了通过。
与过去不同，这一次的高速度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大规模引进的可能性。1978年6月在听取了谷牧访问欧洲五国的汇报后，中央领导人对于依赖大规模引进助推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了信心，纷纷要求采取措施加快发展。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会议由李先念主持，华国锋到会讲话十几次，邓小平也到会讲话，是中央高层酝酿改革开放的一次重要会议。在会上，华国锋提出四个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走出去大规模引进资金，在几年内要争取引进800亿美金。9月9日，李先念做总结报告，提出要以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八年基本建设投资从原设想的40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十年引进800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 (30)
会上大家议论热烈，少数人有不同看法。陈云对大引进计划有相当的保留。他专门找有关人员说：“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它们，技术力量不如它们。”“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 (31) 为此，陈云还两次建议务虚会多开几天，专门听听反对意见，但他的提议没有得到采纳。会后，国务院就批准了国家计委修改后的十年规划，加快了引进协议的谈判和签订进程。
12月10日，刚刚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对党内普遍求快的情绪提出了批评。他主张：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对于材料有缺口的建设项目，不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都不能安排。 (32) 在当时“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主流意识下，他的这个发言仍未引起其他领导人的重视。
陈云并未气馁。1979年1月1日，李先念请华国锋、邓小平、陈云、汪东兴审阅批准《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该草案要求：1979、1980两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到6％，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到12％；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加300亿斤，钢产量平均每年增加300万吨，并为1985年生产8000亿斤粮食、6000万吨钢创造必要条件。1979年国家财政收入计划为1260亿元，比1978年计划增加300亿元。1979年国家预算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计划为457亿元，比投资规模急剧膨胀的1978年又计划增加125亿元。很明显，这个草案安排很符合人们普遍存在的加快经济建设速度的愿望，显示出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的情绪再度滋长起来，忽视了当时中国经济存在的严重结构性矛盾和潜在危机。
面对这个计划存在的过高过急倾向，陈云在李先念的信上批示：“国务院通知中1979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1月5日，陈云又将新华社的一份材料批转给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这份材料反映国家计委安排1979年的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时还在留缺口。陈云指出：“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邓小平阅后批示“请计委再作考虑。”1月6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这时，由于邓小平听进了陈云的意见，暂时搁置了几年内引进800亿美金的想法，转而支持调整。于是，体现“新跃进”精神的上述经济计划安排最终没有发出去，中央要求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着手调整1979年计划。 (33)
然而，从跃跃欲试准备“新跃进”，突然转向调整轨道，对决策层来说转弯太陡。在国务院领导层，陈云的意见引起了很大争论，甚至导致几位副总理还“吵了一架”。在分歧严重、思路难定的情况下，1979年2月，邓小平同主持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商量，建议国务院成立一个财经委员会，请陈云出来做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对此，李先念深表赞同，乐意给陈云当副手，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这个提议。
1979年3月14日，刚刚出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联合李先念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对财经工作提出了六条指导性意见：一是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二是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三是目前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四是必须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比例失调的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五是钢的指标必须可靠，不仅要重数量，更要重质量；六是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财经委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受陈云、李先念等人连续呼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影响，经过大家的反复讨论之后，中央高层领导最后达成这样的观点：“我们搞现代化，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1979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决定从1979年起用三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当时要求的调整，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调整农业和工业的关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二是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三是广开就业门路，千方百计解决劳动力安排问题；四是降低积累率，切实改善人民生活。
但是，由于当时干部中对经济形势的乐观估计仍占上风，其影响是经济调整方针在实施初期并不顺利。1979年和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尽管作了较大调整，但基本建设规模仍然安排过大，致使财政分别出现了170亿元和127亿元的赤字。这表明全党对调整的必要性还缺乏深刻的认识。正如邓小平在1980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负责财经工作，提出了调整方针，去年四月中央工作会议对此作出了决定。但因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 (34)
要想把经济调整部署切实贯彻下去，让国民经济尽快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对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错误进行认真清理。为此，陈云在1980年12月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不仅明确批评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方面“左”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对经济工作提出14点意见。他指出：必须认清我们是在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进行建设，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头脑要清醒，要十分谨慎地利用；今后若干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开支方面都要大大紧缩，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李先念也做了重要讲话，对陈云的意见和忠告表示了明确支持。
12月中央工作会议是全面打开经济调整局面的重要会议，也是在经济工作中摆脱“左”的影响的转折点。会后，由于全党思想初步统一了，调整工作取得了迅速进展。从1981年起，主要经济比例关系逐渐趋于合理，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滞后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1981年的财政赤字由1980年的127亿元下降为25亿元。1982年底，三次产业结构和产业内部结构趋于合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市场繁荣兴旺，物价基本稳定，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经济调整的任务大体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