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提出与执行
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1977年中共十一大提出了从1976起的十年发展规划:到1985年全国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粮食产量要达到8000亿斤,要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五个港口,等等。这个规划由于符合当时人们“弥补损失”“加快步伐”的心情,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获得了通过。
与过去不同,这一次的高速度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大规模引进的可能性。1978年6月在听取了谷牧访问欧洲五国的汇报后,中央领导人对于依赖大规模引进助推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了信心,纷纷要求采取措施加快发展。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会议由李先念主持,华国锋到会讲话十几次,邓小平也到会讲话,是中央高层酝酿改革开放的一次重要会议。在会上,华国锋提出四个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走出去大规模引进资金,在几年内要争取引进800亿美金。9月9日,李先念做总结报告,提出要以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八年基本建设投资从原设想的40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十年引进800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 (30)
会上大家议论热烈,少数人有不同看法。陈云对大引进计划有相当的保留。他专门找有关人员说:“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它们,技术力量不如它们。”“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 (31) 为此,陈云还两次建议务虚会多开几天,专门听听反对意见,但他的提议没有得到采纳。会后,国务院就批准了国家计委修改后的十年规划,加快了引进协议的谈判和签订进程。
12月10日,刚刚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对党内普遍求快的情绪提出了批评。他主张: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对于材料有缺口的建设项目,不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都不能安排。 (32) 在当时“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主流意识下,他的这个发言仍未引起其他领导人的重视。
陈云并未气馁。1979年1月1日,李先念请华国锋、邓小平、陈云、汪东兴审阅批准《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该草案要求:1979、1980两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到6%,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到12%;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加300亿斤,钢产量平均每年增加300万吨,并为1985年生产8000亿斤粮食、6000万吨钢创造必要条件。1979年国家财政收入计划为1260亿元,比1978年计划增加300亿元。1979年国家预算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计划为457亿元,比投资规模急剧膨胀的1978年又计划增加125亿元。很明显,这个草案安排很符合人们普遍存在的加快经济建设速度的愿望,显示出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的情绪再度滋长起来,忽视了当时中国经济存在的严重结构性矛盾和潜在危机。
面对这个计划存在的过高过急倾向,陈云在李先念的信上批示:“国务院通知中1979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1月5日,陈云又将新华社的一份材料批转给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这份材料反映国家计委安排1979年的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时还在留缺口。陈云指出:“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邓小平阅后批示“请计委再作考虑。”1月6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这时,由于邓小平听进了陈云的意见,暂时搁置了几年内引进800亿美金的想法,转而支持调整。于是,体现“新跃进”精神的上述经济计划安排最终没有发出去,中央要求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着手调整1979年计划。 (33)
然而,从跃跃欲试准备“新跃进”,突然转向调整轨道,对决策层来说转弯太陡。在国务院领导层,陈云的意见引起了很大争论,甚至导致几位副总理还“吵了一架”。在分歧严重、思路难定的情况下,1979年2月,邓小平同主持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商量,建议国务院成立一个财经委员会,请陈云出来做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对此,李先念深表赞同,乐意给陈云当副手,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这个提议。
1979年3月14日,刚刚出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联合李先念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对财经工作提出了六条指导性意见:一是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二是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三是目前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四是必须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比例失调的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五是钢的指标必须可靠,不仅要重数量,更要重质量;六是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财经委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受陈云、李先念等人连续呼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影响,经过大家的反复讨论之后,中央高层领导最后达成这样的观点:“我们搞现代化,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1979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决定从1979年起用三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当时要求的调整,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调整农业和工业的关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二是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三是广开就业门路,千方百计解决劳动力安排问题;四是降低积累率,切实改善人民生活。
但是,由于当时干部中对经济形势的乐观估计仍占上风,其影响是经济调整方针在实施初期并不顺利。1979年和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尽管作了较大调整,但基本建设规模仍然安排过大,致使财政分别出现了170亿元和127亿元的赤字。这表明全党对调整的必要性还缺乏深刻的认识。正如邓小平在1980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负责财经工作,提出了调整方针,去年四月中央工作会议对此作出了决定。但因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 (34)
要想把经济调整部署切实贯彻下去,让国民经济尽快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对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错误进行认真清理。为此,陈云在1980年12月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不仅明确批评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方面“左”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对经济工作提出14点意见。他指出:必须认清我们是在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进行建设,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头脑要清醒,要十分谨慎地利用;今后若干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开支方面都要大大紧缩,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李先念也做了重要讲话,对陈云的意见和忠告表示了明确支持。
12月中央工作会议是全面打开经济调整局面的重要会议,也是在经济工作中摆脱“左”的影响的转折点。会后,由于全党思想初步统一了,调整工作取得了迅速进展。从1981年起,主要经济比例关系逐渐趋于合理,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滞后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1981年的财政赤字由1980年的127亿元下降为25亿元。1982年底,三次产业结构和产业内部结构趋于合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市场繁荣兴旺,物价基本稳定,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经济调整的任务大体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