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毛主席和农民心连心

农民，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人数最多的群体，却是中国最弱势的群体，他们遭遇了太多的无助和欺压。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只有毛泽东以他有力的大手给予过农民几十年的有限呵护。当然农民给予毛泽东及其政权的反馈也是巨大的。虽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农业和农民继续遭受着国家整体经济的剥削，城乡剪刀差没有缩小，城乡差别不断扩大，但他领导下的时代是中国农民最具尊严的时代；农民们也无须为孩子的学费担心。虽然没有今天这样齐全的法律，但没有人欺负他们（除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那个无耻的政权时代）。而今天，一个肥头大耳的党支部记足以让全村人民生活得不自在而不会担心受到制裁。而中国政府里的这帮文弱书生们，至今没有拿出像样的行动，来保护农民的正当权益。

即使毛泽东时代的错误政策曾导致三年经济困难和数百万农民的死亡，但朴实知足的农民轻易地原谅了他，原因很简单，领导干部们同样在遭受饥饿的折磨，就连毛泽东的女儿也难以幸免(笔者相信这在人类历史上幷不多见，虽然人类的灾难接连不断），只需要和曾经历的旧社会作个比较就不难看出根本性的差别：那是一个好心做的坏事，是自己“家长”的错误；与那种“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的悲惨时代完全不同。有些外国学者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没有爆发大规模农民暴动，那一定是军辔的强力打压所至”。实际上，在笔者的家乡，当人人挨饿的时候，县粮库只有两个民兵把守。农民们虽然挨饿，但看到领导干部也在风雨同舟的时候；这是和历次人为或自然灾害最大的不同之处。

农民的宽容朴实，虽然比那些只以自己钱包作为判别标准的市侩可敬得多，但也暴露了中国农民悲惨命运的性格原因——他们太容易满足了，这根本建基于他们过去遭受的欺压太多了。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广大的市民拜“统销”之利而没人被饿死，种粮食的农民却在饥饿的生死线上挣扎而得不到政府的有效救济。今日，那些对进城的农民横眉怒目、鄙视“乡下人”的城里人，你们是否意识到自己的亏欠和人格的卑微？！

中国的农民，在过去百年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战争中，他们的先辈曾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为共和国的建立付出过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也许无法料到，在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后，甚至今天国力日盛之际，他们再次面临几千年来已经习惯的厄运。

毛泽东给了他们的虽然有点缺憾，但却是值得回味的集体记忆；毕竟，几千年来，留在他们回忆中的美好内容实在太少了。对中国的广大农民来说，能有这么一点美好记忆已经是奢侈。

在一九六五年六月底，毛泽东曾谈到建国十五年来医疗资源是如何分配给人民的，他批评道：“告诉卫生部，他们只为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而这百分之十五之中主要是大人先生们，而广大的农民群众没有得到任何医疗。首先，他们没有医生；其次，他们没有药物。卫生部即不是人民的卫生部，为什么不改名叫城市卫生部，或甚至叫城市大人先生们的卫生部呢？”[34]。毛泽东的尖锐批评，促使卫生部于当年9月制定了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的报告，报告指出：“今后需要经常保持1/3的城市医药卫生人员和行政人员到农村。医疗防疫、教育、科研等机构分出成套的人力和设备，由城市延伸到农村，抽调部分城市卫生人员长期留在农村工作，为农村培养医疗卫生人员，大力生产和供应农村需要的大众化药品，增加生产和供应农村需要的常用医疗器械，降低农村药价和医疗费用，对看不起病和买不起药的农民，继续实行减免办法，由国家医药救济费解决”[4'随着农村卫生人员的培养，后来发展出世界独有，对广大农民意义重大的赤脚医生事业，改变了农民缺医少药的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期间，农村基础教育体系的确立和义务教育的普及，让亿万农民的子女有机会进入学堂。为丰富农民文化生活，县及人民公社都成立了电影放映队，挨村下乡为农民放露天电影（这才是为人民服务）；但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们再也没有这个眼福，大多数农民已二十多年没有在自己村庄上嗑着瓜子，抽着烟，和老邻居谈着天看场电影了（现在的电影多属“农民不宜”）。没有毛泽东，那个时代会有几亿农民至死不知道电影为何物，他们谁舍得跑几十里路，用卖几斤麦子的钱看场电影？再者，电影院售票处那侗小市民只需一大声就能让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们不敢张嘴。看一下今日中国卫生部、教委、文化部等部门对农村和农民利益的漠视，就不难明白毛泽东的政治道德和对底层人民的深情，也自然理解亿万农民为什么轻易原谅了毛泽东的领导过失。

邓小平去世时，村民们见面打声招呼“邓小平死了”。没有怨恨，但也始终无法产生“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的那种感觉——他们村边的河是毛主席领导下挖掘的，路是那时修的，桥也是那时建的，当然已经残破……。

等江泽民下台或百年之后又将留下怎样的背影？胡锦涛呢？政治领袖们始终无法牢记：生前的任何赞誉都是没有意义的，历史的铁笔是公正的，但又是有情的；关键在于，政治人物是否能抓住自己人生难得的机遇，为人民留下一段情深义重的回忆。

至于个别政治人物或经济学家以经济效益或现代化建设为理由，而将牺牲农民利益合法化和合理化，根本不值一驳。他们谈不上专业智慧，更没有道德和爱心。中国农民幷没向政府要求医疗保障、工交系统及优秀教育体系配备，他们希望的仅仅是政府的一点体谅，和对贪官污吏的哪怕是象征性的惩罚。

可就这点要求，政府都懒得给予。

中国在改开三十年有几个乡镇及大队干部被送上刑场，又有几个不该得到这样的惩罚？再翻翻毛泽东领导“三反”、“五反"时的报纸，每天都有长长的被枪决的名单。笔者家乡就有一个生意人因在鸡肉中掺水而被判死刑。没有毛泽东的铁碗政策和政治教育的配合，后来中国二十多年的社会安定和高尚社会道德的建立根本不可能实现，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权益也就根本谈不上了。

天安门广场有一条永不干涸的人河流入毛主席纪念堂。其中，经常可看到衣着朴素、年逾花甲的老人，在儿孙们的搅扶下表情肃穆地步入纪念堂。他们不知如何献花，也不习惯城里人鞠躬的礼仪，只知道用磕头来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敬仰。如果纪念堂允许的话，中国亿万农民的双膝，一定能在坚硬的大理石地板上跪出两个深深的凹痕。

（作者按：在本书2003年第一版出版后不久，中央在农村和农业工作上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基础教育的学费减免。总算让农民的日子不再那麽艰辛，教育产业化、计划生育罚款、无穷税收这三座大山下的农民总算可以喘口气。如果基层体制改革上相应配合，乡镇及行政村干部任免民主化和行政透明化，对中国农民来说，才能真正有个不太憋屈的日子。农民和农业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如果不是唯一根本的话。中国未来任何领导人和学者们都必须时刻牢记这一点，否则，他根本没资格谈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第五代领导人上台后大力反贪，但在基层收效不大；农民子女在衰微的公立教育体系下不得不花高昂的学费把孩子送入私立教育体系，负担一样很重。中国政府应该明确制定用人原则：没有农村生活阅历者不得参与涉农问题的研究和政策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