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毛刘之争——林彪事件的预演¹
¹本节为第二版新加内容。后面的原第一版各节的编号相应后延。
在本书第一版出版时，笔者不认为打倒刘少奇是“文革”导因。但过去几年的研究，开始对这个观点有所修正。
“三年经济困难”一章已经对毛泽东栽培刘少奇为接班人，并给予大力支持做了闸述。几百万人饿死的惨剧，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动检讨并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作为一线核心领导并承担主要责任的刘少奇并没有主动跟进承檐自己的一份责任，相反，刘在这次大会及以后多个场合，还动辄义正言辞，大有将责任转嫁给毛泽东的意涵。后来刘少奇甚至对毛泽东讲：人相食，你我都是要上书的。总之，刘少奇的语言永远义正言辞（可能是邓小平时代刻意为之，以达到粉饰刘少奇，嫁祸毛泽东的目的，但效果往往相反），作为扶持他作为接班人并主动让权的毛泽东不仅得不到刘的感恩与尊重，而且还不得不替刘背黑锅。在刘少奇没有主动承认错误情况下，也很难有人主动发难来逼迫刘下台。
几年的合作表明，刘少奇并不是一位合格的接班人，无论是能力（包括对国情的了解程度）、胸怀，还是勇于承担的责任心，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刘少奇的局限性。关于毛刘的分歧，各类论述文章很多，从对“大跃进”的看法，到1964年对“四清”运动的不同看法5，到农村“三自一包”等，毛刘的分歧越稂越多。
作为全撖已经形成共识的毛泽东的接班人，在刘少奇主导一线领导权的几年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以刘为核心的当权派，毛泽东的让权，并没有换得尊重，甚至有被架空的风险。“大跃进”期问毛泽东在大饥荒毡延时批评浮夸风的多次讲话根本引不起重视，甚至发生中央媒体擅自删减或不报道毛泽东重要讲话的事件。考察历史不难发现，在封建皇权时代里，皇上和太子的关系经常是很微妙的，处理不好就会成为你死我活的关系，即便是骨肉亲情也时有发生。毛刘之间构建的接班安排，是建立在共同的治国理念和信任基础之上的。但当一系列合作中的矛盾产生，理念严重不合，这种接班人架构不仅面临解体，而且双方都可能因长期的理念不合而动摇对彼此的信任，那更糟糕的可能趋势就是你死我活了。如果认为刘少奇压根就没动过打倒毛泽东的算盘，那只能是浪漫主义者的幻想，而不是残酷政治环境下的写生手法。²
²关于“四清”运动的话题，是个大题目，与后来的“文革”兴起及刘少奇命运有关联，为避免分散本书主题，本处不多谈，请读者自行捜索有关内容。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不仅开辟了高层夫人参政的恶例，而且一些学者将其视为刘少奇极左路线S践和“文革”的一次预演，很多极端手段被广泛采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第二代领导人开始的非毛扬刘舆论方向下，决定了目前大多数网上的官媒文章和回忆录都带有明显倾向性。本书即使想细谈，也缺乏全面的资料支持，只有等中共解密有关档案后才能有个更详细的梳理。
1964年发生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毛泽东住处丰泽园安装窃听器一事，就是个值得玩味的“战前插曲”。
笔者最早知道与杨尚昆有关的窃听器事件，是《北京日报》2007年6月19日登载的由巴人撰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述的是始于1958年11月由叶子龙和杨尚昆主导的秘密录音，其目的是为了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党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讲话的历史文献资料。但后来毛泽东在1959年11月的杭州会议上明确要求不能录音，从此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和中办机要室主任的叶子龙，停止了机要室跟随毛泽东录音。该文提到这个录音建议是叶子龙倡议的，但叶子龙作为毛泽东机要秘书，敢不经过毛泽东的批准做出如此大胆的行为吗？1961年春毛泽东专列安装窃听器被毛发现，又是谁干的？
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保定市调研的中办主任杨尚昆突然被紧急招回京。杨尚昆在当晚日记中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4月27日下午5时20分，杨回到北京，在永定门车站他“当即向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〇回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处于中央一线工作的最高领导人汇报，看来此事非同小可！此后几天，杨又先后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等人多次谈话。而这几天来攒得杨尚昆吃睡不宁的，正是震动中央高层的所谓“窃听器事件”（也称“秘密录音事件”）。5月2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周恩来总理藭报了“录音事件”。当晚，杨尚昆仍感“心情不安、坐卧不宁”。5月8日晚，杨尚昆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
叶子龙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拨乱反正以后，党中央重新审查了“秘密录音”一案，并为有关人员平反。这是一篇很怪异的报道。由于杨尚昆曾任国家主席，属于第二代的元老之一，权势极盛，突然杨去世多年后官媒出来上面这样一篇文章，大有值得玩味之处。
这里值得琢磨的疑点有：
(一）杨尚昆极其紧张，但最后却没有因为这件事受到严厉惩罚，谁在保护他？他没有责任的话，那紧张什么？
(二）杨是中办主任，按照现在说法是中央的大管家。这个管家本来首要的服务对象就是党主席毛泽东，但毛却成了被窃听的对象，杨监守自盗。那是谁授意杨进行窃听的？杨自己去窃听毛不仅没有必要，而且风险极大。他的后台是谁？
(三）杨从保定回京，向处于中央一线工作的最高领导人汇报，这个最高领导人显然是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都已经点出来了），可报纸却刻意隐去，了解中共舆论的都该知道潜台词了。
(四）如果杨尚昆不是被刘少奇或搭档如邓小平（时任总书记，杨尚昆的直接上司）授意窃听，那么刘、邓为了避嫌必然将杨尚昆往死里整。但杨不仅没事，而且后来成为国家主席。其中的远近亲疏一目了然。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历史角度看，杨尚昆和彭真都是刘少奇1930年代末在天津主持北方局时的核心班底成员，这种渊源往往是最可靠的信任关系。中办主任是刘少奇的人，而不是毛泽东的，这是个值得玩味的安排。
(五）叶子龙回忆录中所谓因窃听事件被迫害，很滑稽。当时负责对有关人员（不排除替别人背锅的可能性）进行惩除的是刘邓周，后来平反他们的是邓，有点错乱。窃听毛泽东被惩除也叫“迫害”？是罪有应得！让后来的中办主任窃听邓小平、江泽民或习近平试试看！
中央授意写这种前言不搭后语的文章，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直到几年后，当我看到《戚本禹回忆录》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该文的目的是“狸猫换太子”，试图转移视线来掩盖另外一件发生于1964年的两杨尚昆执行的窃听毛泽东的事件I抄录书中内容如下（有些不必要的用省略号）：
23我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北京日报》的这篇文章，发现也有故意透露某个信息的可能性，因为杨去世十年了，可能有人要揭盖子了，通过该文为历史真相打开个缝隙。故意露出破绽也是一种手段。
杨尚昆在主席的菊香书屋卧室和洗手间裹安放窃听器，是通过机要室的吴振英（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康一民（总理的机要秘书）两个人来做的。叶子龙调离机要室后，机要室就由吴振英、康一民负责。1964年的夏天，在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好多人都在中南海丙楼的前院乘凉。我听见康一民在跟人大声地说，“他妈的，出了事就当缩头乌龟，这么大的事，让我来顶罪。明明是你们叫干的，现在你们没事，就我有事”……后来杨尚昆找康一民谈了一次话，康一民就不再讲了。
……
主席1966年7月回到北京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而是先第卞章知识分子、反右与上‘文革”住钓鱼台。不久后又住到“游泳池”去了。……
在1964年“窃听器事件”被查出来以后，毛主席就下令把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可到了1965年主席发现杨尚昆仍在中南海工作，他发了火，刘少奇、邓小平这才把杨尚昆调去广东省委当了书记处书记。……
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下达了中发（66)277号文件，公布了杨尚昆的问题。文件明确指出，“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窃取党的机密”。
毛泽东拥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他不会不清楚杨尚昆背后是谁。尤其1964年窃听器事件后杨还能在中南海走动，没有刘、邓的保护是不可想象的。在毛发脾气后，刘、邓还是没有立即惩罚杨，而是外调广东任职。由此可以看出，毛的权力不被尊重和被架空，也可以看作刘、邓的权力傲慢。中办主任是刘邓的人，邓又是总书记，毛被架空不可避免，研究历史不可忽略人事安排。
通过以上两次窃听器事件，毛泽东已经感觉到刘少奇这个党内二把手已经不再是值得信赖的同志，相反，是个极其危险而且不择手段的对手。将1961和1964年两次窃听事件联系起来，刘少奇的政治操守和黑暗手段是无法让毛泽东放心的。如果刘成为最高领导人，中共政治生活会否成为斯大林时代贝利亚风格，窃听和暗杀成为高层权力斗争常用手段，就比较令人不放心了。很显然，毛、刘政治斗争上的你死我活，将不可避免的上演。
1964年开始，毛泽东就不断到各地游历。1965年11月直到1966年7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周游各地达7个多月之久（广为人知的只是毛回京前在湖南滴水洞居住十多天），笔者判断，一是毛泽东是在深入思考未来的政局走向，二来毛泽东担心自己久居北京的安全问题。因为刘少奇羽翼丰满，毛不能不有所顾虑：刘是否有比窃听器事件更严重的策划，毛不能不防。与后来林彪事件之前毛泽东沿京沪和沪杭铁路的南巡做个类比，也许可以发现一些相似轨迹。毛在军队的威望使得仟何军方的风吹草动都可能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对自身安全的担心不会是杞人忧天或猜忌，必然有一定的可靠信息来源。1966年文革爆发后不久，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钤议上，指贵贺龙和彭真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虽然当时和第二代核心时对此辩解为：当年2月，北京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调了••个团的部队给北京卫戍区加强民兵训练等任务。但这种说法能说服得了谁呢？尤其是与贺龙关系密切的廖汉生当时正担任北京军区政委，让毛泽东怎么能安心待在北京？他们可能真是冤枉的，但瓜田李下的，在人人首先追求自保的前提下，站错队，表错态，往往是不可挽回的。
据曾任北京市长和政治局委员的吴德所写《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在1966年7月毛泽东回京前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令周恩来筹组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剑英任组长。该文提到：
该工作组不仅负责改组北京卫戍区、北京公安局，甚至包括北京市委¹叶帅对吴德讲：“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做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可见，建立工作组的首要目的和任务是保证毛泽束回北京的安全。换句话说，就是防政变，防止党内高层和其他人对毛泽东搞政变。
¹作者董玉振注：北京市委过去是彭真的大本营，而彭和刘邓关系密切。彭真任第一书记的北京市委于1965年12月被毛泽东指责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彭在邓小平主政时期成为元老之一就不足为奇了。
在周恩来领导的“首都工作组”完全控制了北京后，毛泽东才于7月从湖南滴水洞小住后返回北京，8月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党内第二把手位置被林彪取代，刘的排名降至第八位。很显然，如果毛没有抓到刘的把柄，这样重大的人事调整难以服众，更别说刘很快被打倒了。
（图）沿篇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刘在中央一线最高位置上多年，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这样的铁杆盟友不在少数，对中共领导机构进行彻底清洗是必要的，否则，万一毛先刘去世，那刘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对毛泽东来说，这是必须要杜绝的，甚至比庐山会议后他对彭德怀的不信任还要严重的多。在刘少奇被夺权后，毛泽东放任红卫兵对刘的批斗就不足为奇了。刘少奇的最后惨死也自然在命定之中。但毛泽东对刘的盟友邓小平手下留情，则给自己埋下了身后被“鞭尸”的祸根。
由于刘少奇在高层耕耘多年，所以，他被打倒对高层政治格局几乎是连根拔起，推倒重来，受冲击的干部之多自然不难想象。虽然这些受冲击的干部不少是冤枉的，但政治倾向性和“站队”本身在政坛就是一个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这不存在对错问题，甚至不存在冤枉与否的问题。就拿贺龙来说，和刘少奇有密切的私人关系，甚至传出差点成为儿女亲家3贺龙1964年9月在解放军政治学院曾说：“你们为什么不请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作报告，王光美也可以嘛。……要知道，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淸）的总司令是刘少奇。”这番话即显示了贺龙与刘邓彭的密切关系，也显示了在军队有巨大影飨力的贺龙政治上的不成熟，提到王光美这个高官夫人更凸显了贺的明显倾向性。毛打倒刘少奇必然要打倒其党羽，尤其是掌握枪杆子的将帅，贺龙不幸而必然地被纳入刘的同党，最终被批斗惨死。贺龙冤枉吗？以普迎人的角度看可能是冤枉，以政治斗争的角度行则无所谓冤枉与否了。这和历朝历代政权更迭时的情形没有本质区别。如果说错在哪里，他和彭德怀情况类似，都是战场上的巨人，政坛的矮子，都没掌握好进退。
今天，人们很容易对刘少奇等人的晚年迥遇产生同情，但历史无法随意演绎。如果刘少奇没有被打倒，万一毛泽东被打倒或被暗杀，那中国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人们是否又会一面倒地同情毛泽东？刘少奇如果打倒毛泽柬，一样会对亲毛派进行大清洗，一样会有一大批干部蒙受“冤假错案”。以这个逻辑不难理解，邓小平成为二代核心后，通过迅速恢复靠边站的干部（多数是刘邓派）职权来取代亲毛派，对毛泽东亲密追随者的打击一样不手软，毛泽东至少还放王光美一条生路，而邓小平直接要判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死刑；而且江青最终死于狱中。在第二代的舆论惯性下，谁又会为毛泽东夫人的悲惨遭遇掏一滴清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邓小平再次演绎这个政治“箴言”，几亿自以为是、满腔愤懑，以为终于抓到真理而起哄着枇判江青和毛时代的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不过又做了一次被人利用的道具罢了。
看待历史人物时，请暂时放一下我们的那份同情心，而应多一些理性的态度，也许不会有太大的认识偏差。比如，刘少奇搞窃听毛泽东的做法，不仅有违政治伦理，也破坏正常的合作与信任关系，这种做法只会把政治搞的丑陋与恶性循环。但即使批毛最激烈的岁月里，也没听说毛泽东用这种手段来对付他的同志。我不想在这里用“光明磊落”来形容毛泽东，以我的智商能够判断到的层次是：毛泽柬深知用窃听和暗杀这种手段将彻底破坏组织原则和高层信任关系，和蒋介石就没什么两样了；有问题摆出来，有错误就承认错误，才能有健康的合作关系。而大量的事实都表明，毛泽东的政治生涯确实是这么做的，他的队伍中有大量曾经批判、整过他的人，甚至犯过严重错误，违反命令和组织原则的人，后来都保持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其中包括周恩来（参与剥夺井冈山根据地开创者毛泽东的一切权力，将毛泽东辛苦建立的井冈山根据地搞跨，被迫长征，损失掉几万红军，此罪够大否？）、陈毅和朱德（朱陈在井冈山时期都曾反对过毛泽东）、彭德怀（百团大战明显违反组织原则，彭对井冈山袁文才和王佐的死，及其袁王队伍被迫投靠国民党负有责任。袁王是毛开拓井冈山根据地的功臣，对红军有恩）、林彪（遵义会议时曾建讅让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辽沈战役时毛泽东从全局考虑要林彪打锦州，林公然不听毛泽东的命令，在毛几道“金牌”的督促下才勉强服从；后来林反对抗美援朝。有人说，林彪违抗毛泽东的命令的次数超过其他几位老帅）等。毛泽东身边能够聚集一大批军政方面的非凡人才是其成功的保证，这些人才不可能靠窃听来维持忠诚度，而是需要胸怀和责任承担。蒋介石手段耍尽，他的军统更是窃听暗杀无所不用，搞到人人自危，人心丧尽。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完全在政治斗争的逻辑之中。至于贺龙去世后毛泽东说“看来搞错了”，那是在威胁消除情况下给几十年革命战友的一份身后体面，正如毛泽东一直不公开批评彭德怀“里通外国”一样的道理。
至于刘少奇被定位为“叛徒、内奸、工贼”，比其他被打倒的领导人多出这些“头衔”，可能有些历史的原因或误会。可以佐证的资料：“文革”开始前后，毛曾秘密下令调查刘在白区工作时是否叛变。笔者从一位退役的军界朋友那里听说（此人曾陪同首长参与和见证了1980年《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讨论），在延安时期，陈毅就曾向毛泽东抱怨说，刘少奇可能是内奸，原因是刘在新四军政委任上整了很多干部，包括原叶挺的老部下。当然，这些因为找不到有说服力的证据，只能当成是“坊间传闻”，或者掺杂着个人的恩怨。但刘少奇在新四军时发现了粟裕的军事才能并重用之，是对中共的一大贡献。
林彪试图暗杀毛泽东失败而被定性为“反党集圃”，刘少奇试图对付毛泽东失败而被打倒，但却被邓称为“冤假错案”。这只不过是成王败寇逻辑下两次相似的历史事件，贬低林彪或美化刘少奇是权力阶层“站队”的结果。作为智者，更应取冷眼旁观的姿态才能看出真正的热闹和一些政治人物的百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