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政治风波

1950年我们初到的那个冬天，卢沟桥大一部的艰苦就凸显出来了。洗脸用井水，洗头发也用井水，洗过梳头梳下来许多白渣屑，我还以为又长虱子了，仔细一看原来是水渣。广东来的男同学们在厕所冲凉，不知感觉如何。我们女生打一暖瓶开水在一间生了火的小房子里洗澡，冻得我上下牙不住地对敲，气都快出不来了，只此一次，再不敢尝试了。住的这排房子南面搭了个大席棚子作为教室，反正是坐马扎上课，棚里只挂了块黑板，别的什么也没有。用钢笔记笔记，写不了几行就写不出来了。我记得墨水是课前才灌的，挤一下还是有水，写几个字又不行了，正摆弄着，旁边同学告诉我是冻了，不是笔坏了，果然，哈它一下就能写几个字。俗话说冷尿热瞌睡，的确，冻得老要上厕所，刮大风的日子上厕所也不是件易事。卢沟桥当西山口，风刮得人呼吸不成，得背对着风倒退着行走。不要说我们这些南方来的，就是北京的同学也从未有过这番经历。

这个冬天，三校合并已一年多。清华、北大来的专家学者的办学理念和校长乐天宇的革命传统矛盾积累，变得尖锐起来，学生们也不融洽。华北大学来的是供给制待遇，以革命者自居，而通过高考入学的清华、北大的学生学历过硬，学业成绩较好，双方互相敌视。问题闹得中央过问，周总理批评了乐天宇，说他搞宗派主义。学校里的事自然也会传到大一部，不满意农耕学习、不满意艰苦生活条件的学生们和校本部的同学串联着闹学潮，要到校本部请愿，弄得人心不安。后来政治老师刘炼发话说乐天宇是共产党员，谁反对乐天宇就是反对共产党。最积极请愿的那位南昌来的男同学吓得大哭一场，认错检讨，风波就此偃旗息鼓。

春节前，平房西边、伙房南面盖起了一片倒T字形的建筑，南边长排是学生宿舍，后面是大礼堂和图书馆，虽然睡的还是上下通铺，但宽了很多，还分了系住。礼堂内虽然还是没有桌椅，但有了舞台，而且有门和玻璃窗，比席棚强很多，上课也不用朝钢笔哈气了。大家搬进了新居，男生们每室都贴了春联，内容各异，许多透着牢骚和讽刺的意思，校团委还来人拿着本子逐条记走了。

那一冬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卢沟桥边沙坡下是刑场。学校组织同学们去看，枪声一响，同学的队伍顿时分成两半，有朝前跑的，有朝后跑的。回校后，青年团开会，朝前跑的有没有受表扬不知道，就知道朝后跑的都挨了批评，说是对被镇压的反革命少了阶级仇恨，敌我立场不坚定。幸而那天是个星期日，我进城望弥撒去了，否则没见过枪毙人的我，也不知会往前跑还是往后跑。

在大一部，我们班一个男同学被开除了团籍。因为家乡土改，他写信给农会，要求增加给他的地主家庭留下的子女教育费用，被视为阶级立场异己。我们班另一位男生，他地主成分的父母怕土改运动，逃到北京的亲戚家，而他没有去举报，受到撤销团内职务和严重警告的处分。我虽早就被划为思想反动的一类，但我在贵阳国立十四中上初一时经历过更艰苦的学校生活，对卢沟桥大一部的生活条件很能适应，而且农耕学习我也玩得非常开心，没有不满言论，别人请愿闹风波我也不掺和，我也不是团员，他们批这个处分那个都与我不相干，所以没被当典型当众批判，还算平安。

暑假前，曾被49级华大来的学生们高呼万岁的乐天宇校长被免职调走了，继任的是工商界的民主人士孙晓邨。校内的“左”倾政风有所抑制，有了新气象。学生会改编了一首歌词：“新农大是火车头，新校长是司机手……”教全体同学唱。我一边唱一边想，这农大成立才一年多，就又成“新”农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