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运动接着运动

1952年的寒假我回了南京，哥哥先去武汉看姐姐，之后也回南京了。这时妈妈的工资涨了，爸爸留在香港大学的一些线装中文书被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大学收购去。我家的经济状况大有好转，另租了一处较大的独院房子，把在上海的陈娘也接来南京一起住。那个春节人多热闹，妈妈还给我买了件很贵的滩羊裘皮短大衣，穿着特别暖和，充分地享受了家庭之乐。过完年我和哥哥就回了北京，满怀兴奋地推开宿舍门，里面却一个人也没有。我的床上放着一堆零食，知道是也回家过年的同学带来给我的一份。我心里纳着闷，一面把我带回来的花生糖、花生米也分了份儿放在每人床上。直等到吃午饭时有人回房来了，方知道一部分人去了城里“打老虎”，就是参加三反运动查奸商的偷税漏税，一部分人在本校的检委会查总务科的贪污浪费。那时全国在雷厉风行地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没回家的同学们都派上了工作。我很后悔回家过了年，心想“打老虎”一定很有意思。既错过了，只能参加学校里的反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了，天天跟着高班的同学去教授家中批判他们的思想，或者参加批判他们的大会，批得大教授们一个个低头检讨，甚至痛哭流涕。校园里到处是标语、漫画，广播里放的快板、相声也是在揭老教授们的老底，连挖苦带讽刺。我不明白学生怎么可以如此对待老师，这些全国知名甚至在世界都有名望的教授的威信还在我脑中，所以我只能一言不发地充个人头，他们喊口号我就伸伸胳膊。想必校领导也知道有我这种思想的人，所以广播里也批判尊师重道，我更加噤若寒蝉了。这期间，有个星期日，哥哥和我去吴晗家看望袁妈。正巧吴晗在家，出于礼貌我们自然去上房请安问候。吴晗问我们农大运动搞得怎样，哥哥如实说了说。吴晗说北京城里有的小学把老师按在板凳上，小孩儿们排着队打老师屁股，说完他哈哈大笑。我也不明白这位曾是教授的副市长笑些什么，还好农大没有打老师，只是让总务科的张科长笔直地站在雪地里。我们去饭厅从他身边过，他低着头我们也低着头。

开学前，“打老虎”的同学们撤回来了，有两个帮忙体罚资本家的同学还在班上的生活会上作了检讨。可他们私下里说资本家可顽固了，怎么逼问也不肯交代偷漏了多少税，甚至还要寻死吓人，工作组实在是忍无可忍才体罚他们的。说他们工作组长是个老八路，被撤职时大哭一场，说出生入死都过来了，没想到栽在资本家手里。我挺同情他们那位工作组长，感到阶级斗争真不容易。

到检委会工作的同学开学后也没回来上课，直干到暑假，脱产了整个学期。检委会结束时没宣布总务科长贪污了什么，我大惑不解去问我们班参加检委会的党员同学，她回答我：“这才体现了共产党的实事求是嘛！”我不禁愕然，那凭什么让人家站在雪地里示众？我把我的不满对盛衍俊谈了。盛衍俊比我长五岁，是华大农学院来的团员，但从来不歧视我，我们谈得拢就是好朋友。她说，她父亲在“三反”中被罚款她原也搞不通，因为她父亲虽是资本家，但绝对是守法的。她姐姐参加革命早，开导她说共产党的目的是要消灭私人资本的，这运动就是削弱私人资本，并不拘于有没有偷税漏税。我似乎明白了一点儿，但三反运动和我没有切身的利害关系，我也没再深入去思考。

“三反”运动还没结束，就开展了“忠诚老实运动”，这之后就放暑假了。除了参加检委会的同学留校补课，其余的50级学生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打乱了系别，分了两路下乡，一路去河北南部的大名县，一路去河北中部的饶阳县。我分到饶阳这队，出发前大家学习了农业合作化的文件、资料，武装好头脑，先向农民们宣传动员，后帮助村干部组织建立农业互助合作的初级形式社组。饶阳县是抗日战争时的冀中根据地，最早闻名的耿长锁农业社就在这里。我们先到五公村参观耿长锁社的油坊、绳子工厂，还有地里的庄稼，优越性太明显了。理性认识加上这感性认识都具备后，就五六个人一组地住到农村去了。当时的村干部都是1938年的党员，认为我们是上面派下来的工作组，热情接待，积极配合，晚上开村民大会宣讲互助合作的好处，白天还分片分组地开讨论会。我的任务只是搜集村民意见，再就是听会。农民家少有钟表，等人到齐是最耗费时间的，等真开会了，多数人只是闷头坐着，村干部和我们的小组长就再三启发催促。可能是哪句话没说好，一个中年男子就直接地说我们：“你们这些大学生到我们这里宣传合作化说得是挺好，可是一家人还不一定心都一样，别说十几家人了，将来弄不好发生了矛盾，你们早不知上哪里去了，还是少管我们的事好。”吓得我低头闭口。后来又驻过几个村，我都没敢说话。带队的大队长是农学系的学生会干部，对我最不满意，说我什么问题都没反映上来。他满意与否我也不在乎，这一个多月的农村生活倒是让我收获颇丰。

首先，我切身感受到民族的灾难。饶阳是八路军武工队活动的老解放区，被日本侵略者残酷镇压、扫荡的地方。我们走了这么多村子，小孩儿都不多，青壮年男子几乎不见。他们这代的男青年不是被杀就是被抓走了，幸免的都投八路当兵去了。老乡说，蹲在家里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迟早是个死，不如当兵抗日，万一活下来还有个光荣前途。村里的会计是我看到的唯一年轻男人，但面黄肌瘦。村干部说他和病人一样，一点儿力气活儿都干不了，只好让他记记账。他就是被抓到日本去的劳工，回到村子那天，全村哭声一片，被抓走的人太多了，只回来了他一个。还有位房东大娘流着泪，跟我讲述她15岁的女儿遭日军轮奸致死的惨况。一位村长豁着两颗门牙，是日本兵用枪托打掉的。他说他把门牙吐到地上，挺挺地站着瞪着那日本兵，日本兵被他的气势吓退了。饶阳各村原都修了地道，日久都塌了，凡是新一点儿的房子都是塌后重建的。日本人也到我家抢过东西，迫使我家颠沛流离逃难多年，但比起这广大的无处可逃的农民，他们才是主要的承受者。

其次，认识到农民的质朴真诚。村里的干部们多是1938年前后入党的，当年因为家累没能随解放军南下，否则都是级别不低的领导干部了。而今在村里没有任何津贴、待遇，依然勤勤恳恳地为党为村民服务，无怨无悔。农民待人坦诚，不口是心非，不赞成搞合作化的就直言不讳，赞成的视我们为亲故。我住过一个孤老太婆家，她有地没劳动力，种收都困难，地六劳四的初级合作社保障了她的生活。她找到村干部，一定要派我在她家吃一顿饭（一般是不派饭到穷困户的）。我一看，桌上竟摆着一碗豆腐，几乎是奢侈品了。豆腐是生的，上面放了点儿葱花和咸盐。老太婆见我不动筷子，认为我客气，三下两下就把那块豆腐戳烂拌好，往我碗里拨，我才知道原来豆腐是可以这样吃的。我何德何能受此款待，又感动又惭愧。还有一次派到一家，给我吃杂面条，还在井水里过一遍，吃起来又凉又爽，我连吃三大碗。一起去的男同学胃弱，只吃了一碗。主人对我大满意，认为我和他们没隔阂，而不喜欢那位胃不好的男生，对村干部说下次还派我去他家吃饭。

再者，体验了农村生活。以前下乡去的是京郊，还是比较富裕的。这次到冀中就艰苦多了，住的房子旧，铺的炕席破，晚上才躺下臭虫就大兵团地进攻。这次是我和农学系的容珊二人同住，四只手捉都来不及。第二天作了战备，买两支蜡烛顺着墙缝烧，烧得臭虫们噼里啪啦地朝下掉，称为火烧追击法。端了盆水，捉了就投进去，称为水淹灭顶法。再就是拿蜡烛油滴到臭虫身上，称为蜡油固定法。我还把这三法传授给其他同学，仗着年轻，大战一轮后还能酣睡不误。饶阳土地贫瘠，主产红高粱，农家天天就吃高粱面烫黏了烙成的薄饼，卷上一根葱，没有汤水也没有稀粥。我也学着样，先把葱用指甲划开，看看里面有没有小虫，再卷到红红的饼中，一嚼，辣得眼泪盈眶，不敢吐出来，只好用力咽了，后来就知道拣一根最细的葱吃。按说我这常年吃大锅饭的人，应该吃什么都是香的，但对这高粱饼实在不敢恭维，它苦中还带涩。当地农民长年累月就吃这种饭食，真不好过。再看穿衣，不论男女夏天都光着上身，只有少女和刚结婚还没生小孩儿的新媳妇才有上衣，男同学们都为这满眼的大乳房尴尬不已。我住在孤老太家，晚上上炕她一再叫我脱衣服。我已经脱得只剩裤衩背心了，她还叫我脱，像她那样一丝不挂，我实在学不了。她说炕席磨衣服，太费了，原来还是一个“穷”字。我想，什么时候这里的农民不再吃高粱面饼，还能就上豆腐菜，身上有衣，炕上有褥，就是我们这些农业大学学生尽到责任的时候，我当时的想法是多么的天真！

最后的收获是一身衣服。在饶阳县从南到北驻了七八个村子，待了一个多月回到县城，每人给了几块钱的出差补助费。那时大量地卖着苏联花布，容珊给我选了一块白底黑花有小红点儿的，做了一件衬衫，还买了一块蓝布，做了条饶阳式的大裤脚的长裤。当时的县、村干部响应国家号召，带头买苏联花布，都穿一身大花衣服，我们看多也习惯了。好些男同学为了和农村干部一样，也做了这样一身，回北京后我一次也没见他们穿过。

开学前夕回到学校，得知不用再交伙食费。国家现在有财力培养自己的干部，而且更有利于学生们和剥削阶级的家庭划清界限。不但不交钱，伙食标准还从7.5元提高到12元，端起饭碗，想到农民，感恩之心和责任之心油然而生。

我们上大学三年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