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唱歌。回来到T处，为的向她说明，我们的友谊是否要公开宣布断绝关系？她不肯。接着又提到那篇文章，我又向她解释在边区这地方是应该建立“舆论”的，有的人不敢言，不想言……我觉得我是最适于说这话的人。同时我又向她解释，不要尽顾到“小我”的完整，而忘了更远大的任务。隐晦罪恶，无论对于革命，对于人类全是不可以的。最后她似乎明白我的意思了。我也向她讲，她可以尽量写文章攻击我的错处，我不怜惜别人，我也不怜惜我自己。她逼着我把和文协打官司的事向她讲，我带着激动讲完了，她忽然不自然地笑了一声，把自己的脸蒙起来了……我不知道她这是一种策略，还是真正为了我的决心和激动所感动（大约属于前者）。我沉静着自己，因为我是决心去和她断绝这最后的友谊。她让我坐近她的床边，她说愿意和我和解。她问我：

“你和我完了没有？”

“完了……”我斩绝地回答。

“你完，我偏不乐意完……”

我说：“那是你自己的事……”

……

艾思奇来，我在纸上向他提了以下四个问题：

①关于不请舒群过年，不开客饭的理由。

②煤油为什么我三次催讨，涨价到六十元，仍不给我抬上来。这生产是为了牟利为目的，还是以解决工作人员生活为目的？

③我在文协有什么特殊化或妨害公共秩序的地方？烧饭，抬粪，以及应做的事，应出的钱，有什么没做过？要他们指出。

④吴伯箫所说：“看不出作家对边区有什么作用？”做何解释？我的步骤是：A，证实我的话是否确实。B，过错责任应由谁负？C，如何处理这责任？

他从各方面调查回来，承认我的话无错，他们对我没意见。虽然他还在想法推避袒护他们，但我是坚持的。后来他无办法，也只好承认过错属于他们。我提出的办法；A，向舒群去正式道歉。B，煤油撤消生产品。他又去商量，结果他说愿意这样办。顺便散步我送他过河。

对于任何事，该让步要让步，该坚持要坚持。

我把那五个包子交回给伙食委员会，为了要羞辱他们。我写了：举昨天舒群同志的客饭五个包子，全数由总务科长缴回查办。此致伙食委员会”这样一个大纸条贴在饭厅的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