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
现在已是阳光明媚的春天，燕子也飞回来了，可是表妹阿莲却又发病了。我必须去探视表妹，这是爹妈交给我的任务。爹爹在家里说：
“阿莲是铁了心不想让她自己的病好呢，我们可要死死地将她往这边拉啊。”
爹爹喜欢说“这边”“那边”的，“那边”指阴间，“这边”是阳世。
表妹很早就参加工作，从父母家里搬离了。她同家人关系不好。自从三年前病倒之后，她的存在在我们家里就变得重要了。爹妈总是唠叨她的事，说既然她的家人不管她，我们就有义务照顾她。她在一个机关工作，虽然病倒了，那里还是给她发工资。她住的地方不怎么好，是一大片群楼的地下室。大概因为房租贵，她工资又低，只租得起这种地方吧。她的病非常奇怪，上医院检查也查不出是什么病。她在上班时倒在办公桌下面失去了知觉，同事们将她送到医院。后来医生让她回家，说要继续观察。表妹自己说她“难受得要死”。连续晕倒好几次之后她就不能工作了，只能躺在家里。她的独立性很强，虽然病重，她还是坚持到商店买吃的，买回来做了吃，每次发病时都这样。
我穿过那些乱糟糟的大杂院和群楼，来到她的阴暗的地下室。
“阿莲，你看上去好多了。”
“忆莲表姐，这里这么黑，你真的看得清吗？”
我脸红了，但她并不是嘲笑我，她的声音显得忧虑重重的，她为什么而忧虑呢？
阿莲并没有躺在床上，而是站在唯一的窗户前。这扇窗大半埋在地下，有三分之一伸出地面，屋里那一点点自然光就从那三分之一流进来。她转过身，将椅子拖出来让我坐。为了节约用电，她平时是不点灯的。我坐下后，看见她的身子晃了晃，就倒下了。我连忙开了灯，蹲在她身旁轻轻摇晃她，唤她醒来。过了一会儿她就醒来了，要喝水。
“我难受得要死。”
这是她常说的一句话。
“你看看我的脸。”她又说。
我用一个指头在她脸颊上轻轻一按，吓坏了——我感到我是按在一只氢气球上面。
“我还有吗？”她的声音发抖。
“什么？”
“我问我还剩点什么。啊，你不懂。”
她侧过身去背对着我。然后，她慢慢地坐起来了。她叉开手指梳她的头发，梳着梳着，那头发就散落在她的手上，再梳下去，脑袋上的头发就更稀少了。她站起身去吃药时，我低头看地下，心里嘀咕，那些头发到哪里去了呢？
“阿莲啊，同我到外面散散步吧，不然头发要掉光了。”
“我最远只能走到街对面的市场，在外面不能超过十五分钟，我可不愿意倒在外头。”
“也许到了外面就不会发作了呢？”
“啊，你不懂。我愿意发病，否则的话，我的日子怎么过呢？”
我觉得她在胡言乱语了，她的脑子乱了吗？不，她的脑子很清醒，她拿着一本日历书凑到灯光下读呢。她问我去不去扫墓，我想起明天是清明节。
“人死了就死了吧，扫什么墓呢？”我随口说道。
她忍不住笑出声来，她的发作好像过去了。她脱下脏衣服，半躺在床上，用她一贯那种捉摸不定的口气谈起一件事。她的机关里的处长昨天到这里来看望了她。处长是一个老女人，多年前就死了丈夫，是那种内心寂寞的类型。
“她就坐在那里说话，”阿莲指了指窗前，“她一发声啊，空气里头就有血光。忆莲表姐，你说说看，她干吗来？不不，我知道她为什么来。我的上班的时候，她就坐在我隔壁的房间里。我为什么一次次晕倒呢？就是因为她在隔壁弄出了一种可怕的声音啊。那种声音……那种声音……我没法形容。”
她的脸变得像一个面具，声音一下子呆板了：
“你一来，我难受得要死。我本来——不，我身体里头并没有问题。你听，你听到了吗？不是一只，是五只，不是五只，是七只！”
她指着窗口之上的地面，她的指头抖动着。与其说她恐惧，不如说她亢奋，因为那张略为浮肿的脸突然红了。
我没有听到异常的声音，无非是过路人经过的脚步声。她是说七只脚吗？不，我只听到两只脚发出的声音，而且那人已走远了。我的神情也恍惚起来，于恍惚中，我看见阿莲的头发仍然在她的脑袋上，既浓密又乌黑发亮。她正用一把缺了齿的木梳梳头呢。
“阿莲阿莲，为什么我一到你这里，有些事就完全改变了呢？我在家里想象着你的病容，我觉得你是那么的孤单。可是一到这里，我就不由得羞愧了。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我看见你有生活的目标，而我没有。你就像某个人说的那样：耳听八方，心明眼亮。”
我站起身准备离开了。我去开门，门却打不开；我用力推，觉得好像是有人从外头将门闩起来了。阿莲没有朝我这边看，她垂着头好像睡着了一样。
“阿莲，我出不去了。”
她发出一声轻笑，抬起头来，说：
“忆莲表姐，你真性急。你不是刚刚才来吗？”
我退回来，重又坐到那把椅子上。阿莲关掉了灯，屋里头一片昏沉，我的身体似乎在空气里浮动。我想告诉阿莲我的家人对她的担忧，我动了动嘴唇，突然一阵恐惧袭来，令我开不了口。这种恐惧同她房间里的氛围无关，是从我自己内部生出来的，并且完完全全是对自己的恐惧。我无端地觉得只要我的喉咙发声，只要我的手做一个手势，就会有最最可怕的事发生——我必须稳住自己，完全不弄出一丁点声音来。阿莲的脑袋又垂到了胸前，似乎在打瞌睡，我注意到她的坐姿一点都谈不上舒适，她为什么不躺下去呢？
我在房里又待了半个多小时，直到一个穿着古板的半老女人打开房门走进来，我才得以离开。那个女人就是阿莲所说的处长。我发现阿莲和处长就像一对母女那样亲密，她们两人都在侧着脑袋倾听什么，似乎她们很清楚那声源所在的方向。
有很长时间我没有去阿莲那里，因为我所在的公司派我出差，我天南地北地跑，一个省又一个省地跑，弄得灰头土脑的，脑子里涌动着白蚁一般的人群。当我坐在飞机的机舱里闭目养神时，阿莲的影像也曾出现在脑海里，那是一个秃头的白化病人，手指头上连指甲都没有。我自嘲地想，真是杞人忧天，实际上，阿莲才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呢。在我们的乱哄哄的城市的地下室里，她正实现那种自由的梦想。我想到这里时，转眼一看，坐在身旁的老翁正用他那巨大的灰眼睛瞪着我，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脸都白了。我惧怕些什么事呢？我越想躲着他的眼光，他越盯我盯得紧。
“我倒是很想结束这种心神涣散的生活呢。”我冒失地对老头说。
“那你就天天坐飞机吧。”他的口气里头充满了嘲弄。
老翁转过脸去弄他那只手表，手表戴在他的右手上，我居然听得到指针移动发出的金属声——这只表实在大得不像话。他将右手举到眼前时，我看见表壳底下有一只细小的蟑螂在来回奔跑，这景象令我产生眩晕的感觉，我连忙垂下头闭上眼，做出打瞌睡的样子。
到我终于回到家里时，爹爹告诉我说，阿莲的那个机关已经停止了对她的工资的发放，医疗费也没有着落了。他认为阿莲应该去上班，即使是晕倒也应该晕在办公室里头。他还说，既然医生检查不出任何病来，那不就等于没病吗？也许只是体质弱罢了，天天去上班对身体有好处。爹爹说这些话时，一边脸显出一丝残忍的笑意，我看了有点吃惊。
傍晚时我又到了阿莲家。阿莲居然不在家。我在门口等了好久她才回来，她是同那处长一道回来的。老女人一看见我就掉转身走掉了。
“啊，你来了，你是来借钱给我的吗？我两天没有吃一顿好饭了。”
地下室里黑洞洞的，阿莲说她的电已经被人断了，她反正是一个人，倒也习惯了摸黑，有时候，在黑地里感觉反而更好。她似乎闲不住，在屋里窸窸窣窣地摸来摸去，像是在翻东西，又像是在干什么手工活，我一问她她又说什么都没干。
“严处长和我有一个小小的计划，刚才我和她是去熟悉情况去了。你带钱来了吗？”
我掏出身上所有的零钱，在黑暗中递给她。她一把抓了过去，塞到自己衣袋里。我觉得她的动作里有种厚颜无耻的味道，她居然变成这样了。
“你借钱给我，我就让你知道我们的计划。”她油腔滑调地说。
“阿莲，你这是怎么啦？”
“忆莲表姐，我缺钱呢。”
“你们有个什么样的计划呢？”
“啊？没有。那是我说着好玩的。你看我这个样子，还能计划什么呢？连这个地下室都快住不成了嘛。严处长也一样，别看她是个处长，她的日子可难过呢。”
“她的日子难过？”
“是啊。她在机关里有血债，她逼死过一个人。那时她坐在我的隔壁，经常发出那种可怕的声音，别人都听不见，只有我一个人听得见。说起来，我的病还是她弄出来的呢。不过我心里还是感激她的。”
“你现在连工资都没有了啊。”
“总有办法的吧。这对我是个很好的促进。再说你们总会借钱给我的。”
她的语气淡淡的，丝毫不焦急，她似乎在沉思。房间里响起很多声音，开始是模糊的，隐约的，慢慢就变得清晰起来了。是风声和雨声。风吹过灌木，吹断了枯枝；雨打在芭蕉叶上，在屋檐下形成水洼。这些久违了的声音包围着我们。我问阿莲外面是不是在下雨？她说不会吧，这里很长时间没下雨了，现在不是雨季。但的确有水珠落在我脸上了，是从窗口飘进来的吗？阿莲说不是，是她在房里晾的衣服没拧干，滴水呢。那么风声又是怎么回事呢？风声离得很近，像是吹进了群楼里面。
“有时候我通夜陷在回忆里，我想记起幼年时养过的那只龟的去向。你有过这种体验吗？后来我同严处长约定，我们一起来回忆。”
“结果呢？”
“这件事没有结果。严处长的记忆之门关上了，她需要我的帮助。我在一张纸上画出那只龟的可能去向的路线图，她就坐在我旁边遵循我的思路想同一件事，时光不知不觉地就溜走了。由于不断地做这种练习，我的思想活跃起来，就在最近，我想出了那个方案。”
我没有问她什么方案，她如果不主动说，我问也是问不出来的。风声和雨声小了下去，我听到了清晰的脚步声，是一个人在野地里行走，他（她）的脚踩在枯草上头，沙沙作响，秋菊的馨香弥漫在这间地下室里。我有些明白阿莲为什么不愿去上班了。我对身边的，离得很近的忙碌生活充满厌倦，我的嗅觉、听觉和视觉都已被堵塞，而阿莲，生活在虚幻的大自然的影子世界里，既灵动又过敏，某种东西在她体内生长，她其实已经比我强大得多。可是爹爹和妈妈为什么建议她去上班呢？这两位老人的心思比阿莲更不可捉摸，我同阿莲今天的密切关系最初还是在他们的敦促下建立起来的呢。那个人已经走到我们窗前来了，是一个男人的脚步声，穿着那种笨重的工作皮鞋，他在窗前停下了。
“他很有风度，不是吗？”阿莲的声音有些激动。
“谁？”
“他是那个时代的人。可惜那个时代已经消失了，从前的比武场上建了一个五金器材仓库，他成了一个游魂，在这一带徘徊。其实啊，这个人是面铺的老板，可到了夜里，他就恢复了剑客的身份。我睡在这里，一闭眼就看见他背上那把无形的剑。生活多么奇妙！”
我简直嫉妒起阿莲来了。这些天，我跑遍了大半个国家，我就像那虚空中的蜉游，苍白透明，为自身的缺乏重量无比的沮丧。机舱里的那老头不是已经洞悉了我的虚无的本质吗？我起身走到窗口，朝着上面的那人喊道：“喂！”真奇怪，房里好像装了消音器一样，我的声音完全听不到。倒是那人的脚步声很响地传来，“嗒、嗒、嗒”的，也许他鞋底钉了铁掌。我多么烦躁啊。这是阿莲的家，她租了这个地下室，地下室就成了她的无边际的家。这里刮着风和雨，从我所不知道的陌生世界里走过来的男人在外面徘徊，向阿莲传递我所不知道的信息。阿莲真的有病吗？
“阿莲，我的爹妈说你该去上班。”
阿莲发出一声沉痛的叹息，我以为她要抱怨了，可是她说：
“你们一家，真是善解人意的好人啊。也许我真的该去上班了，严处长不也在上班吗？为什么我不？不瞒你说，我和严处长的计划就是让我恢复工作，昨天夜里我俩悄悄地去了办公室，你猜得出我们在房间里看到了什么吗？就在暖气片旁边，地板破损的那个洞里，长出了大丛的玫瑰花！当时我可吓坏了，那些花儿不是被人塞进去的，而是真的从那里长出来的，它们的根就扎在水泥上。我回头去看严处长，看见她已经哭成了泪人儿。我嘛，就是那一刻下了决心。你的爹妈现在可以放心了。世界多么美妙啊。”
我听得出她说的是由衷之言。风已经停了，但雨还在下，清爽地落在沙地上。现在来到窗前的是两个穿塑料凉鞋的小孩子，他们之间发生了小小的争执，是关于钓鱼的事。
“严处长那么痛苦，为什么不设法从机关里调走呢？”我不解地问。
“她在哪里还不是一样吗？只不过是一个角度的问题。你爹说得好，死也要死在机关里。”
我爹并没有说“死”这个词，但阿莲太伶俐，立刻就这样理解了。窗前的小男孩打了起来，其中的一个头部被撞在水泥墙上，那是很沉的、闷闷的一声，我感觉到头盖骨已经碎裂了。阿莲坐不住了，从床上下来走到窗前，将手臂伸到窗外。
“阿莲，外面真的下雨了吗？”
“怎么会呢？此刻是晚风习习的大晴天呢。”
“那小孩在哭呢，他同伴死了。”
“忆莲表姐，你真多情。我们现在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你说是吗？我一辈子都没有看到过那么美的玫瑰花，我应该像严处长一样坚守在那里。我们机关里将严处长称作‘幽灵’，因为很少有人看到她的身影，每次我从她的办公室门口经过都没见到她坐在里头。但是她的影响无处不在，就连我们局长，一提起她来脸都要变色。”
阿莲在窗前伸长着手臂同远方的什么人打手势。此刻，我们所在的地下室向身后无限地延伸，变成了开放的地方，一株洋槐的枝条垂到了我们的脸上，三只小鸡在草丛里追逐。
“那只龟也是想要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她像是对我说，又像是对远方的那人说。
我的妈妈来到我的住处，表面上是来给我送吃的，实际上却是来谈阿莲。我突然觉得，我的爹妈的生活是以阿莲为中心的。为了什么呢？也许他们同阿莲是一类人，同我则不是吧。妈妈的叙述里头时间观念是错乱的，而她口里说出来的阿莲，是一个年龄不确定的女子，有时是儿童，有时是青年，有时又是她的同龄人。她谈话的时候，那种缥缈的语气似乎要召唤什么。召唤什么呢？比如她说：“你生出来，我们给你取名叫‘忆莲’，而那时还没有阿莲。我们怎么会想出这样一个名字呢？很多事都是注定的啊。”又比如她说：“她从家中搬走，同家人一刀两断了。我和爹爹同时想到了她在家中养的那一群黑猫。那群猫后来都流落街头了，她遗弃了它们。关于她同家人的决裂有很多传说，可我只记得猫儿的事。”她还说：“阿莲出现在我和你爹爹的每一个梦里，她那细长的黑影投在红砖墙上和柏油马路上，我们看一眼心里就产生狂乱的念头。可是我听说她自己的梦却属于宁静的乡村。”妈妈说呀说的，她的双颊在灯光下透出无限的沧桑，使得我禁不住暗自思忖：她这些年是如何过来的？她和爹爹住在那栋古老的、快要拆迁的公寓里头，每天下午，太阳穿过公寓的高墙晒到狭小的天井里头时，这两个固执的老人心中会浮起什么样的欲望？
妈妈站起身，打开门朝楼道里看了一眼，说：
“忆莲，我和爹爹都爱你。”
她笨拙地弯下腰捡起她的竹篮，叹了口气往外走去。我注视着妈妈瘦小的背影，想到她和爹爹度过的艰难的日子。为什么说他们的日子艰难呢？倒不是经济上有什么困难，而是他们将每一天都当末日来过。从我记事那天起，就听见他们在谈论“井喷”的事。我们的住宅附近有一口油井，据说有一年发生井喷，毒死了几百人。我们家没什么家具，好一点的东西都装在两口大皮箱里头，皮箱就放在门边，以便万一不幸的事发生就可以提上皮箱逃命。二十多年过去了，不幸并没有发生，油井的设备全换了新的，可是爹妈似乎并没有丝毫放松警惕，仍然神经兮兮的。我虽然在这种末日氛围里头长大，却似乎没有传染上那种危机感，这不免令二老有些失望。他俩在家里谈论危机时总有些不好意思，窃窃私语，避开我。我也搞不清从哪一天起，阿莲就成了他俩的精神寄托。他们并不常去阿莲那里，阿莲也从不上我们家来，可是我知道他们对她魂牵梦萦。“要是井喷的时候阿莲在身边，就不会有什么失误。”妈妈说过这样的话，她又补充说：“阿莲天生就是危难时刻的主心骨。”我一点都不妒忌阿莲，因为我是一个性情随和的人，害怕末日，也不愿老听人谈论。
妈妈送来的糯米食品有好几样，粽子汤圆之类，我坐下来享用。
我已经好些日子没见到阿莲了，她在机关里头混得怎样了呢？要是晕倒，他们会将她送往医院吗？爹爹的计谋成功了吗？前一阵我又出差了，我去的地方是那些贫民窟。那些狭长阴暗的小巷子，每次进去都给人从此出不来的感觉。我是去做统计工作的，我提着我的帆布箱汗流浃背地匆匆行走，看见转弯处的油布棚下面总是站着几个毒品贩子。啊，那些小巷啊，就像蛇洞一样莫测，不断地拐弯，甚至使你产生在往回走的错觉。如果你去向本地人问路，他们每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一努嘴，唆使你进入一条暗无天日的巷子，于是你走啊走的，有时你害怕起来，掉转身往回跑。有时你撞上了管事的，那人往往戴一副墨镜，他点一点头叫你同他走。于是你跟在他身后进入贫民窟的内部——那些肮脏的群楼。楼里的电梯总是坏的，住在那种地方，人就得学会攀登，如果你的腿发软，停在楼梯上，就会遭到身后的人的袭击。然而经过漫长的攀登后到达的是什么地方呢？你到达的是另外一个楼梯口，从那里通往楼下。“我是来做统计工作的，我要去居民家中。”有好几次我这样对管事的说。管事的摘下眼镜打量了我一阵，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出：“没关系，所有的数据都会有的。”我们就一起下楼了。我一直想从我的工作里头找出一种意义来，我知道它是隐藏了某种目的的。那是什么呢？凭我这平庸的大脑，实在是想不出来。
有人没敲门就进来了，居然是阿莲机关里的处长。
“你这里很好。”她主动坐下来，拍了拍自己那一头烫得像鸟窝一样的短头发。
“杨处长有事吗？”我问道。
“嘿嘿，我昨天从机关里溜出来了，今天也没去，他们不知道，没一个人知道。谁会来追究这种事呢？可以说没人管我。”她颇为自得，“你也可以试一试嘛。”
原来她是来告诉我这件事的。她的话令我想起贫民窟小巷子里的那些贩毒者，我有些紧张。但为什么要紧张呢？看看这个杨处长吧，她不是很放松吗？她用她那双冰冷的灰眼睛盯着我看，似乎有所企盼。这时门外响起了阿莲的声音。
“杨姐！杨姐！”
杨处长站起来，又坐下了。阿莲为什么不进来呢？
“杨姐啊……”阿莲的声音带哭腔了。
我想去开门，杨处长一把将我按在椅子上，她那只青筋凸露的大手在微微发抖。阿莲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
“这种夜里，阿莲总是要出来找我，她知道我在你房里。”
“她为什么不进来呢？”
“你不知道吗？阿莲总是这样的。在机关里上班时，她就敲墙，我在隔壁都听烦了。她想让我知道她心里苦闷，可是一见面呢，她又后悔让我知道了她心里的事。”
墙壁上有一个杨处长的影子，那影子在一点一点地长大。一会儿工夫，那黑影就占满了一面墙，头部伸到了天花板上。我感到头晕，身上开始出冷汗。
“你……你……”我昏头昏脑地说。
“哼！”她冷笑一声，坐着不动。
“这屋里真黑啊。”我勉强说出这句话来。
突然，我的脑袋晃动了一下，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的上半身伏在桌子上，时而感到她在用脚用力踢我的腿，时而又感到她在离我很远的过道尽头对我喊话，听不清她到底喊了一些什么。后来我又听到我房间的门响了一下，大概是她出去了。
那天夜里，我整整一夜都没想出杨处长的来意。
我休假了。我计划在假期里头重返我出差时访问过的那些地方。这个主意其实是杨处长提出来的，她还要同我一道去旅游呢。那天夜里，在惨白的日光灯下面，阿莲和她看上去就像两个鬼。我们是坐在阿莲的办公室里，我在那里头找来找去的，却没有发觉地板上的那个破洞。也许办公室的地板已经换过了吧。后来不知怎么，我糊里糊涂地就答应了同杨处长一块出游。阿莲在一旁眼珠鼓得老大，拍着手说：“好——啊！”她本来坐在桌上，说这话时忽然栽到地板上，身体蜷作一团。
“阿莲你没摔坏吧？”
“你别管我，”她挥开我说，“你可要好自为之啊。去吧，去旅行吧。你记住，中途我也会来加入你们的。”
真荒唐，这个杨处长，模样古板，内心莫测的半老女人，她居然使得我同意了她的莫明其妙的旅行计划。我隐约记得一开始我们根本不是在谈论旅行，而是在谈论乌龟背甲上的花纹。当时阿莲很健谈，因为在这方面她见多识广。从乌龟我们又谈到了海龟，杨处长胸膛里涨满了思乡之情，她说她出生在海边的小渔村里。然后话题就转到了旅行上头。杨处长说她要了却她的夙愿，实施一种“隐性的旅行”。我问她什么是“隐性的旅行”，她就话题一转，怂恿我去向公司申请休假，然后和她一块外出。
杨处长的双手背在背后，绕办公室走了一圈。我觉得她那种老派样子特别好笑，就忍不住笑了起来。为掩饰自己我又假装在咳嗽。但阿莲还是觉察到了。
“忆莲表姐你笑什么呢？”她责备地说，“现在还没开始旅行呢。”
“我听不懂你的话，阿莲。”
“那你就回家好好想想吧。杨姐在生活中可不是个逗笑的人。怎么说呢，杨姐，她差不多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那天从阿莲的办公室回去，下着小雨，路上特别黑，好几次我的脚都踩进了水洼里，这使我的情绪沮丧到了极点。
上午我去公司告了假，一回家就接到阿莲的电话，说是杨处长已买好了火车票，下午五点钟在候车室等我。我感到很疑惑，怎么不是杨处长自己打电话来呢？阿莲说，杨处长在家里从来不打电话的，她怕别人知道她的行踪。接着她又在电话里头补充了一句：“你昨天晚上表现得很自负嘛。”放下电话后一种不祥的感觉向我袭来。我到底去还是不去呢？犹豫了好一会，我决定打电话给爹爹。已经是中午了，爹爹似乎还在阴暗的大卧室里陷在混乱的梦中，他磨蹭了五分钟才开始说话。
“是阿莲通知你的吗？太好了。忆莲啊，到了外头，事事都要用脑子，我和你妈老了，快要活够了，我们帮不上你的忙。”
他的口气就好像我是去上战场似的，我记起他年轻时打过仗，大腿上中过一颗子弹。和他通过话之后，不祥的感觉更厉害了。我胡乱将旅行用品塞进一个箱子里，坐在房里发呆。电话铃忽然又响了，吓得我一脸发白，手发抖。又是阿莲，她向我说起这一阵她在机关上班的体会，她说她已经“豁出去”了，晕倒就晕倒，让别人将她抬到旁边的长椅子上躺下。现在大家也习惯了她的怪病，不再大惊小怪。阿莲干吗这时在电话里说她的事？
“忆莲表姐，你在听吗？我觉得你根本没听！”她忽然发怒了，“咔嚓”一声挂了电话。
我本来也可以不去，可此时的氛围好像不允许我不去似的。另外，我也觉得自己过于担忧了，不就是出去旅行吗？杨处长一个女人家，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了我？
候车室里稀稀拉拉的并没有坐多少人，杨处长不在里头，难道她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能暴露自己的行踪？这就是“隐性的旅行”吗？我气鼓鼓地坐下来。
车快要开时她才来。穿一件黑风衣，戴着黑风帽，像一只老乌鸦。
我们的卧铺是面对面的两个下铺。处长将自己的小皮箱往铺下一塞，然后端坐在铺上看着窗外一动不动了。她的样子显得有点紧张。
“杨处长，阿莲要我一路上听您的吩咐呢。”
她忽然笑起来了，她的笑声居然像小狗的叫声一样，怪怪的，弄得我害怕起来。过道里有人经过时，那人总忍不住朝她看，于是我感觉好像自己做错了事一样将脸转向窗外。她笑了又笑，没个完。我开始怀疑她是不是神经错乱了。
后来列车员来了，列车员很严肃地对我说话。她问我杨处长是我妈妈吗？我说是朋友。她要求我马上制止她发出这些怪声。可是我们说话时，杨处长已经停止了发笑，她站起来，傲慢地用身体撞开列车员，径直往厕所走去。
“我们躲过了一关。”她重又回到卧铺上时紧张地对我说：“你想想看，这里头什么人没有？比办公室里还险恶。在办公室，那些面孔你至少还熟，这里啊……”
她将枕头被子拢到一块，靠在那上头，一瞬间就睡着了。她的模样像是累坏了。
杨处长的风衣掉在地上，我弯下腰帮她捡起来。风衣的料子有一种奇怪的手感，那不像是布，倒像是小动物的柔软的皮，一没抓稳就又从手里滑到了地上。我将抓衣服的右手凑到亮处去瞧，看见手板上沾了一些黏糊糊的东西。
由于我弄出了响动，杨处长睁开了眼睛。
“你不要动我的衣服，你会不习惯的。其实呢并没有什么，只不过是衣服一到了我身上就变成了我的皮，这叫物尽其用，我不喜欢表面的装饰。你大概觉得我老派。”
她捡起风衣往箱子里塞，衣服就像一条黑蛇一样溜进去了。不知怎么她又要上厕所了。这一去就去了很久，直到下半夜才回到她铺位上。
“您去哪儿啦？”我迷迷糊糊地说。
“我订了三个铺位，这叫‘狡兔三窟’。免得他发现我的行踪。”她压低声音说。
“谁？”
“随便一个人吧。总有那种人的，不是吗？”
她躺下了。一会儿她又坐起来问我：“上面这个人是谁？”
“一个女孩，从沿海的渔村来的。说不定是你的老乡呢。”
“嗯，有可能。”她口里嘀咕着什么，一会儿就打起鼾来。
天亮前杨处长放在卧铺下面的箱子里头一直在闹腾，像是里头囚了一只野猫一样，闹得箱子都弹跳起来。是不是那件风衣在闹鬼呢？渔村的女孩很早就起来了，坐在上铺，将两条瘦腿垂下来，双臂紧紧地抱着胸前，像是受了惊吓，又像是怕冷。
“你等会儿去吃早饭吗？”我问女孩。
“啊，不！我怎么能下去，太危险！”她的声音抖得厉害。
我上面的那个老头也起来了，浓重的南方口音响了起来：
“坐车如坐监狱啊，如今这日子没法过了。”
老头下来了，机警地往过道那头走去，我看见他身上缠着一条花蛇，蛇头被他握在手里。
“你看……你看……”女孩朝他的方向努着嘴，身子探出床外。
我心有余悸地回想起刚过去的恐怖之夜。杨处长睡得沉沉的，她那张长脸像被打歪了一样，右边的鼻翼和嘴角都肿了起来，呼吸也很困难，但她绝没有要醒来的迹象。她下面的箱子已经静下来了。我抬起头来同女孩搭讪，想使她镇定下来。
“你们村里有多少人家？”
“啊，不要问这种问题。我们村已经不存在了，我要忘掉它！我告诉你啊，那不能算一个村子的，那里总共只有三个人，我，还有另外的两个。我们住在三间茅屋里，刮台风茅屋就被吹倒了，又得重新盖。下面这位阿姨打起鼾来就像刮台风，所以夜里我特别害怕。我跑出来，以为逃脱了，没想到火车上也和我们那里一样。”
我听见她在用脑袋撞木板间隔，她的苦恼没法解脱。
杨处长一直睡到下午，列车到达目的地进站了才醒来。这时我们上铺的两位早已在中途下去了。她的眼睛肿成了一条缝，头发像鸡窝草一样乱，而且精神也显得很萎靡。
“忆莲啊，我看不见，你得扶着我出站。”她说，“我们要小心这些列车员。”
银城是一座败落的城市，这里的人们以醉生梦死闻名。已经有好多次了，我在这些破烂的小巷里穿行，将那些低矮的瓦屋想象成自己的家。这里给我一种身心放松的感觉。可是今天，当我搀扶着杨处长，两人磕磕绊绊走在麻石路上之际，我感到路边矮屋里的人们向我们投来敌意的目光。杨处长执意要到路边去打个电话。我们走进卖小五金的铺子，那里有一部公用电话。她是打给阿莲的，从她的话里我听出来阿莲不是在家里，却好像就在这附近的什么地方，她还同阿莲约定了晚上见面呢。店主过来同我们搭讪。
“银城生活方便，吃的玩的应有尽有，来了的就不想走。二位要吃火锅吗？对面大马路上那个小竹楼里头就有，还可以洗温泉，提供全套按摩服务。”
我对这个斗鸡眼的老头很厌恶，拉着杨处长离开，但杨处长却对他的话有兴趣。
“你说我们也可以进去玩吗？那该是青年的娱乐场所吧？啊，昨天夜里我真是累坏了，在火车上有那么多的问题要我处理，我现在眼也花了，头也昏得厉害。”
她竟向这个陌生人诉起苦来了。在家里的时候，阿莲叙述中的杨处长是个不苟言笑的严谨的女人，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她是怎么变得这么紊乱的呢？那老头很高兴有人听他说，于是又说起竹楼后面的旅馆，说那里每天半夜都要发生抢劫案，但客源还是很充足，不知道是什么道理，是不是人们都想寻刺激呢？
老头说话时杨处长不停地用手捅我，似乎要暗示我什么事，我却一点都不懂得她的暗示。我打量她，看见她还是头发蓬乱，嘴上长着黄泡，她激动些什么呢？
“真的吗？真的每天夜里都有抢劫案发生吗？”她突然提高了嗓门。
“千真万确。二位要去那里住宿吗？我劝你们三思而行。”
杨处长兴冲冲地掉头就走，我紧随其后，思忖着这个女人怎么一下就变得心明眼亮了呢？瞧她走得多么快啊。
我们进入那竹楼的时候，听见有人在哑着嗓子大喊：“阿莲回来了！”但是大堂里空空的，一个人都没有。我看来看去的，发现了墙角的鸟笼，原来是鹦鹉在喊话。杨处长也发现了，她笑得直不起腰来。杨处长像换了个人似的，目光炯炯，脸上泛出油光。
竹楼里头尽是空房子，看上去好久没住人了，但是既没有温泉，也没有按摩院，连个人影都找不到。我们提着行李从楼下找到楼上，然后又下来找，还是一无所获。我想将行李放在后面天井里，空手去找人，杨处长制止了我，说这样做太危险，因为她已经感觉到这楼里有人。“万一是土匪呢？我们的行李不就丢失了吗？”她嘀咕道。
一回到大堂，鹦鹉又叫起来：“阿莲回来了！阿莲回来了！”杨处长说这只鹦鹉把我认作阿莲了，因为我们两个长得太相像。我觉得她在胡说八道，难道阿莲来过这里吗？杨处长不理会我的质疑，预言说：“你总会明白的，什么事都有可能。”我问她怎么办，要不要换一家旅馆。她激烈反对，说我是个贪图安逸、省事的人，还说既然出门在外了，就要把发生的一切事都当作猎奇，充分享受旅游的刺激。说着话，她又跑到大门那里向街上张望，好像在等人似的。这时我想，鹦鹉不会乱说话的，莫非阿莲真的来过了？
杨处长真是个让人惊奇的女人，出门在外，她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蓬着一个鸟窝头，眼泡眼肿，我记得今天早上她连脸都没洗呢。她大言不惭地说她要猎奇，是不是猎奇的人都是这副走火入魔的样子呢？瞧，她打开自己的行李包，将毯子铺在竹地板上面，好像打算在这里安顿下来了——她居然在那个巨大的行李包里头放了一床毛毯！她铺好毯子之后，就用一个指头朝自己鼻尖勾了勾，召我到她面前去。
“我要睡觉，我昨天夜里累坏了。你就在这里值班吧，发现情况就叫醒我。”
她说完就倒下去闭上了眼。我虽然心里老大不乐意，也只好在这个空空的大堂里走来走去的。闲得无聊，我就去辨认竹墙上刻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字。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那一根根竹子上刻下的不是字，而是一只只眼睛。我很快就感到自己被各式各样的眼睛包围了。是谁这么执着，非要刻这么多眼睛，就好像同谁较劲似的呢？看起来，那人满腔仇恨，因为他刻出的每一只眼睛都是深深地陷下去的，瞳仁上涂着绿色，迫使人一旦看见就摆脱不了。接着我又听见了很多杂乱的声音，看来这竹楼里头并不是空的，而是有很多人，只是我看不到他们而已。那些声音似乎是都在讨论一个很急迫的问题，有人在反复地说“血案”这两个字，声调越来越高，忽然，有一只大眼睛里面的绿色瞳仁闪出了磷光，我害怕得倒退了几步，但它紧盯我不放。
“你没有勇气生活吗，忆莲？”杨处长在那边大声说。
我回过头一看，看见她是在说梦话，她的一只手挥动着，好像在赶开蚊蝇。
再回过头来，那只眼睛不见了。周围的窃窃私语似乎在催促我去干一件什么事，但每个声音都是欲言又止，它们称我为“盲妹”。不知怎么，我觉得这些声音都是我的邻居和同事发出来的，但具体是哪个人却又弄不清了，只是感到特别熟悉。
鹦鹉在笼子里烦躁地扑打着翅膀，杨处长已经坐起来了。她盯着那只鸟，一点也没有要离开的样子。
“这竹楼里头很不安静啊。”我说，“杨处长，您是第一次来吧？”
“当然是第一次。这墙上的每一根竹子都让我想起我的家乡，真是触景生情啊。我出来以后就再没有回过家乡。我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出来的，那年我十三岁。当时到处都是隆隆的炮声，我回头一望，我的渔村已经消失在灰雾当中了。其实我们那里并没有竹子，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一听那老板说起‘竹楼’这个词马上就想起家乡来。思乡是一种病，你说是吗？”
“我不知道，我从小就生长在城里，只是短时间离开过，没有这种体验。”
“怎么会没有这种体验的呢？”她责难地瞪了我一眼，“阿莲就有这种体验。”
“阿莲同我一样也是在城里长大的呀。”
“她夜夜梦见一个礁石岛，从三岁开始一直到现在都这样。你怎敢断定她没离开过城里！”
说话间她已经换上了宽大的睡衣，穿上了拖鞋，就这样在大堂里走来走去的。我想，莫非她准备去洗温泉了吗？温泉在哪里呢？她又到大门那里向街上张望，也不怕人家看见她这一身打扮，一副倚老卖老的派头。她到底等谁呢？
往年我到银城来，这条街上到处都是灯红酒绿，家家旅馆几乎都客满，时常要跑好几家才可以找到一个住宿的地方。虽然旅游事业兴旺，却不知怎么回事，这里的人都很穷，到处是贫民窟，除了我们所在的这条主街之外，其他地方没有一栋像样的建筑，甚至连楼房都少见，全是那种土砖砌的矮屋，屋门口坐着眼圈黑黑的老人。我听办事员告诉我说，其实这些土屋的主人都很有钱，之所以生活如此清贫是因为他们憎恨享受，他们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享受。“是吸毒吗？”我问办事员。当时他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我又追问了好久，他才说了三个字：“白日梦”。他说，就是那种梦把银城的人害苦了，害得他们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听不清，时常连亲人也不相认了，一味地坐在黑屋里苦思苦想。“想些什么呢？”我问。办事员说，他们想的不是一件具体的生活上的事，而是如何将生活上的事从脑子里排空。有时候他们躺在家中执着地望着天花板，试图让自己的视线洞穿天花板到达阴沉的天空；有时他们又会跪在鸡笼旁倾听母鸡的咕咕低语，决心从那咕咕声中分辨出某种古老的信息。总的来说，银城人是禁欲的、生活清苦的，可他们却任凭外地人到此地来过放荡的、挥霍的生活。我想回忆起我在银城走街串巷的日日夜夜，可是我仅仅记得起一些模糊的片断，一些面目不明的人影。我是去搞社会调查的，我本应同他们直接接触，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却有看不见的屏障隔在我同他们之间，我在笔记本上记下那么多虚幻的数字，而这些影子发声时，往往伴随阴森的、地窖里的回响。不，关于银城，我死也得不到一个踏实的印象，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将这里作为旅行的第一站的原因吧，我想利用另一位见多识广的女性的大脑来做出明晰的判断。然而这一切好像正在落空。
“啊，啊！”杨处长口里发出吃惊的声音，朝街对面的小巷挥着手。
我连忙凑过去看。除了那个小五金铺子，我什么都没看到。
天黑时我们才走出竹楼，去街上的饭馆。这条繁华不再的长街令我感叹不已，这里就连街灯也变得稀稀拉拉，零星的行人大部分时间走在暗影之中。我心里不断地涌出怀疑：这到底是不是那个银城？当然是，这些旅馆、餐厅，还有这些商店，这座形态独一无二的梯形的监狱，难道还会有错吗？
“我们要大吃一顿。入乡随俗并不是天经地义的。”
杨处长说话的语气有点怪，冷冷的，像说别人的事一样。我想去我常去的那家叫“银城地下餐厅”的饭馆，但杨处长不准我去。
“你没闻到从那下面冒上来的死尸的气味吗？傻瓜，那里是个黑帮窝。”
“可是我常去那里吃饭的。”
“那是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才没出事。他们对不知情的人采取长期观望的策略。”
她拉着我跑过马路，又跑了一气才停下来，说是要躲过那些人。当我们再回头看时，看见“银城地下餐厅”里头的灯全黑了，有人从里头冲出来大喊“救命”。
“您是如何知道那里是黑帮窝的呢？”我心有余悸地问。
“闻出来的嘛。我刚才不是说了有死尸味吗？你不要问了，我们快回竹楼。”
她闷着头往前冲，我只好也加快脚步。我们又经过了好几个餐馆，可是杨处长连望都不望，像逃难似的。
回到竹楼，摸进黑洞洞的大堂，她才松了一口气。她在她的旅行包里摸索了好一会，摸出一个纸包递给我，说里头是吃的。原来是半个冷馒头，已经干了，说不定是她在火车上买了，没吃完剩下的。折腾了这一番，我实在饿极了，就三口两口将半个馒头吃了下去。这时我听到她在窃笑。
“难道其他餐馆里也有黑帮？”我不以为然地说。
“当然。不相信你可以去试试，我在这里等你。”
她在角落里铺好毯子睡下了。我感到饿得慌，就试探着向外走去。
我走进离得最近的一家快餐店，打算进去吃一碗凉面。
“我们不卖凉面。”女孩说。
“那就炒饭吧。”
“我们不卖炒饭。”
“你们卖什么呢？”
“我们什么都不卖。”她举着小圆镜开始化妆了。
“这里难道不是快餐店吗？”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她朝我翻了翻白眼。
我看见两个穿黑衣的壮汉在里面门洞那里探了探头，不由得身上起了鸡皮疙瘩，连忙转身就走。我在心里感叹：“真是今非昔比啊。”
大概是由于受了惊吓，我肚子也不饿了，对于吃饭的事也心灰意懒了。我决定回竹楼去休息，到了明天再说。这次旅游就这样变成了阴郁的、身不由己的活动，我干吗要同杨处长一起来呢？实际上，我早就厌倦了旅行，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同意这个老女人的提议的呢？是对自己的生活不满，盼望发生转机吗？这个杨处长，还有我的表妹，她们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不可理喻的，也许，我暗暗地向往那种生活而自己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我在阴影里低头快走，有人喊我的名字。声音是从那栋梯形监狱前面的办公室里传出来的——原来我于慌乱中走过了竹楼，快到街尾了。我不想停留，可是我身不由己地站住了，好像腿出了毛病似的。木屋前站着一个干瘦的老头，他在向我招手。
“你想见你的表妹阿莲吗？”
他脸上浮起淫邪的笑容，他是一个独眼龙。
“阿莲？”
“是啊，她自动投案了。五年前的那桩案件——她连你都瞒着——使她的良心没有一天不受折磨。我是负责她的案子的警察，说实话，我倒希望她永不归案！”
“她在哪里？”
“你在屋里坐一下，我这就叫她出来。”
木屋很矮，但里头收拾得很干净，墙上还贴了好看的壁纸。壁纸的花纹十分独特，但我不敢多看，怕从里头看出些别的名堂来。现在我得处处小心了。十分钟过去了，老头还没回来。桌子上的玻璃板下面有老头和家人的照片，每一张照片上老头都穿着警服，很威严。他的妻子也是警察，两个儿子瘦骨伶仃的，好像长期受到虐待似的，眼神惊恐。我忽然发现有张照片上头有阿莲，阿莲同这一家人坐在一起，在外人看来，她就像这一家人的女佣，她低着头，双手放在膝头上面。我从未见过阿莲这种样子。这张照片的背景是监狱，远远的还有一只大狼狗立在监狱门口。我看照片之际，听见房门“咔嚓”一响被人从外面锁上了。那老头在外面说话了：
“我怕你乱跑，干脆把你锁在我的办公室。桌上有部电话机，你拨‘3’就可以同阿莲通话。她会同你谈她的案情。”
他说话间将窗户上的铁栅敲得当当作响，也许是在暗示我什么事。后来他就走了，说要值班去了。不知从哪里跑出一大群狼狗，叫个不停，还撞击我所在的房间的房门，有三只还趴在窗户的铁栅上头，朝我张开血盆大口。然而只过了几秒钟，它们又像一阵风一样消失了。我抚着“怦怦”乱跳的心窝，战战兢兢地拿起电话机。我还没有拨号，话筒里面就发出一声尖叫，那不是阿莲的声音，是一个陌生女人。
“阿莲吗？”我问。
“我刚才踩到一条蜈蚣，”她说，她的嗓音很粗。“这地方啊，无奇不有！我说忆莲，你可得小心一点。你爹要我关照你呢。”
“你真是阿莲？”
“还能是别人吗？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来过银城啊？我每年都来！”
“可是……那警察说你是犯了案子给关在这里。”
“意老头吗？意老头总是对每个人说出真相。我是犯了案子给关在这里的，那又怎么样，我愿意被关在这里，关一辈子都不嫌长，就是两辈子……”
有人抢掉了她的话筒，听见一声咒骂，然后就一片沉寂了。又过了两分钟，话筒里重新响起声音，是个男声。
“你滚开，滚得远远的，这里没你的事！”他吼道。
“但是我被锁在房里了啊。”
“有这事吗？”他的情绪一下子缓和了，“你说你给锁起来了？怪事，为什么呢？为什么意老头要这样干？留在这里的全是有贡献的人，你有什么贡献呢？怪事。”
“请问对什么有贡献呢？”
“当然是对监狱有贡献，你懂得什么呢，什么也不懂！”
他挂了电话。我再拨“3”打过去时，里面就没有声音了。那些狼狗似乎在梯形的楼房里头叫，楼里发出巨大的共鸣声。我坐在那里，有种到了外星球的感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病得那么厉害，动不动就晕倒的阿莲，居然可以到处旅行，还居然可以坐牢，难道她一直在装病吗？爹爹总是说她一心想要往“那边”去，我以前将“那边”理解成阴间，认为她真是不想活了，现在看来这是不正确的。“那边”也许就是银城这种地方。我以前也到银城来，可是我对银城的理解全是表面的。我看见了贫民窟，看见了无尽头的、蛇形的小巷，看见了那些黑眼圈的老人，可实际上我跟什么都没看见差不多。难怪牢房里的那人说我没有贡献，我的确不懂银城，也不懂阿莲和杨处长。百无聊赖之中，我又拿起话筒，拨“3”，这回又响起那个粗嗓音的女声。
“忆莲，你是自由人，你回去后告诉你爹，就说阿莲谢谢他的鼓励。”
“你到底犯了什么案子？”
“啊，那是不值一提的小事。由于你爹爹多年的鼓励，我才到了此地，现在我安顿下来了。回头一想，这条路真漫长啊。你听，我那地下室的家里又下雨了。”
当她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那声音就变得十分细弱，好像她要坠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去了似的，而那个地方，绝对同我无关。此刻那种地方对我来说充满了诱惑，难怪阿莲愿意待“两辈子”啊。
我就这样在独眼老头的办公室里头开始了我的真正的旅行，前面那一段只不过是一段序曲罢了。直到这时我才慢慢地知道从前我对一些事的误解有多么深。
那天夜里，我伏在那张办公桌上睡着了。蒙眬中有人扯我的衣角，说我压着了他的脖子。我问他他是谁，他说是警察的大儿子，还说我刚才已经见过他了。于是我疑惑地想，人怎么能住在照片里头呢？我想挪一个地方，但我怎么也挪不开，我的瞌睡太大了。后来那人将我掀翻了，我跌倒在地。我看见房门已经开了，密密的一大群蚊虫在绕着灯光旋转。虽然心里害怕，我还是试着站到了门外。
意老头过来了，他的样子一下子变得很衰老，连走路都是颤巍巍的。
“我带你去牢房里。不过啊，今天夜里你是见不到你表妹了。”
隐隐约约的仍然可以听到狼狗叫，可是当我们绕到办公室后面时，我却并没有看见那栋梯形的楼房。它到哪里去了呢？
“狼狗是在牢房里叫吗？”我问意老头。
“是啊。当初我是反对建这样的地牢的，完全是形式主义。我们几十个人全反对，但头头一意孤行。这种牢房，徒有其表。”
“您是说牢房关不住犯人吗？”
“正是！你倒真聪明。那下面是无底洞啊。所有的囚犯到头来几乎都失踪了。当然，除了你的表妹那种人……”
我们一边说话一边走，我只感到眼前越来越黑，抬头一看，已经看不见天了。我问意老头牢房怎么还没到，他说已经到了，还说阿莲就在附近捶石头。“这个监狱，是一个地下采石场。”他说完这句话就不见了，我所在的地方有一点微光，隐隐约约能看见某个人形的影子在窜动。不知是因为热还是因为恐惧，我浑身汗津津的。
“阿莲！”我喊道。
“喊什么呀，我就在你身边。”她埋怨道。
啊，真是阿莲！我摸到了她细瘦的胳膊。她说她动不了，因为脚上有脚镣。不过她乐意在这里做捶石头的活儿。
“我们今天的工作是为实现明天的理想铺路。”她骄傲地说。
“什么样的理想呢？”
“你还是不知道吗，忆莲表姐？就是快乐啊，理想就是快乐啊。我每砸下去一锤，脑子里就憧憬着快乐！来，我教你捶石头。”
她拖我蹲下去，将榔头交到我手中。我虽然什么都看不见，还是莫名其妙地冲动起来，乱砸一气，不知怎么就砸了自己的脚，痛得晕了过去。
我恢复知觉时，阿莲也不见了。周围响起了嘈杂的敲击石头的声音，还可以看到击打出的火星。我站起来时，受伤的脚并不怎么痛，甚至还可以走路。我想，戴着脚镣的阿莲，还能走到哪里去呢，一定就在这附近。看见那些窜动的人影，我不知怎么就哀哀地诉说起来了：
“阿莲阿莲，你不要躲着我啊。你在家里生病的时候，不是只有我去看你吗？”
一个男人将我推到一边，也许我挡了他的道。
“呸，你干吗胡说八道啊，阿莲才不会同你玩捉迷藏呢，她忙得像转个不停的风磨，哪有心思……”
“六叔！你是六叔啊！你怎么在这里？”
我一把拖住他的手臂，他停下来了。他推着手推车在运石头。
“你还记得我，这倒好。你看，我们家族有三个人都在这里，你要干什么？”
“我不知道。”
“那就坐在这里好好思考，总会想出来的。啊，我得走了。”
却原来监狱是一个地下采石场。这些石头都运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这个六叔，是爹爹的小弟，先前是一个小偷。他人倒挺和蔼的，就是不务正业。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他却专拣熟人的东西偷，一条街上的人家都被他偷遍了。后来他在公共汽车上偷，被人扭送到警察局，自那以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了，只听到爹爹说过一次，说他“改造得很好”。现在看他匆匆忙忙的样子，真是改造得很好啊。他刚才问我要干什么，真的，我到底想干什么呢？我想出去吗？想回到竹楼杨处长那里吗？不，我并不想，此刻我最想的是找到阿莲，向她说说我心里头的疑惑。我还想再次尝试捶石头，看看快乐会不会来到我心中。这一次我一定要小心翼翼，决不让榔头落到我脚上。可是我找不到榔头了，我将周围地下摸遍了还是找不到。可能被阿莲带走了。周围有很多人在忙碌，他们的目的明确，干活有热情，我能感觉得到这个。
我在地上爬着找榔头时摸到了一个人的脚，那只穿了塑料凉鞋的脚猛地踩在我的手背上，我发出一声尖叫。
“在没有弄清这里头的深浅之前，你不要乱来。你知道我们在这里有多久了吗？”
这是一个男子，声音很严厉。
“我不知道。”
“你曾爷爷还在时，我们就在这里了。我们只是偶尔到上面去，混在人群里头玩一玩又回来了。我们都有自己的正事。”
我觉得这个人话中有话。如果这里这些窜动的影子是些鬼（我是不信鬼的），那表妹阿莲就是一心要待在鬼世界里寻快乐了。梯形的建筑也是鬼屋吗？他们（包括意老头）并不快活啊，他们忙忙碌碌，又累又紧张，阿莲竟想到这种地方来寻快活，她说的快活是怎么回事呢？
“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他又说。
“什么样的准备？”
“就是准备掉下去。”
“掉到哪里去？”
“哪里都不是的地方。像一块猪油一样在烈火中化掉。”
“我可不想化掉。”
“那么，你往那些黑暗处钻一钻看吧，说不定会找到一个缝隙。这里有个外号叫‘石牢’，不论你走到哪里都出不去，但是据说是有缝隙的。阿莲！阿莲！”
他突然生气地叫起阿莲来，那语气就好像阿莲犯了什么错误。阿莲在远处答应他，她的声音痛苦不堪，又很畏怯。很显然她是归他管的。
我的眼前升起一团黑影，这团黑影不断向上生长，很快就变成了一座小山的形状。我身边的男人沉默了。由于惦记着阿莲，我就朝她刚才发出声音的方向走去，这一来，我离那座山越来越近了。那是什么样的山呢？到处都是三三两两的人在抬石头，我有时撞着了他们，他们反而向我说：“对不起。”他们都知道我的名字，做出同我很熟的样子，说：“你找阿莲啊，她在山脚下那棵漆树旁哭泣呢。”每个人都说这同样的话。我走了好久，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山面前了，但我脚下还是平地——既没有缝隙，也不是上坡。我已经走到漆树旁了——不知道是不是那一棵。坐在地上的人却是六叔。六叔问我想好了要干什么没有，我就说我想找到阿莲。六叔听我这样说就痛心疾首地叹气了。接着他又斥责我，说我小的时候对他没有同情心，有次拿走了他的草帽，害得他光着头遭太阳暴晒。他说话的时候，有一些记忆在我脑海深处浮上来了。我的确早就听说了银城这个地方，是从六叔口中听说的，而且还不止一次。看来六叔是进了银城的监狱，这事发生在我五岁那年。难怪好多次我出差来银城，心里总有种异样的感觉，觉得自己有件什么事应该在城里办，却又想不起是什么事。
“忆莲，你看见山了吧？”他问我。
“起先我看见了，现在又看不见了。”
“我嘛，我明天就要死了，所以我就看见山了——黑压压的要倒下来。”
“您怎么知道你明天要死的呢？”
“这是规定好了的嘛。刚来这里时我害怕过，每天掐着指头算时间，现在也还是怕，不过已经习惯了。你看，它又往上长了一点。忆莲啊，你爹说我改造好了吗？我最重视的就是他的意见了。是因为他我才来银城的。”
爹爹的心里是装着银城的。但是我从前出差来这里的时候，他不动声色。看来，我是在按他的希望发展着自己呢。
“六叔，你说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你？这很难说，很难说。你不要伸手摸这漆树，一摸你就回不去了。像我这样的老麻雀就没问题，你这样的嫩麻雀，骨头都要化掉。”
他将身子紧贴那棵漆树，双手抱紧树干。朦胧中我看见树冠抖个不停，这给我这样一种印象，好像这棵树要被他缠死了一样。
“我身上有很多毒。”他自豪地说。
这时我听到阿莲在什么地方哭了一声，声音好像来自高处。
“阿莲？”我说。
“她上去了，她从小喜欢登高。”六叔说话时大概在微笑，“你们姊妹里头，她最有心计。”
六叔放开了那棵树，但树叶还在抖个不停。我脑子里浮想联翩，阿莲少女时代那副病恹恹的样子反复出现在我眼前。那时她总爱说：“我没睡醒啊。”她现在如愿了，为什么还要哭泣呢？是乐极生悲？回顾从前的生活，我看出来阿莲是多么有力量的女孩子啊。
我离开六叔，朝我预想中的目标走去。沿途尽是抬石头的汉子，我跳来跳去，疲于闪避。
终于来到一处清静点的处所，伸手一摸，面前却是一堵石墙或削平了的岩石。横着摸过去，光滑滑的，没有缝隙。又听到阿莲的哭泣，莫非她坐在高高的墙头上？我抬头看看晦暗的、见不到天空的上面，想象她骑墙的模样。当又一阵哭泣传来时，墙就抖动起来，仿佛要朝我身上倾倒下来一样。一瞬间，我的心脏都几乎停止了跳动。我拼尽全力跳开，向后跑，大约跑了两三分钟便听到身后隆隆的倒塌声，还有灰雾的气味，现在我该往哪里走呢？
“阿莲！阿莲！”我喊道。
我的背上被人捅了一下，是她。
“你刚才在哪里啊？”
“我？哪里都不在。昨天竹楼里打起来了，杨姐趁乱跑到了牢里。”
“杨处长？你同她商量好了来银城的吗？”
“不是商量好了，是我要躲开她，她偏不让我躲开。我是在她的监护下长大的。还在我参加工作以前，有一回我家老阿姨带我去见一位校长，希望让我得到她的关照，那位校长就是杨姐。那时我身体虚弱，满脑子厌世的念头，是她为我鼓起了生活的信心。可是从那天起，我就置于她的监护之下了，那种情况有时是十分难堪的。这一次，我同你们坐一辆火车来的，一下车我就溜掉了，我躲进了监狱。当然，我知道杨姐迟早会找到我，那些歹徒会告诉她我在哪里。当你们两个人都在竹楼里时，歹徒们就不会去袭击。所以我一见到你啊，我就知道杨姐快要找到我了。你以为我沮丧不已？不，不，她是我命里的克星，又是我生活上的导师。在机关里的时候，有多少个夜晚我们手牵着手在空空的走廊上来来回回地走！你还记得从地板下冒出来的玫瑰吧？和她在一起就会有那一类的异象出现，你周围的环境老是给你一种惊喜……”
她说这一番话时走过来走过去，脚镣在地上拖出清脆的声音，那些抬石头的人们见了她就让路。我看不见她的脸，不知为什么，她的脸在我的相像中泛出健康的红晕。
“你是如何知道她来这里了的呢？”
“是一个歹徒告诉我的。你瞧，歹徒既帮她又帮我。现在你明白她为什么一定要住在竹楼里了吧？五金店的老板也是这个地牢里的看守呢，杨姐就是从他口里得到信息的。”
“我是离不开这个地牢了。”她住地下一坐，又说：“在这个地方回想起我们机关里的办公室，还有我那个地下室的家，就会感叹：那些时光多么幸福啊。忆莲，我告诉你一件事，刚才我的爹爹和妈妈到这里探望我来了。我们这么多年都是死对头，可是情形一下子就改变了。我骑在那堵墙上的时候，他俩就用他们的头去撞墙。我真怕爹妈出事。可是他们说，只要我活得痛快，他们就是死了也心甘。你看，事情变成这样了。先前我离开家，是想让老人活得痛快，在外人看起来，却像是我抛弃了家庭。”
她弯下腰去呻吟起来，大概是脚镣磨破了脚脖子。
我想起一件事，就问她：
“我听见墙坍塌了，怎么回事呢？”
“这些石墙很脆弱，到处都在坍塌，其实地牢算什么呢？你一抬脚就可以出去的。”
我想，我在这里又算什么呢？在我幼年时代，有一回我跟随妈妈去山上的庙里买白菜秧子，那座寺庙有很多半月形的门，我们进了一重门又一重门。后来妈妈让我在一张门那里等，她就到菜圃里面去了。我等了好久好久她都没出来，后来天都黑了。我慢慢明白过来，我是不算什么的，妈妈自己先回去了。回到家里，果然看见她，她笑眯眯地说：“我把菜秧全栽下去了。我忘了去接你回来，你真机灵，在那种地方都不迷路。”多年之后我又去了寺庙，却找不到那些半月形的门洞了，只有一张式样难看的大木门敞开着，很多人从那张门进去烧香。
抬石头的人撞着我了，那人身上浓烈的汗味熏得我头晕。我想起了阿莲的父母，那两个驼背的小个子老人，他们在这种地方是怎么看见路的呢？或许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是盲目的？我看见了那个女人的身影，我喊道：“杨处长！”我一喊，她倒走远了。阿莲让我不要喊，她要求我回家。她说如果我回了家，她就会感到自己还在同家人联系，这使她心安。又说她可不愿做一个无根的人，即使从此坠入深渊或不知去向，她也愿意想着自己是某个普通家庭的女儿这一事实。她边说边将脚镣弄出刺耳的响声，这时我又看见杨处长的身影，那身影缓缓地朝我们移近，又缓缓地远去了。她仅仅只是在这里监护阿莲吗？她的身影看上去是多么寂寞啊。
“她要我去死。”阿莲突然说。
我想起那张青黄的、略为浮肿的脸，那鸟窝一样的短发，我为阿莲不寒而栗。
“躲开她！”我说。
“可是已经晚了。你能躲到哪里去呢？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告诉她我的行踪。就连我自己，也希望她早点发现我呢。如果不是因为有她，地板破洞里怎么会长出玫瑰花来呢？有时我坐在办公室里，会忽然觉得杨姐已经同我相识了一千年！”
她孩子气地提高了嗓子，猛地站起来，又“哎哟”地弯下腰去，大概是脚镣硌痛了伤处。
我的表妹，她心里有种东西像火山一样喷发。
我该离开她了，她在爹爹说过的“那边”，我在“这边”。将来有一天，我也会去她所在的地方，但现在还不行。有个妇女挑着一担石头迎面而来，我闪到一边，然后跟在她后面。走了一会儿，我就看见了岩石墙，她却并不后退，轻轻松松地就过去了。我也跟着她过去了。
外面天已大亮，意老头的儿子正在喂狼狗，是那位小儿子。大儿子站在屋檐下，两眼茫茫，一副落魄模样。
“这两个小子都不安于监狱工作。”意老头对我说，“忆莲，你劝劝他们。”
我觉得老头很滑稽，他居然叫我劝劝他们，我，一个局外人，连监狱在哪里，是怎么回事都没搞清，我怎么劝他们。我就问那小儿子：
“监狱里一共有多少条狼狗啊？”
“狼狗不是监狱里的，狼狗是我养在外面的，你不要听我老爹胡说。”小儿子咬着牙恶狠狠地说，“我，决不在那里头干一辈子！”
小儿子说这话时，大儿子吃了一惊，眼睛瞪得圆圆的，问他：
“你，刚才讲什么？”
他这一问，小儿子一下子便失去了锐气，自暴自弃地咕噜了一句：
“我就当自己已经死了算了。”
这时大儿子已经彻底从恍惚中清醒过来了，他凄凉地朝我微笑，告诉我他的名字叫“荠菜”，他和弟弟都是监狱的看守。他说了几句话之后，又坠入恍惚之中。
“我们并不是银城本地的人。”他继续说，“我们小的时候家里住在乡下，那地方的主粮是红薯，我们一年到头吃红薯。后来来了一个烧窑的，爹爹就带着一家人跟他到这里来了。那时候啊，这里连条街都没有，只有一些破破烂烂的房子。我们一家人就跟着那人烧砖。后来这座监狱在一夜之间突然冒了出来，一些穿制服的人来家里，把爹妈叫去当了警察。我和弟弟都不知道当警察是怎么回事，只是糊里糊涂地跟着父母住到这里来了。银城发展起来后，我们想上学，可是爹爹不让，他叫我们养狼狗。我们逃跑了几次，都被他抓回来了。慢慢地，我就不想跑了，因为监狱里的犯人吸引了我……啊，我无法对你一一讲出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总之，我成了看守。我是一名特殊的看守，你绝对想不出我的工作有多么特殊。可是爹爹，他一点都不理解我，他认为我不安心工作，我怎么会不安心工作呢？我弟弟倒真是不安心，你看看他那双对外面充满欲望的眼睛就知道了。至于我，我早就不看外面了。”
“在监狱里，”我说，“一开始是谁吸引了你呢？一个姑娘吗？”
他吃惊地看着我，我还以为他没听懂呢，可是他说：
“不，不是姑娘，是一位老妇人。我看见她用背篓背石头，走在小路上摔倒了，心里很可怜她，就让她休息一下，我没想到我的好心会让她那么愤怒……”
“她怎么了啊？”
“她？她死了，撞在石头上，血流得到处都是。你说，一个人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血？当时我就晕过去了，等我醒过来，她已被人抬走，血迹也已掩埋。我看着那些犯人，看着他们那么卖力地工作，再看看那座永世也挖不完的石头山（你越挖，它越往上长），我忽然明白了。”
“明白了什么？”
“所有的事，一切。”
太阳出来了，照在“荠菜”的脸上，他的眼睛朝着阳光，那种眼神，那淡灰色的瞳仁，给人的感觉是一个盲人。院子里来了很多狗，都在围着花坛跑动，小儿子也在跑，他跑着跑着，忽然跑到外面街上去了。意老头气急败坏地窜过来，站在大门口咒骂小儿子，叫他回来。
“荠菜”的目光落到他爹爹身上，笑了笑对我说：
“爹爹总爱生气，其实弟弟跑一跑又会回来的。我们年轻人总是这样的，不相信老一辈的经验。我们不知天高地厚。”
我回想起夜里，我伏在办公室桌上睡着了，“荠菜”说我压着了他的事，就问他那是怎么回事。他说这事有可能发生，不过他并不能确定，因为他不具备他爹爹的那种意志力来确定同自己有关的事。“我晕乎乎的。”他说，他的口气有点诉苦的味道。
意老头手背在背后沮丧地回到办公室，他的脸变得铁青。
“弟弟伤透了他的心。”“荠菜”悄悄地说。
当我从梯形监狱出来，走在街上时，瞌睡向我袭来。这时我才记起我一夜都没睡觉。火车在远方鸣笛，提醒我踏上归途。我又一次走进竹楼，看见我的行李完好地放在那里，而杨处长的行李则不见了。当我靠着行李往地上坐去时，眼前一黑，同时就感到从墙壁里头伸出一只手将我拖了过去。周围到处是炸石头的声音，还夹杂了女人的哭叫。一开始我像盲人一样什么都看不见，过了好一会眼前才出现那些跑来跑去的人影。有人拍了拍我的背，是杨处长的声音，但我看不见她。杨处长说：“前面就是我和阿莲的办公室。
“我记得我是在银城啊。”我说。
“我和你一道坐车回来了，你不记得了吗？还有渔村的小姑娘和我们同在一节车厢，夜间车厢里还发生了抢劫，你都忘了？”
她说话时，我还是看不见她。我心里烦躁，就问她：
“办公室在哪里？我怎么没看见办公室？”
“办公室还在原地方，玫瑰花已经开满了一屋子，所有进屋的人都得小心翼翼地绕开那些带刺的花枝。有一名男子被刺了一下，鲜血汩汩地从他裤管里流到地上，他惊慌失措地喊‘救命’……”
“阿莲呢？阿莲在办公室吗？”
黑暗中，有人又推了我一下，我抬头一望，看见自己已经走在回家的路上。
在父母家的公馆里，我来到爹爹身旁。他正坐在狭小的天井里抽烟。
“爹爹。”
“唔。”
“妈妈起床了吗？”
“起来了。我们都知道你今天要回来。”
我走到妈妈房里，喊了一声“妈”。她没有回答。屋里到处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像有小动物在床底下活动。
“你听到了吗？”她说。
“什么？”
“你爹爹。”
“爹爹怎么啦？”
“忆莲你到床底下去看一看，你爹爹在那儿呢。”
“爹爹明明在天井里抽烟，你怎么说在那下面？”
“真是在那里，你看一看便知道了。你趴下去，对了，钻进去。”
有两只眼睛在床底下的黑暗里发光。再一看，不止两只，有八只，不，十二只。这是什么动物呢？那些眼睛比猫眼小，当我努力要看清它们时，我的眼睛就花了。
我委屈地站起身，不明白妈妈的意思。
妈妈看着窗玻璃上的一滴雨，说：
“有多少年了啊，日日夜夜，日日夜夜……阿莲这孩子，你爹，还有我，你，我们都被缠在一张大网里头。阿莲不怕死……”
有人轻轻地走进房里，我回头一看，是爹爹。爹爹手中的香烟有种奇异的烟味，那气味令人窒息。床底下一阵强烈的骚动，那些小东西似乎都在向外跑，可又看不到它们。
“爹爹。”
“你辛苦了，忆莲。你回家来，爹爹很高兴，你妈也高兴。”
“爹爹。”
“活在世上真好。你看，阳光照在墙上。看见这片太阳，就忘记了这里是老公馆。”
他的眼神里透出热切，而妈妈，眼睛像猫眼一样发亮。
“爹爹，床底下的那些……怎么回事？”
爹爹一愣，然后他们两人都笑了起来。
“那是玫瑰花啊！”两人齐声说道。
我一下子闻出来了，爹爹手里的香烟是用玫瑰卷成的呢。
2005年7月7日于北京金榜园
原载于《十月》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