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圣约翰大学

我很幸运能进圣约翰大学，那时圣约翰大学是公认学英语最好的地方。由于我刻苦用功，在圣大预备学校的一年半，我总算差不多把英语学通了，所以在大学一年级时，我被选为ECHO的编辑而进入了这个刊物的编辑部。我学英语的秘诀就在于钻研一本袖珍牛津英语词典。这本英语词典，并不是把一个英语单词的定义一连串排列出来，而是把一个单词在一个句子里的各种用法举出来，所以表示意思的并不是那定义，而是那片语，而且与此单词的同义词比较起来，表现得生动而精确；不但如此，而且把一个词独特的味道和本质也显示无遗了。一个英语单词，或是一个英语短语的用法，我不弄清楚，决不放过去。这样precarious永远不会和dangerous混淆。我对这个单词心中就形成一个把握不牢可能失手滑掉的感觉，而且永不易忘记。这本词典最大的好处是里面含有英国语文的精髓。我就从这本词典里学到了英语中精妙的短语。而且这本词典也不过占两双袜子的地方，不论我到何处旅行，都随身携带。

当时学习英语的热情，持久不衰，对英语的热衷，如鹅鸭趋水，对中文的研读，竟全部停止，中国毛笔亦竟弃而不用了，而代之以自来水笔。在此以前，我已开始读袁了凡的《纲鉴易知录》。此时对中文的荒废，在我以后对中国风俗、神话、宗教做进一步钻研时，却有意外的影响，详情当于次章论及。在圣约翰大学，学生的中文可以累年不及格而无妨害，可照常毕业。

当时有一位中国教师，是老派的秀才，不知道如何上课。将近一百页的民法，他持续不断地读，然后解释，这样一点钟上大约十行，这样一本如此薄的书就可以拖着讲上一学期，每点钟讲完那十行，便如坐禅沉思，凝神注视着我们学生，我们也同样望向那位老先生。因为学生不能在完全真空中将头脑镇静，我们大都乘机带进别的书偷看，借以消磨时间。我分明记得当时暗中看达尔文、赫克尔的著作，还有张伯伦的《十九世纪的基础》，这本历史书对教历史的教授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位老秀才有一次告诉我们可以坐汽车去美国，他于是成了学生们的笑柄。在民国十九年之后，圣约翰大学改成中国式的大学，里面的情形也就与以前大不相同了。

诚然，圣约翰大学能举出优秀的毕业生，如顾维钧、施肇基、颜惠庆等，他们都曾任驻美大使，但是就英语而论，圣约翰这个大学似乎是为上海培养造就洋行买办的。

一直等我进了哈佛大学，我才体会到在大学时代我所损失的是什么。圣约翰大学的图书馆有五千本书，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学书。我对整个图书馆，态度很认真，很细心，其中藏书的性质，我也知道，我在这方面是颇为人所称誉的。来到中国做传教士的洋人之中，有些好教授，如巴顿·麦克奈（Barton McNair）教授，还有一位瑞迈尔（Remer），学识都很好。还有一位美国布鲁克林口音很重的教授，因为对圣约翰大学极其热心，自动义务来教书。

校长卜舫济博士娶了一位中国淑女为妻。他治事极具条理，据说他固定将一本长篇小说每周读一章，一年读毕。在他的图书室里，我看见一卷Bradley的著作。他有三个儿子。幼子后来为Elmira学院的院长。我永远不能忘记他在大会后每日早晨在校园步行一周。在大会与全体祷告之后，带着他的黑口袋，由宿舍的舍监陪同，他去各处察看，要在回到办公室之前注意一下哪些事要做。我相信，伦敦伊通学校校长阿诺德博士对学校的理想是认为学校是训练品格的地方，就好像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学校的理想一样，阿诺德博士总是和学生一同做早晨的斋戒。现在中国许多有地位的领导人物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毕业生。

我在圣约翰大学将近二年级时，学校又增加了一块私产，与原校产相接，有乔木，有草坪，极为美丽。我就在此美丽的环境中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我跟随夏威夷的男生根耐斯学打棒球，他教我投上弯球和下坠球。最出色的是，我创造了学校一英里赛跑的纪录，参加了远东运动会，只是离获胜还远得很。学校当局认为这种经验对我很有益处。我记得家父当时在上海，到运动场去看我，很不赞成我参加比赛，认为这与智能的比赛毫不相干。

我从来没有为考试而填鸭死记。在中学和大学我都是毕业时考第二，因为当时同班有个笨蛋，他对教授所教的各种学科都看得十分正经。在大家拼命死记准备考试得高分时，我则去钓鱼消遣。因为圣约翰大学濒苏州河湾，所以可以去捉鳗鱼、鲦鱼和其他小鱼，以此为乐而已。在二年级时，休业典礼上，我接连四次到讲台上接受三种奖章，并因领导讲演队参加比赛获胜而接受银杯，当时全校轰动。邻近的女子大学圣玛丽大学的女生，一定相当震动。这与我的结婚是有关系的。

我曾经说过，因为我上教会学校，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仅仅半通。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大都如此。我一毕业，就到北京清华大学去。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您想象一下我的窘态吧。不仅是我的学问差，还有我的基督教教育性质的影响呢。我过去受限制不得看中国戏，其实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从中国戏里得以知道中国历史上那些名人的。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约书亚将军的号角，我都知道，我却不知道孟姜女哭倒了一段长城。而我身为大学毕业生，还算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惭愧。

为了洗雪耻辱，我开始认真在中文上下工夫。首先，我看《红楼梦》，借此学北京话，因为《红楼梦》上的北京话还是无可比拟的杰作。袭人和晴雯的语言之美，使多少想写白话的中国人感到脸上无光。

我该怎么办呢？我无法问别人杜诗评注的问题，因为许多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教授或是电机系的教授，对中国文学的知识的贫乏，与我是伯仲之间。我找到了卖旧书出名的琉璃厂，那条街上，一排一排的都是旧书铺。由于和书商闲谈，我发现了我在国学知识上的漏洞，中国学者所熟知的，我都不知道。与书商的随便攀谈，我觉得非常有趣，甚至惊异可喜。我们的对话比如：“这儿又有一本王国维的著作《人间词话》。”其实我是生平头一次发现他的这本著作。又如：“这儿又有一套《四库全书》。”后来，我也学会谈论书籍，甚至谈论古本。

在民国六年到民国七年，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期间，文学革命的风暴席卷全中国，我是民国五年在圣大毕业的。中国那时思想上正在狂风急浪之中。胡适博士在纽约已经开始提倡“文学革命”，陈独秀则领导对“孔家店”的毫不妥协的激烈攻击，攻击儒家思想如“寡妇守节不嫁”“贞节”、两性标准、缠足、扶箕等。胡适向中国介绍自由诗，提倡用白话写新诗，易卜生剧本《玩偶之家》，以及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萧伯纳的戏剧。他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落后，不仅在科学、工艺领域，而且在现代政治组织，甚至文学、戏剧、哲学领域。所有的青年学生都受到鼓舞。这就好像吹来一阵清风。其实吴稚晖早已提出了警告，他说“把线装书扔进厕所里去”。周树人后来也随着说“所有中国的古书都有毒”。

胡适在民国七年回到北京时，我也以清华大学教员的身份在场欢迎他。他由意大利返国，当时引用荷兰神学家伊拉斯谟的话说：“现在我们已然回来。一切要大有不同了。”我在北京的报上写文章，支持用白话写作，理由是欧洲各国文学在十五、十六世纪兴起时都是用当时的白话，如意大利的但丁和薄伽丘都是如此。我的文章引起了胡适的注意，从那时起，我们一直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