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耶拿镇和莱比锡大学

在耶拿镇，我们过的日子很快乐。耶拿镇是歌德的故乡，是个小型的大学城，和海德堡一样，是个颇有古风遗俗的市镇。这个小镇的活动以在俱乐部里的学生为主，还有他们的女房东、学生的郊游、出去看决斗等事。他们的功课就是皮肤上的伤留下的瘢痕，似乎是瘢痕越多，学位越高。我和妻手拉着手去听课，一同去郊游，第一次尝到德国大学生的生活滋味。我们都已成年，不再有点名和小考的麻烦。我们何时把功课准备好，就随时自动请求考试，三年、五年，甚至十年都可以。我们没有请假这回事。春天，我们可以到布拉格去，然后给教授寄一张明信片表示问候即可。生活何等自由！虽然有此自由，上课的人数还是依然如常，每个人都照旧苦读，因为是出乎本心想求学。

我们住在公寓里，有沿着墙造的砖炉子。有人教我们调整火的大小，用灰埋火保持火种，使火整天保持温暖，并没有冷热水管子，我们要用壶和盆洗浴。我忽然想起来，歌德和席勒也是用同样的壶和盆洗浴，却写出那么好的诗。每天，我们享受愉快的散步。真是天上人间的生活。我从美国的哈佛大学而来，在此，我的生活观也改变了，我爱上了这旧大陆的风光和声音，它和新大陆是那么明显的不同。在美国，不管是在纽约，或是在旧金山，看见的是同样的冷饮柜台里同样的牙刷，同样的邮局，同样的水泥街道。欧洲则变化甚多，在法国卢瓦尔河流域，有旧式古城堡、狭窄的街道，有布鲁塞尔的大教堂，比利时列日城繁华的市街，圣莫里茨和因特拉肯的灿烂风光。我对一切古老的东西，古老的风俗、衣着、语言，都是极其爱好，极其着迷。

我们看见歌德的房子，很受感动，尤其他收集的物种演化的资料，还有他自己零零星星的杂物。我很受他所著《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感动，也深爱读他的《诗与真》。但是我读之入迷的是海涅的作品，诗之外，应以他的政论文字为最可喜。

不久，我就因为莱比锡大学是印欧文法的比较哲学的重镇，而被它吸引住了。Siebold的语音学是很杰出的。他曾发明了一套方法，用声调去分析一本古籍。我又读到Passy的语音学，它是一部极具参考价值的书。这些都与区分中国古音的“等韵”研究有关。区分古韵对于决定古音是极有价值的。这要根据陈兰甫和黄季刚的根本研究入手。不过清儒王念孙、段玉裁，还有近来瑞典的学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都已经有很大的成就。

关于Dürerbund文学书目顾问学会，我认为大有用处。这个学术机构向读者提供忠告，使读者知道对应某一个专题当读某些书籍。Jagemann教授是教我后期德国浪漫主义的讲师。我不能去找他打听相关的参考书目，也不能去问别的学生。后来，在纽约我帮助编了一本供大学生阅读的书，销售了一百多万册。一本好的导读类书，对自己研究的学生而言就如同锁的钥匙一样。有这样导读的书在手，让学生自己去研究，对这项专题方面，你等于已经提供他浩繁的材料。这是我针对大学生研究一项专题所采用的方法。关于这一点，容后再予详论。

妻与我一同去上Max Forester的英语课。我们俩就犹如兄妹一样。从那时起，妻就注意到我必须衣着整齐，这是她对丈夫的要求，至于我个人，倒认为无所谓。在食物方面，她使我一定要营养适当；可她对自己则自奉甚简，绝不讲究。后来，一个和很出名的音乐批评家离婚的美国女士，是我们的朋友，对我说：“林博士，你们婚姻上没有什么问题吗？”我回答说：“没有。”她甚为诧异，她于是知道了中国婚姻是与美国婚姻不同的。

在德国莱比锡我们没有朋友。若是到附近的地方去郊游，我们就到莱比锡的Denlsmol。每周我们也到火车站的浴池去好好儿洗个澡，买些好点心回家。我们渐渐和Schindler博士夫妇成了好朋友，这位博士后来成了Asia Major杂志的出版人。另一位特别要好的朋友是Frau Schaedlich，她一度是我们的房东。妻和这位太太无事时一同嚼鰽鱼。她有一个好漂亮的儿子，是在希特勒兴起时被杀死的，那时他才二十岁的光景。这位太太是犹太人，逃到了伦敦。后来我听说，她又回去取东西，正赶上她的房子坍塌，她就被活生生埋在里面。那是一九四五年。

在莱比锡工业展览时，所有欧洲的出版商都去参加。那时，我们正住在郊外。我们的女房东是一个孤独寂寞的寡妇，同时又患有色情狂。她无时不在喝啤酒，吃咸肉，抽烟。她把自己作的诗给我看，存心引诱我。她有一个女儿，已到适婚年龄，很厌恶她这位母亲的行为。有一次我从她门口经过，她正在发作，一阵病来就昏倒，要我过去把她扶起来。我叫我太太过去，她假装苏醒过来。在工业展览期间，她有一个常来的客人和她一起住。她告诉我们那位男子像歌德一样，还告诉我们他们俩在一起相处的乐事。

我前面曾说过我在清华大学时决心读中文，可是后来却以学校的教授身份来到莱比锡大学。在莱比锡大学有一位中文教授Conrady，他的文言文很可以，但是读现代中国的报章杂志却有困难。他开了一门泰国文法，班上有四五个学生。我觉得德国人遇事讲求绝对认真，居然有学生精研泰语文法。Conrady博士认为他有一位从北京大学来的我这位同事，颇以此为荣，因此对我热诚欢迎。中国研究室的中文书真是汗牛充栋。我也能够从柏林借到中文书。那时我才开始认真研究中国的音韵学。不久，我就沉迷于《汉学师承记》《皇清经解》，尤其是《皇清经解续编》，这都是清朝末叶体仁阁大学士阮元刻的。我这才熟悉了诸名家的考证注释的著作，其中大家如高邮王氏父子、段玉裁、顾炎武。概括言之，整个清朝的学术趋势是一反明朝的哲理研究，而回到汉朝的经籍考证，而且对经书是相信今文，反对古文，因此引起中国经典研究上一个轩然大波，也引起自唐代以来伪经的争论，如《诗经》是源自“毛诗”和《左传》。若是根据西方的语言学来说，认为只有一个版本才正确，是很武断的。在汉初，由秦禁经典之后，一定发掘出来好多版本。国学大师章太炎还是相信经典的古文本为真本。钱穆曾写了一长篇文章，证明喊叫“伪造”经典是不肯细心读汉书的文人的道听途说。这种邪说至今日而愈甚，甚至梁启超不相信有老子其人。胡适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为伪造。康有为可算这种怀疑伪造之最大胆者，他竟说六经皆孔子伪造，因而写出“新学伪经考”。我深幸还不为之动摇。认为《庄子》的前七篇真为庄子所作，其余各篇疑系伪作，而不说明若非庄子所作，《秋水》《马蹄》《胠箧》究系何人所作？证明古书真正可靠与否，需要更审慎的研究，如此始能符合西方语言学的标准。高本汉的《论〈左传〉的真伪和性质》是应用现代方法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