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哈佛大学

我一向认为大学应当像一个丛林，猴子应当在里头自由活动，在各种树上随便找各种坚果，在枝干间自由摆动跳跃。凭他的本性，他就知道哪种坚果好吃，哪些坚果能够吃。我当时就是在享受各式各样的果子的盛宴。对我而言，卫德诺图书馆就是哈佛，而哈佛也就是卫德诺图书馆。

我的房东太太告诉我，若是将卫德诺图书馆的书一本顶一本那样排起来，可以排好多英里长。我住在赫石街五十一号，正在卫德诺图书馆后面。只要不上课，我就到图书馆去。当时我很穷，竟没钱买票去看哈佛对耶鲁的足球赛，两校谁胜谁败，自然不得而知。

由于在北京清华大学教书，我获得了一个“半额奖学金”，每月四十美元。清华是“中美庚款”办的学校，把毕业生都送往美国留学。那些留学生除去由清华供给学费外，每月另有八十美元津贴。但是，不管怎么样计算，我也不应当到美国留学。可是当时我年轻，年轻就是勇气。那时战后一块中国墨西哥银洋比美元略贵一些。我太太出嫁时，家里给了她一千银圆做嫁妆。因为有这笔存款，我们才踏上出洋的旅途。总之，我们总算维持了四年，其间包括法国和德国那两段日子。当然，由于北京大学胡适先生和我有个约定，我一直和他保持联系。我对新文化运动是坚定支持的。利用和胡先生的约定，我曾两次打电报给胡先生，每次请寄给我一千元。其实胡先生寄给我的是他自己的钱，不是北京大学的公款。等我回国之后，这个秘密才被发现。因为我去见校长蒋梦麟，为两千元的事向他道谢。蒋校长感到意外，问我：“哪两千块钱？”后来他说：“那是胡适私人的钱。”于是我才明白胡适先生对我的友情。在年底之前，我就把钱还给了胡先生。我现在正式记下这件事，用以显示胡先生这个人的慷慨和气度。这件事我从没有公开向外人说过。

和上面可作明显对比的是，我必须要提一下留美学生监督施秉元。我在哈佛读完了一年，各科成绩都是A。这时使我感到诧异的一件事是，我的半额奖学金忽然被取消了，有关方面也并没提出理由。这位施秉元等于砍了我的头。等后来我听到他死亡的消息时，我闻人死而感到欢喜雀跃，未有如此次之甚者，后来才知道他是自杀身死的。他原是清华大学的校医，由于他叔父是驻美大使施肇基这项人事关系，他才弄到这个多人觊觎的差事。他大概是做股票投机生意失败而自己上吊死的。他若不把我的奖学金取消，我就不致因为一般的货币贬值而被迫到法国去半工半读，后来又到德国去。我有三次连续获得《中国学生月刊》的一等奖。后来，我是自动退出，把二十五美元的奖金让给别人，我就这样成了一个穷学生。

在哈佛，我进的是比较文学研究所。当时我的教授是Bliss Perry, Irving Babbitt, Von Jagemann（他教我“歌德研究”），Kittredge（教莎士比亚），还有另外一位教授意大利文。Bliss Perry教授最孚众望，学生人人喜欢他。他有几个漂亮女儿。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批评论文中语汇的改变》。他给这篇文章的评语很好，说这篇可写成硕士论文，因为不久我被迫离开哈佛，终于没写那篇论文。

Babbitt教授曾在文学批评方面引起轩然大波。他主张保持一个文学批评的水准，和J.E.Springarn派的主张正好相反。Irving Babbitt是哈佛大学里唯一持有硕士学位的教授。因为他学识渊博，他常从法国的文学批评家圣柏孚的Port Royal和十八世纪法国作家著作中读给学生，还从现代法国批评家的Brunetière著作中引证文句。他用“卢梭与浪漫主义”这一门课，探讨一切标准的消失，把这种消失归诸卢梭的影响。这门课论到德·斯达勒夫人（Madame de Staёl）以及其他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家，如Tieck, Novalis等人。

Irving Babbitt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影响，是够深的。娄光来和吴宓把他的学说传到中国。吴宓，看起来像个和尚，但其风流韵事可以写成一部传奇。吴、娄二人的中文都很好，对文学的观点都是正统的，因此与当时正风行的白话多少有点格格不入。他二人和我在班上坐一条长凳子。我被迫去借Port Royal浏览一下。我不肯接受Babbitt教授的标准说。有一次，我毅然决然为Spingarn辩护，最后，对于一切批评都是“表现”的缘由方面，我完全与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看法相吻合。其他所有的解释都太浅薄。我也反对中国的文体观念。因为这会把好作品都打落在一连串文章句法严格的“法规”之中，不论是“传”，还是“颂”，或是“记”，或者甚至于一部长篇小说。殊不知苏东坡写作时，他别无想法，只是随意写来，如行云流水，“行于不得不行，止于不得不止”。他心里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文体义法。

我无耐性读Kittredge教授开的莎士比亚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他的课我只听了一两次。他穿着灯笼裤，身子笔直，看他这位活百科全书在哈佛校园里漫步，倒还不错。

一场灾难来了。我太太得了急性盲肠炎，我把她送交一位天主教的医生。他一定是把我太太的内脏仔细搜索了三个钟头，一定以为这是观察中国妇女脏器的好机会。我认为割盲肠原算不了什么，所以当时我仍在看盎格鲁撒克逊文字的文法，后来才觉得手术的时间未免太长了。此后不久，我太太显示受了感染，要第二次开刀。钱都已经花光，我只落得用一罐老人牌麦片做一周食粮之用，又急着给她哥哥打电报，请惠借一千美元。我太太以为我以艰苦卓绝的精神渡此难关，颇有英雄气，后来常喜谈论此事。钱寄到了，我算得了救。第二次手术后，在医院住了很久。我记得那年的二月满街是雪，我是设法弄了一辆雪橇把妻接回家的。她康复还家，家人又行团聚，我们庆祝了一番。

在前面我应当已经提到在我们横渡太平洋时，妻曾经发作过盲肠炎。因为我们正在蜜月之中，清华同学发现我们老是在船舱里不出来，就向我们开玩笑。殊不知我们的痛苦之甚。我们须作个决定。是不是要在夏威夷上岸去把盲肠割除呢？这么一来，妻的嫁妆那笔钱我就要用尽了。但是，痛苦终于慢慢减轻了。我们决定冒险继续前进，没料到大约六个月之后，这个病又犯了。

妻和我两个人在一起，时光好甜蜜。这一段时间，我正是理性高度发展，但是感情尚未成熟。直到如今，吃西餐时，我还不知道用哪个勺喝汤，用哪个叉子吃鱼。横渡太平洋时，妻对西餐桌上的礼貌规矩已经完全精通，我弄错时，她常常纠正我，这真出乎我的意料。

吃西餐时，我常把我的酒杯和邻人的酒杯弄乱，不知哪个是我的，因而常喝错了酒。因为犯错出于无心，我还是一样心安理得。大学里教授夫妇惯于照顾外国学生。绥尔太太是被指定照顾我们的社交生活的。她自己的名字是杰茜·威尔逊，是威尔逊总统的女儿，她丈夫是哈佛的教授。一个礼拜天，十二点钟，有人告诉我们绥尔夫妇要来看我们。那时，前面说过，我们正住在赫石街。那时我太太已经从医院回到家里。我们和房东太太共用一个厨房，我们住两间房。另外还有一位拳击教师，一位未嫁的小姐，他们二人都在和大学有关的一家饭馆里做事。有一次，我负责清理厨房，从厨房门后的一个口袋里倒出一只死老鼠，慌忙之下，我把那只死老鼠扫到地板的一角儿，而没有藏在垃圾桶里。对这件事，我觉得很丢脸。

我们已经去过绥尔夫妇家。他一定是个北极探险家，因为他家客厅里摆着北极熊的牙，还有威尔逊总统很宝贵的画像，像上他三个女儿围桌而坐。有一天傍晚，我们去吃饭，结果弄错了日子。我们并没有急速返回，反倒硬赖着吃了一顿饭。当时，绥尔教授出来欢迎我们。绥尔太太赶紧准备饭。那是我们社交上的一次失礼。

在哈佛读书一年之后，系主任看了看我在圣约翰大学的成绩单。因为我各科的成绩都是A，他要我到德国的耶拿去修一门莎士比亚戏剧，不必出席上课，即可获得硕士学位。这是我终于得到这个硕士学位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