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恩来带头反“冒进”

冒进，是指走得太快，不顾条件、不顾后果冒然前进。反对经济建设上的冒进是1956年初提出的，一直延续到1957年初。反冒进的主要人物是国务院的一些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因为速度太高带来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难题。而这些难题必须由他们来解决。他们是实际工作者，他们更多地从现实角度考虑问题。他们是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这批人以后发展为中国的“务实派”的主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逝世后的八十年代，他们成为左右中国经济政策的主导力量，对中国的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是后话。

在批判右倾思想的形势下，从1955年开始，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层层抬高经济指标的势头。特别是基本建设规模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规定，5年内限额以上的基本建设项目694个，建成的455个，后来基本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建成项目追加到477个。几个月以后，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800个，建成项目追加到500多个。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原来是121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32％，后来又增加到170亿，180亿。基本建设项目一多，资金，钢材，水泥，设计等方方面面都显得十分紧张。各省市也大大地追加了基本建设项目。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感到“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压力很大。从他这个岗位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计划超越了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很多部门正在做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他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

1956年2月6日，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研究，决定在计划和财政会议上，把指标“压一压”，他们商定把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要求的180亿元压缩到147亿元。压缩以后的这个数字还是比上一年增加了68％。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1956年4月中旬，周恩来、陈云还感到指标太高。但4月下旬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不同意毛的意见，说这样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会带来一系列困难。毛泽东最后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找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很生气。不久，毛就离开了北京。从5月起，周恩来从防止冒进转向纠正冒进，5月11日，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断然提出：“反保守、反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1956年5月，中共中央开会研究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预算报告，决定经济发展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根据中央这个会议的意见，6月3日，财政部提交给政治局讨论的预算报告初稿中，写进了“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的文字。6月10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财政部提交的这个初稿。并指定胡乔木根据讨论的意见加以修改。在政治局会议的修改稿中，明显地加重了反冒进的份量。在这期间，又把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147亿元进一步压缩到140亿元。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起草《人民日报》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其中有这样的话：“急躁情绪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40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意民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这个稿件的初稿由中宣部王宗一起草，中宣部经过多次讨论，经过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三人修改，于6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登出。在发表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上面批了四个字：“我不看了”。

由于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来势汹涌的追求高速度的浪潮被遏制住了。但是1956年经济还是有冒进的问题。基本建设、职工人数等方面还是增长过快，以致财政第一次出现了10亿的赤字。在编制第二个一年计划和1957年经济计划时，周恩来等人还继续坚持反冒进，把一些过高的经济指标压了下来。

1956年9月5日到27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八

大”通过的这个政治报告实际是政治上的反冒进。报告中有两个估计：

一个是对阶级关系的估计：“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从这个估计中可以得出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消灭的结论。

在上述估计的基础上，对中国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从这个估计中可以得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结论。

在“八大”上通过的、周恩来作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中提出，“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强调“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个表面上两面都反的说法，在当时就是反冒进。

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中共“八大”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认识有些不一样。如果是在民主制度下，毛泽东必须放弃自己的主张，服从“八大”的决议。否则，他只能辞职下台。但是，中国是一个王权思想影响很深的国家，制度构架已经把毛泽东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而且地位极其稳固。毛泽东是不会允许臣下违背他的意愿的。他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不满，对“八大”的决议不满。他不仅要对反冒进进行还击，还要否定“八大”提出的一整套方针和路线。在这个制度条件下，他有力量做这件事。他在等待条件和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