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泽东批评“反冒进”

批评反冒进的条件终于有了。1957年下半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已经过去，国内的反右派斗争已经结束，“一五”计划完成，农村出现了冬季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

毛泽东开始反击了。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中

央委员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高调讲话。他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请大家研究一下。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就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则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办法…….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联盟。

毛泽东把“反冒进”的人说成是“促退委员委”，并且和国民党、和右派“章罗联盟”挂上钩，这是具有很大杀伤力的说法。批评了经济建设中的反冒进以后，毛泽东转向了政治。他不动声色地否定了“八大”决议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他说：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个提法是不对的。一个人轻而易举地推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坚持，没有遇到一点阻力，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一点民主气息，可见在他身边工作的“战友”们都是他驯服的臣下。既然党代会的重大决议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否定，他的任何意见都会被他的臣下附和，并奉之为金科玉律。

而就在这次会上，在毛泽东讲话之前，周恩来还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

毛泽东话音一落，原来主张反冒进的人噤若寒蝉，再不敢说反冒进了。

毛泽东推翻“八大”决议中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判断，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领导干部中是有基础的，党的干部大多数是阶级斗争的专家，一提起阶级斗争就十分兴奋，就会摩拳擦掌，感到大有作为。毛泽东举起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把刀子，为1958年以后压制不同意见，准备了武器。

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后，于11月13日，又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把批评反冒进的问题向全民公开。这篇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为农业发展纲要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这次会上，他受到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的启示，提出超英赶美的问题。11月6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在以后的15年中，苏联不仅能赶上，并且能够超过美国目前的主要产品产量。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们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2千万吨，再过15年，可能爬到3千万吨。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千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毛泽东设想1973达到4千万吨钢的产量，实际上，中国的钢产量直到1983年才达到4000万吨。毛泽东提的指标“冒进”了10多年。但是，毛泽东的这一重大设想事前和事后都没有经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讨论和分析，没有组织专家论证，1957年12月2日，在中国工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辞，公开宣布了毛泽东的这一设想，从而成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那时认为北京空气沉闷，华东空气活跃，想用地方促中央。他1957年12月8日离京，到华东住了一个月。在此期间，他通过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文章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文章，把他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看法，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于世。这两位省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思想跟得紧，跟得快。紧接着是杭州会议。1958年1月3日和1月4日，毛泽在杭州会议上发表了两次讲话。他用安徽一个冬季就挖了16亿方土，超过7年的土方数量的事例（这是一个假数字，本书“安徽不安一章有介绍），说明原来的计划太低了，太保守了，应该批评右倾保守。他还说，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四、五年就要修改，愉快地批判右倾。1956年工业增长了31％，没有1956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他要求各地开展比赛。今年三月比一次，夏季比一次，到十月开党代会再比一次。省与省比，县与县比，社与社比。比输了活该。他说，上海提要有干劲，很好。《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人民日报》要转载。他还说，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花力气去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