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南宁会议:毛泽东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米

1958年1月6日,毛泽东到了广西的首府南宁。11日到22日召开南宁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在是在一座高大的平房式别墅里召开的。这座别墅是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常住的地方。这个会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

为了批评反冒进,会上把周恩来、李先念1956年有关反冒进的讲话,1956年6月20日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作为参考材料印发给与会者,作为批评反冒进的“靶子”。在印发到会上的《人民日报》社论前面,毛泽东在文章上划了很多横线、波线、竖线、三角,加了很多批语:“庸俗的辩证法”、“尖锐地针对我”、“既然干部走至了极端,不是方针错了吗?”、“批了右没有?”、“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等。他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里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序言’提出的批评。”他说的序言是毛泽东为《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序言。作为南宁会议批判材料的还有周恩来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届二次会议上《关于1957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

1月11日晚,毛泽东先从“红”与“专”讲起。他强调“又红又专”,“红”是指政治好,“专”指业务好。他说,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要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里面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

他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气就不得了。“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十个指头中有一个指头生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这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二是四十条纲要,三是促进委员会。这些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6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的反冒进。

“十全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是毛泽东常用的说法。在以后的几年中,这个说法成了各级领导人掩盖工作中缺点错误的借口,谁揭露工作中的问题,就说谁没有分清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就说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讲到这里,他回答“右派”对他的指摘: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未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亩产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问题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落后的问题。古董总是落后一点嘛!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对陈铭枢和张奚若等的这种不同看法,毛泽东在各种场合反驳过多次。对“好大喜功”的回答是:“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有什么不好?”

在1月12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他在1955年12月发表了《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说:“为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50米。”这是说周恩来的。这一天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三批外宾。13日,周恩来一到南宁,就嗅到会议不同寻常的气氛。他作好了挨批的思想准备。

1月13日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刘少奇谈话,直到深夜。16日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大加称赞。这是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党代会上作的报告,毛泽东曾作过修改,并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毛泽东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他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看到毛泽东的目光,周恩来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听了毛泽东的话,周恩来和几位副总理坐卧不安。

在南宁会议上,柯庆施、康生、李井泉也附和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王任重在会上受到毛泽东的表扬,陶铸表示“要赶上柯老”。对反冒进的批评,使会上气氛很紧张。李先念紧张得睡不着觉,吃安眠药。大家心里纳闷:这到底批评谁?刘少奇说,主席是批评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1月17日晚上,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谈话,明确讲批评主要是指陈云的(陈云没有参加南宁会议)。1月19日,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接着开全体大会,次日凌晨一时结束。不知周恩来是顾全大局还是以退自保,在这次会上主动作了检讨。他说: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1956年夏季到冬季)带有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在1935年以前,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直在毛泽东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成了君臣关系。周恩来主动把自己放在宰相的位置,经常放弃自己的看法顺从毛泽东。周恩来的顺从,更使毛泽东的认识沿着错误的思路继续发展。南宁会议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周恩来被毛泽东压得非常痛苦,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结束以后,他决定辞职。到目前为止,研究者还没有看到周恩来写的辞职报告,也没有看到别人记录下他的口头辞职报告。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1958年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进行讨论,同时讨论还讨论彭德怀的“不担任国防部长”的辞职要求。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他们应当继续担任现任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报告,主要讲要作方法六十条。形成正式文件时,题名为《工作方法六十条》,在这个文件中,要求各级领导对经济指标实行“两本账”制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望完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须完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望完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这样,从中央到省、地、县、乡,上级的期望完成账变成下级的必须完成账,各级计划层层加码便成了正常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即使中央指标不高,层层加码到了基层,也变得极为沉重而难以实现了,何况中央还不断提出高指标?由此而给基层干部带来的巨大压力,成为“高指标”、“浮夸风”也就难免了。


三、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五、成都会议:总路线已有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