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124期：北就便利店少，地方人大应该有财政大权，地方压迫小学生讲“正能量”，学校变监狱，看守所逼里的合同，深海油气管道

2020年6月5日睡前消息文字版第124期

【睡前消息124】有些地方债越来越高，却还拿中央拨款再去举债？

大家好，2020年6月5日，欢迎收看睡前消息124期。我们今天介绍一本书，不好意思串台了。大家好，2020年6月5日星期五，欢迎收看第124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新闻。

限制太多且非公中产数量少，北京便利店很少

5月18日，商务部部长钟山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要通过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来促进消费。他说，现在全国只有13万家连锁便利店，不能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下一步要推动便利店连锁化发展。我感觉上海到处都是便利店，国内其他地方的便利店很少吗？

中国的便利店的确不多。按照便利店的业内经验，一个城市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就适合开便利店，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便利店市场去进入成熟期。韩国的人均GDP大约3万美元，平均每1000人就有一家便利店。中国现在有14个城市的人均GDP超过2万，覆盖1.4亿人口。仅仅这14座城市，按照韩国的标准就需要14万个便利店，现在总共只有13万，所以商务部长说不够。

进一步看，这些经济发达的城市里，便利店分布也不均衡。

现在便利店最多的城市是东莞，2018年底就有8890家便利店，其次是上海7594家。所以静静静会觉得到处都是便利店。

但是其他发达城市的便利店就很少，尤其是北方的大城市。北京面积接近上海三倍，便利店只有2613家，天津面积接近上海两倍便利店只有964家。按照人口计算，东莞平均每万人有10.6家便利店，和韩国水平差不多，深圳是4.6家，广州和上海是3家，但是北京只有一家，天津只有0.6家，这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从这些数据来看，北京和天津的便利店普及率不仅低于南方大城市，甚至还不如一些二线城市。这是为什么呢？

现在主流的便利店体系是外资带头建立的。南方沿海城市开放早，引进的就早，北方晚了差不多20年。

我国零售业对外开放是1992年，当时首批的试点城市有十一个，包括北上广深。但是上海和珠三角的城市的动作比较快。1992年，香港牛奶公司获得授权，在深圳开了5家7-11店。1996年，罗森和上海华联合资，开设了罗森便利店，同时上海也出现了“可的”“良友”“21世纪便利”，这都是本土品牌。21世纪初，上海推出了“4050再就业工程”，帮助大龄下岗人员解决再就业问题。根据《解放日报》2003年的报道，有接近6万人通过这项社会工程实现了再就业，其中95%是便利店这种小型连锁加盟项目，这也带动了上海便利店行业的发展，北方在这方面落后。

当然北方大城市的便利店不发达，发展阶段只是一方面，2004年北京就开了第一家7-11，比上海晚了12年，现在又过了16年，我倒觉得北京的便利店普及水平还不如2002年的上海，这说明还有其他因素导致落后。

有人把客观条件限制做了一个精辟的总结：三个半，半年、半天、半条街。

半年是说北京冬天冷，室外活动的人少，所以便利店冬天营业员少，只能做半年生意。半天是说北京人口流动范围大，白天集中在二三环的商圈，晚上集中在三环以外的居住区。所以便利店只能做半天生意。半条街是说北京街道太宽，过马路要上天桥要下地道，非常麻烦，所以只能做半条街的生意。

但是类似的问题，其他的大城市也有，比如说上海夏天太闷热，户外活动的人也不多，但是便利店的生意还是很好。所以这也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北京的便利店这么少吧？

对，扣除其他次要因素以后，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便利店的核心业务能不能赚钱。便利店虽然是一个小超市的样子，看起来吃穿住行什么都包括。但如果分析货物比例，50%以上的商品是饮食，加上饮料能占60%。从利润来看，80%以上利润都来自快餐、食品和烟酒。比如说早上的包子、饭团、牛奶、豆浆，中午和晚上的盒饭、熟食以及关东煮。

大多数城市的便利店做类似的快餐，只要申请食品流通许可证就可以。但是在北京很长时间里还要需要去申请餐饮服务许可证。2015年，北京商报有篇报道说，罗森在北京便利的旁边又开了一家餐馆，这才拿到了餐饮许可证。就算拿到餐饮许可证，北京的后续审批也很麻烦，一度除了7-11以外，几乎所有的连锁店都没有办法合法做熟食。

2014年的时候，北京食药监局发布了规定，要求便利店每增加一项现场制作销售的食品，就要重新审批一次，有的店主花了半年才批完，直到这两年这项政策才有所放松。所以便利店没有办法靠快餐赚钱，只能在少数区域维持运营。

另外，北京、天津也缺乏便利店快餐的顾客。便利店的饮食比正餐简陋，但是依托连锁店背后的大食品工艺和冷链，至少比路边摊要干净，能够保证基本的营养。这些食品的主要顾客是那些下班时间不确定、时间紧张的中等收入阶层。

北京的中等收入阶层往往是按时下班的公务员，天津因为缺乏研发和真正的金融业务，虽然工业规模还可以，但也没有足够的中等收入阶层。所以这两个城市的确不适合便利店扎根。

和北京、天津相比，上海这种保持了研发和产业升级能力的工商业城市就适合搞便利店。早在外资便利店进上海之前几十年，1968年，上海就出现了本土的24小时便利店，星火日夜商店。70年代又发展成了初步的连锁店，证明上海是中国当时最发达的工业城市，已经产生了足够多的加班中等收入群体。

回到最开始的话题，商务部嫌中国便利店少，这实际上体现了三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中国的食品工业和冷链发展不够，其次是某些城市滥用管制权力，最后还说明中国某些城市的经济活力不足。

所以如果今后几年便利店数量能够快速地增长，的确可以看作中国产业升级的一个标准。

地方人大应该有财政大权

督工，我们工作室一向很关注地方债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问题，尤其是还不起债的地方还要乱借债的问题。比如说每年财政规模不到10个亿的独山县，借债400亿来搞旅游。现在全国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了40到五十万亿，每年利息就接近4万亿。而去年全国地方政府的本级财政收入也只有十万亿。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地方融资平台继续借债来刺激经济，中央也给了一些支持政策，比如说允许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来置换之前的融资平台债务，还有一些地方继续借债来发展旅游。5月23日，在全国人大审查政府工作报告的同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对新一轮化解地方债的行动提出了担忧。他说中央向地方政府拨钱是好的，但最担心地方政府不是拨多少用多少，也不用这笔钱去化解旧债，而是用这笔钱吸引后续资金继续借债，用融资平台借债，追求短期政绩。所以应该努力发展地方预算约束制度，其中最主要的制度就是人大审查债务。督工你对姚洋的建议怎么看？

往前看，2019年5月，姚洋就表示过类似的观点，希望地方政府借债以前过一下人大。再往前追溯，2014年地方各种债务之和只有二十万亿左右的时候，姚洋也提出过人大监督问题。所以这是姚洋一以贯之的观点，我也很支持，这也的确是地方人大发挥积极作用的突破口。就算不能有效管理市长县长，起码也是一个平衡的制约。

从法律程序来说，中国的市长县长是本地人大选出来的。但是很多人往往没有注意到，公务员法第69条给人大选举加了一条限制，“公务员担任乡级机关、县级机关，以及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的，应当实行地域回避”。虽然从法律等级来说，这条法律低于宪法，但现实中的确基本落实了。这导致县长书记和县级市、县级区的领导基本都是外地人。

地方领导异地任职也有好处，比如说执行中央的政令比较坚决，不容易和地方利益集团勾结，但是代价就是地方领导并不为地方的长远利益负责。我之前引用过四川大学的研究，县级领导的平均任职时间是3.25年，完整坐满一任的是稀有动物。这说明大多数地方政府的领导是快速更换的外地人，头半年熟悉情况，最后半年操心自己是升还是退，中间两年必须快速出政绩，借债把问题扔到下一任，那是非常理性的选择。

所以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几年就能翻一番，能老老实实做房地产卖地还钱的干部，这都算靠谱的。

为了平衡这种趋势的确需要长期在本地生活的群体来讨论地方债问题，人大做这件事情非常合适。

前面姚洋第一次提人大控制地方债的建议是2014年。我在最近看了几篇2015年左右的论文，分析地方人大代表构成的。这些论文的侧重点虽然不同，但基本指出了一个事实，就是人大代表的主体是地方干部、地方国企领导和比较强势的地方私营企业老板、管理层，再加上一些中等收入水平的技术人员。大多数人大代表在本地有产业和稳定的职务，但是产业和职务又没有达到跨地区流动的水平。

将来如果地方加税来还地方债，他们的个人利益就会明显受损。就算不加税，靠收缩其他方面开支来还债，他们的生活也会受影响，订单会减少。所以地方人大代表这个搬不走的群体是最在乎地方债的，自己不在乎也要替子孙后代来在乎。

如果能够允许人大代表讨论地方债问题，拒绝那些暂时出政绩，长期将毁掉本地发展机遇的融资，的确可以避免地方债快速爆炸。或许眼下可以实行地方领导有权利建议借贷，但人大代表有权利否决债务，而且必须要就地方债和地方融资平台债统一管理。因为地方融资平台借的钱才是主体，县长必须如实把这些金融国企账目也拿出来，才能在每年的人大过关。

之前讨论的独山县连乡镇都有自己的文化旅游融资平台，借了十几亿的债。这部分国企如果让县长乃至于乡长一个人决策，肯定会出乱子，必须接受人大监督。

姚洋教授建议扩大人大的实际管理范围，是一个非常符合中国现实的制衡策略。

地方压迫小学生讲“正能量”

上周，黑龙江小学生“钟美美”（钟宇升）的模仿视频在各大网站走红，尤其是他模仿老师的视频得到了各个年龄段的网民的认可，他也因此在快手、抖音和微博上收获了大量的粉丝，现在B站还能搜到他的各种视频。但是到了5月底，当地的教育系统注意到这个小学生的表演，学校约谈了钟美美，建议他改做正能量的内容。钟美美的个人账号经过短时期的停更之后，删掉了一些模仿老师的视频，开始制作一些赞美社会的正能量视频。督工，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钟宇升同学很有表演天赋，但无论如何只是个孩子，不可能创造出太深刻的作品。大家喜欢他的视频不是因为利益高、格局大、内涵丰富，而是因为他抓取了教师和其他几个职业最典型的言行特征，忽略了其他次要因素，原汁原味的展示给我们看，让我们一眼就能看到他的老师，也能看到我们自己见过的老师。可以说钟宇升的视频比现实更真实，我们看的就是这个纯粹的“真”。

现在当地学校或者教育局约谈他，我倒是相信他不会对一个小学生搞迫害。但客观结果就是钟宇升删掉了他和观众都热爱的真实，发了所谓的正能量视频。对于钟宇升和他的同学来说，对于全国的观众来说，这意味着强行制造的“正能量”和真实是对立的，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教育导向。希望黑龙江省教育系统能够好好考虑自己的立场，不要为了一时的所谓的“舆情”，破坏最基本的教育目标。

学校怕出事，学校变监狱

督工你在之前的节目经常会提到社会化抚养的问题，每次出现父母虐待儿童或者家庭教育带来普遍的社会问题，你都建议加强社会化抚养，认为国家应该加税、开设更多的教育机构，剥夺不合格父母的抚养权，或者给缺乏抚养能力的父母一个临时的选择。5月份，B站一位up主邀请了一线乡村教师谈社会化抚养的问题，说我们的义务教育就是社会化抚养的一部分，具体解释了社会化抚养的好处，认为寄宿制同时拯救了农村的家长和学生。督工你对这一类的解读怎么看？

首先要感谢这位博主，感谢介绍亲身经验的竹老师。的确义务教育是社会化抚养进程的一部分，国家否认家长有自己给孩子普及知识的完整资格，哪怕家长自己是教育专家，也必须送孩子去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上私塾都不行。农村学校把一部分留守儿童接到学校住宿，在上课之外也管理学生的生活，当然更是社会化抚养的一部分。

但是社化抚养不能仅仅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还应该有制度和资金保障。所以我觉得竹老师谈得还不全面，应该补充一下。

我先介绍一个这次疫情爆发之前的教育新闻。去年9月17日解放日报的新闻评论，《请把“课间10分钟”还给孩子》，文章介绍了一个重要数据，全国75.2%的受访家长表示，中小学生课间10分钟经常会不允许学生离开教室，除非去洗手间，只能就地休息。结果就是学生缺乏在自然光照下活动的机会，整个白天都盯着几米范围内的东西看，近视率越来越高，到了高中阶段，80%的学生戴眼镜。

至于学校这么做的原因，同一篇报道分析的很清楚，一个老师出来解释说，主要原因是被迫过度关注学生的安全。过去学生在学校活动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家长基本上能容忍。最近十几年稍微有一点问题，家长就会找学校要赔偿，甚至直接起诉。学校为了规避责任，老师为了避免影响前途，干脆就直接禁止自由活动了。

解放日报在上海，它能够直接采访的学校肯定是师资力量强，硬件条件好的学校。所以问题主要表现在课间10分钟。

至于农村学校的情况，2014年，我采访过一个当中学教师的同学，写了一篇调查。这个农村学校是住宿式的，学生一周只回家一天，学习和生活都有老师安排，按理说已经很接近社会化抚养了。但是为了规避责任，学校是按白名单来安排生活的，只允许做五件事，学习、吃饭、睡觉、上厕所、走路。这因为读课外书会被家长抱怨影响成绩，吃零食可能生病，打篮球可能受伤，这都要赔钱，所以一律要禁止。甚至在学校里跑步也有潜在的威胁，所以只能在早晨排队跑一次，其他时间必须走路，生活比监狱还枯燥。

这种管理风格很多国企的工作气氛很相似，国企干部能否得到提升，多赚钱是次要的因素，少犯错才是决定性指标。十个成功的决策不一定能够抵抗一次明显的错误。所以国企往往缺活力，宁可少做事，也要避免出错。当然某些国企就算没有活力，替国家收一些垄断利润总是可以的。但如果学校也为了规避责任，把学生变成犯人，下一代中国人的质量就很值得担心了。

现在我读过书的高中，几十年都没有在校外组织大规模活动。学弟学妹听我们说整个年级集体旅行的故事，就像听神话一样。很多学校连举办运动会都要家长去填免责声明，稍有风吹草动就放弃集体活动，这样的教育绝对需要改革。

所以社会化抚养并不只是延长学生在学校的时间，还必须转移完整的监护权。

那怎么样才算转移完整的监护权呢？

监护权的内涵很丰富，既包括义务，也包括权利。其中权利部分的核心就是免责权，默认监护权不会恶意对待孩子，只要没有证据证明监护人违反了公认的抚养规则，就算偶然伤害了孩子，也不会额外受罚。

比如说我们经常听说家庭内部的偶然儿童伤害事件，但只要不是刻意虐待，社会一般不会要求父母承担法律责任。

现在监护权转到学校，老师也应该有对应的待遇。比如说正常带领学生踢足球，就算受伤，只要及时抢救，家长不应该要求赔偿。老师给学生提供正常的课外阅读、文体活动，就算不提高高考成绩，这也不能因为家长投诉就要处罚老师。

当然我也不会完全相信教师的自觉性，还是要严密的监管。国家应该制定一个统一的教师行为规范，给教师的活动列一个违规的“黑名单”，教师有义务回避黑名单，但也因此获得有制定教育方案的自由，这样的社化抚养才能消灭监狱化学校，培养身心健康的下一代中国人。

那这么说，只要是正常的教育活动，就算有偶然事故也不需要赔偿。那利益受损的孩子怎么办呢？

孩子自身当然需要受到赔偿，如果有长期损害，还要安排一笔经费照顾他以后的生活。国家应该建立一个保险基金，既能够支付意外事故的开支，也能够减少学校正常教学的顾虑，不至于因噎废食。

当然这笔钱是给孩子的，不是给父母的，应该由社会机构保管，父母可以监督使用，但不能拿走，否则不算真正保护孩子的利益。另外，前面说按照规范考核老师，同样的黑名单也适合考核父母。国家提供社会化抚养，就是希望父母力不从心的时候把孩子暂时托付给国家。比如说家里有人生病了或者需要外出打工，就可以让寄宿学校来照顾，而不是交给能力差的老人或者干脆放养。

有了这个前提，父母再忽视子女的正常权益就必须受惩罚了，至少也要在训诫以后暂时剥夺监护权，考察合格以后再继续。

很多人都说父母也应该持证上岗，这句话至少在社会化抚养充分供应的条件下是成立的。

最后感谢B站其他博主对我们视频做出回应，也感谢竹老师提供社会化培养的一线经验，希望乡村教师的工作能够得到应有回报，他们也能够得到可靠的法律保障。

最后我介绍几条最近的简讯。

豫章书院吴军豹接受了审理，但是目前还没有宣判

首先是大家关注的豫章书院事件，现在法院透露，4月份这个案子已经开庭了，吴军豹接受了审理，但是目前还没有宣判。

看守所逼迫许荣华

6月1日另起10年前的大案基本翻案。当时有个扬州牧羊集团是亚洲最大的饲料机械企业，公司董事许荣华被自己的公司举报假冒商标，关在看守所。在看守所里面许荣华和一个叫陈家荣的签订协议，转让自己拥有的15%公司股份。然后公安局就立刻发现许荣华原来是无辜的，把他放出来。出来以后许荣华宣布自己在看守所里面是受人胁迫的，转让股权不是本意，要求把自己的股权还回来。

这个案子拖了十年，牧羊集团的资产已经全部被注入其他企业，一度有8000个员工的企业，现在员工数量为零，连商标都要转移给其他企业。

现在经过最高法院督办，江苏省二审判决当年的股权转移无效，应该返还股份。我很好奇这个许荣华当年的看守所里是被什么人胁迫的，说了什么话，用了什么措施。这个故事如果做成电视剧收视率应该不错。

宠物管理谁出钱

前几期节目我们一直关注深圳市发起的禁狗肉问题，以及农业部用了同样的理由认定吃狗肉不文明，要禁止全国人民吃。

5月29日，深圳市宣布免费给全市的宠物狗植入射频芯片，方便管理。我很赞同深圳市运用先进技术管理宠物，如果狗伤害人，可以追溯责任。但是无论钱多少，买芯片和建立档案库的钱不应该由政府来出，而应该明码标价向养狗的人收费。否则显然对不养狗的人不公平。

深海油气管道

最近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都很低，所以开发石油的新闻容易被忽略，但有一条新闻还值得我们关注一下。5月22日，中国第一个自营的深水天然气田，南海陵水17-2号气田的建设取得突破，在1500米的海底铺了一条天然气管道，接到现有的近海管道网。

这块气田距离海南岛150公里，不远不近，用天然气船转运太麻烦，也会损失很多能量。所以优先选择了管道运输，预计每年可以提供3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但是过去中国从来没有在1500米以下的深海搞管道，这次算是一个尝试，如果能够成功，以后深海油气田的开发选择就多了。我们不要看现在石油天然气便宜，中国终究是一个缺乏优质能源的国家，在搞定核聚变之前，恐怕要连续几十年每年买几亿吨油气。深海挖石油天然气的技术是中国落实海洋国土的前提。

好，第124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我们周日再见。

前两天督工正好在看好朋友余大钊的节目，忽然发现大钊同志用自己的书来垫椅子，督工义愤填膺的抄起西方的可乐，泼向了大钊的《东方学刊》，大钊闯入到马前途工作室来理论，还占领了蛋卷的工位。然后督工突然发现这期杂志上居然有自己写的文章，后悔不已。最后双方“握手”言和一笑泯恩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