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507期：长江存储期待三期芯片大基金，梨泰院踩踏事件

2022年11月6日睡前消息文字版第507期

【睡前消息507】长江存储被戳软肋，期待三期芯片大基金

大家好，2022年11月6日星期日，欢迎收看第507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长江存储被戳软肋，期待三期芯片大基金

10月2日的492期睡前消息分析了国家集成电路大基金高管和紫光集团相互勾结的问题，当时你说第一期大基金上千亿的投资给了紫光，但在股权上没有任何制约，最后只看到一个破产重组的紫光集团，高级管理人员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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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同一期你也承认，如果只从商业角度评价，紫光集团提出的长江存储项目还是能赚钱的项目，还打进了苹果供应链，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指标。

492期睡前消息刚播出，美国就加强了对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链的制裁，要求美籍员工离开，停止提供技术指导，长江存储项目的生产受到明显影响，连已经摸到边缘的苹果供应链也受到质疑了。

督工，长江存储项目遇到了什么问题？

大基金一期的主要投入在长江存储，而长江存储的主要投入是两个大型芯片厂。可以说长江存储是一个从设计到制造垂直整合的IDM芯片企业。对于长江存储自身的产业链来说，设计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和制造环节比起来，设计环节还是轻资产，所以紫光从大基金搞到的钱基本上都给了2个芯片厂。

2020年的167期睡前消息、184期睡前消息，我们关注过从武汉宏芯出现的芯片造假传染病，先是传染到济南泉芯，再蔓延到全国，骗了上千亿的政府资金，到现在主犯曹山还是一个神秘人物，没人知道他是被抓了，是出国了，还是像汉芯事件的陈进一样，被低调保护起来了。

从财务结构来看，紫光主持的长江存储项目，和武汉宏芯是有点像的，都是用少量自有资金吸引大量政府投资；都是在企业架构上完全摆脱了政府监控，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都是在2016年前后找地方合作大规模上芯片厂。甚至最后主持人成了全国知名的诈骗犯，都有相似之处。

但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拿到钱之后，曹山什么都干，就是不造芯片，最后貌似还安全退场；而紫光的赵伟国拿出相当一部分钱造了芯片，现在失联了，几乎所有人都能猜到他去了哪。赵伟国这部分靠谱的钱，就花在长江存储项目了。两个案例对比，说明国家大基金搞芯片还是要比地方政府进步一些，最起码能看到可以运转，可以拿到订单的芯片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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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前太多的反面典型作比较，长江存储本身在管理上的问题就不值一提了。眼下它遇到的主要问题在技术层面，就是长江存储项目只是一个孤立的芯片厂，而且是产业链中投资最大的孤立环节。在芯片产业链相对落后的中国，搞这样一个芯片厂，必然要全面采购西方设备，长期依赖欧美技术服务，中国只是一个生产商。所以一旦美国人把制裁的手稍微攥紧一点点，长江存储项目就要被卡脖子了。

长江存储占用了几百亿国家资金，美国员工稍一放手，生产就要受影响，集成电路大基金怎样做，才能消除这种威胁？

从90年代的NEC华芯开始，国家一直在花钱建设芯片厂，到现在至少25年了，但是芯片产业和国际的差距并没有缩小，说明国家出钱买比较先进的工厂，并不解决根本问题。如果说这几十年留下什么积极经验，就是企业和银行、地方政府合作，有意愿大量投入，建造一个市场经济下的芯片厂。集成电路大基金这种国家队不需要把具体芯片项目的投资包下来。

另外，具体的芯片项目，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赚钱，不需要关心整个国家的产业水平，甚至可以说，国内竞争对手的产业水平越低越好。只要一个项目，比如说长江存储，能集中资金买到西方最好的设备，就可以利用欧美产业链的支持，占领国内市场，保证项目自身的盈利。

但这显然不是国家集成电路大基金的目标，因为国家大基金不是一个只求赚钱的商业基金。如果国家大基金只投长江存储这种孤立项目，就算赚钱了，也是失败的，因为长江存储一次性就占了几百亿资金，其他更重要的环节损失了得到投资的可能性。更何况现在芯片工业是贸易战状态，美国政府看到中国国家队下场搞了纯商业项目，一定会把项目制裁到不能赚钱。

睡前消息的观点一直是国家和企业要搞清楚各自不同的任务。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政府的调节机制就是降低过热，防止衰退。芯片厂本身总能吸引大量资金流入，那就不需要国家基金来添一把火。而更重要的半导体生产工艺配套环节没人愿意投资，商业基金嫌投资期太长，地方官员嫌政绩太小，这才是国家大基金发挥作用的地方。。

比如说，中国人天天惦记的荷兰ASML光刻机公司，也不算积累特别深厚的企业，在90年代只是一个二线光刻机厂商，远远落后于佳能和尼康。1997年中国在上海和日本企业合资，成立华虹NEC芯片工厂，1998年ASML才决定全面冲刺当时看不到应用预期的极紫外线激光。坚持了13年时间，2010年ASML建成第一条演示生产线，2013年才真正投产。持续15年的亏损之后，ASML才彻底翻身，打掉了佳能和尼康的光刻机霸权。

15开发周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说开发周期不长，是和芯片产业的利润比，和中国搞芯片工厂的历史比。说开发周期也不短，是和中国商业基金和地方政府的耐心比。中国除了无论如何也要自己做的军工项目，其他产业几乎没听说过15年只投资，不在乎当下现金回报的。

474期睡前消息介绍做中国新冠特效药阿兹夫定的煤老板王朝阳，2011年从郑州大学买到技术专利，当初是想对付艾滋病，默默投资10年，花了差不多十亿，2021年才拿到上市批文，然后发现可能对新冠病毒有明显疗效。那一期节目很多观众都说，在人人想赚快钱的投资市场，也只有煤老板才有这份耐心。国家大基金的产业管理能力不应该输给煤老板。

现在的半导体项目，芯片厂投资大，但只要欧美产业链全面配合，见效快，赚钱多。而其他的配套环节正好相反，见效慢，赚钱多，但能保证整个产业链运行，这就是需要集成电路大基金投入的地方。所以我们说，紫光长江存储项目一次性拿走大基金40%的钱，就算赚钱也是失败。

现在中国急需的半导体基础产业链，研究风险比当年ASML搞原创开发要低一些，因为在贸易战背景下，需要研究的东西大部分都能明确看到前景，我们目前能解决跟随性开发就是很大的成就。只是这样的开发，周期还是超过了商业资本的耐心，所以国家大基金应该把直接买芯片厂的机会留给商业资本，自己去解决更紧迫的问题。

对于这些不算赚钱，但能严重限制下游大芯片厂的重点产业，国家有其他扶持吗？

有，但是缺乏一个能和市场对接的扶持模式。国家推进半导体工业，除了让大基金去投企业，至少还有01、02两个重大专项计划，直接由国家花钱，不求回报，解决最大的技术难题。01专项，是半导体工业的“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02专项，是“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而光刻机是重中之重。

这些投资的最大问题是，只给财政拨款的科研单位，不给企业，这就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了，因为芯片是个产业，产业链上每个环节，最终都要把产品卖出去才能产生效益。如果只支持科研机构，不支持企业，最后做出来的东西也未必能补充产业链。

之前我们的视频也分析过过半导体行业的产学研整合问题，最有效的科研都出现在企业层面，ASML和台积电才是我们现阶段学习的榜样。而在01、02专项这种模式下，科研院所只在乎特定验收指标，不在乎其他方面是否影响企业应用，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往往只能摆着看。

具体到02专项的光刻机研究问题，总体负责单位是上海微电子，但被体制限制住了，不考虑对接其他环节的盈利问题，而分配资金的时候，也不是上海微电子来根据绩效分配，都是各负责机构根据计划拿钱。这是典型的应试教育项目，还想花小钱办大事，最后很容易大事小事都办不成。中国本土光刻机我们等了好几年了，进度用媒体最近常说的一个词形容，“拭目以待”。

芯片产业不是中国第一个全产业链落后于外国的重点产业了，以往中国是怎么解决技术配套问题的？

两种模式，分别是不惜代价的举国动员模式，和缺乏灵活性的国企包办模式。

所谓举国动员模式，就是国务院、军委组织专门办公室，由一个能超越所有省部级单位的高级干部来主持工作，不考虑对其他生产部门的影响，随意抽调资源来配合主要目标，必要的时候为一个零件专门建设一个工厂，以后永远用不上也无所谓。比如说原子弹开发，是周恩来总负责，聂荣臻元帅当项目经理，最后果然是勒紧腰带完成了。

但是，能超越省部级别单位的干部就那么几个，不可能每人只给一件事当项目经理。而且大多数产业最终是要考虑成本的，不能总是以打断其他产业链的方式来提高效率。更何况这样的项目如果超过两三个，就会相互干扰，争夺紧缺资源，到时候没个分配资源的标准，还是谈不上效率。所以，也就是当年的“两弹一星”有类似待遇，其他行业不能用举国动员模式。

所谓国企包办模式，是为每个产业链都指定一家长期垄断经营的国企，永久性雇佣几十万、上百万人，组建几千家工厂，慢慢地搭建产业链。每个工厂都按计划领到任务，解决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然后稳定生产。

比如说，当年我们的石油和石油化工产业都归石油工业部。石油国企成立了无数的专门工厂，给自己做配套，也给本系统干部的子女提供舒适的岗位。就算外部有效率更高的工厂，也不影响这些系统内的稳定岗位。中国和美国相比，到了2020年之后，主要工业品只有聚乙烯产量明显落后于美国。和当年石油国企的不思进取就有一定关系。

举国动员模式，优势是最大限度节约时间，缺点是成本失控，同时只能做一件事。

国企包办模式，优势是循序渐进，可以同时做几件事，缺点是时间漫长，建立的每个单位都会拼命维护最初形成的生产秩序，最后丢掉下一次产业升级的机会。

现在的芯片产业，既不能像造原子弹那样，牺牲其他产业造出来就完成任务。也不是形成产业链就一劳永逸，永不升级，所以，举国动员体制和国企包办体制都不好用。我们必须让国家大基金去引导有耐心的企业，用长期投资激励他们做出成果，才能形成有竞争力，也有升级能力的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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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大基金两期几千亿已经撒出去了。如果国家要搞第三期、第四期集成电路大基金，考虑到前两期的经验教训，应该怎么管理呢？

到目前为止，整个半导体产业的各个技术节点还是在欧美控制之下，中国不可能全面突破，更不可能同时突破。政府的确可以花钱去促进一条完整产业链，但不能总想着一步到位，把每个环节都推到最高水平，否则结果一定是花钱买厂，拿到几个类似于长江存储的商业项目，在美国没有制裁之前假装是半导体工业盛世。

如果是社会资金要建先进的高制程芯片厂，国家提醒一句风险，不必过多干涉，要建就建。但国家基金投下去，应该先让更成熟，更基础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厂得到补贴，拿到投资和利润。如果造不了5NM、3NM，先搞14NM、28NM也挺好，唯一的条件是不许在实验室搞验收，必须把产品卖到下游的国产企业，真实用起来。否则就要追回投资，收回补贴。

过去政府没做好类似的事情，一个重要原因，是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能力。如果国家体制内集中了足够多的专家，对产业的理解深度已经超越了一般企业，就往往是国家投钱，国家包办，形成一个没有竞争机制的垄断国企，丢掉下一轮产业升级的机会。

而如果体制内没有足够的管理能力，对产业的理解深度不如一般企业，就往往是放弃管理，只跟着市场风向投钱，甚至把钱交给市场上的大企业，让资本家替自己去投资。这就是最近大基金把钱给紫光，全面投资长江存储的故事。

就目前大多数产业而言，政府的正确选择应该是保持强大的管理能力，能识别企业的效率，比较准确地发放补贴，但限制自己直接下场的欲望。睡前消息今年六七月份曾经连续评价中国航天产业问题，最后把观点总结成一张图——中国必须用高强度的政府管理，去促进最激烈的市场竞争。这就是集成电路大基金的基本目标。

梨泰院踩踏事件

上周最大的国际新闻之一，是韩国万圣节活动爆发踩踏事件，现在至少有156人死亡。督工，你怎么看待城市活动的人群安全问题。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韩国这次出事的社会原因以及技术原因。

首先，这次游行活动出事地点在汉城的梨泰院。汉城是韩国唯一的特大城市。韩国现在5100万人，汉城主城区人口1000万，算上外围都市圈是2300万，差不多占了全国一半，聚集年轻人的比例更是远远超过一半。如果不是在汉城，韩国想聚集起足够踩踏的年轻人群都很难。

其次，这次游行的地点，是传统上西方强国在韩国的基地，整片繁荣的城区都是围绕着美国生活区发展起来的。出事的地点附近就是美军龙山基地，而龙山基地南北区的分界线就是梨泰院路。而从1945年到2018年，龙山基地都是美国驻韩军队的总部，后来担心被朝鲜导弹一锅端了才离开。梨泰院所在的龙山区还集中了外国使馆，2010年的时候外国居民比例达到25%。

所以，梨泰院周边出现了西方式的街区，以及西方化的消费文化，酒吧和购物中心尤其吸引年轻人。这次发生踩踏的万圣节游行，也可以看做从美军基地传出来的文化活动。

第三，梨泰院地区因为得到了美国消费的支持，在汉城算是发展比较早的街区，所以街道宽度、坡度都不太符合21世纪的要求。但是整个街区从1997年就被指定为汉城最早的观光特区，带上了文化光环，所以也不能轻易改造。这次发生事故的街道，是一条50米长，4米宽，还带有坡度的小巷子。类似的通道放在商场、体育场内部，都是应该被改造的对象，作为街道就更不合适了。

第四，因为周围的店铺利润高，而且有文化光环，所以违章改造的建筑一直没有纠正，或者说得到了政府的默许。本来韩国规划法令要求最窄的街道不得低于4米，但实际上沿路的商铺都喜欢加点违章建筑占道。沿街最重要的建筑汉密尔顿酒店，大门超出了建筑限界，还在下坡段建了10米的假墙，把街道宽度压缩到3.2米。其他店铺也有明显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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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眼能看到的违法占道行为，汉城市政府采取的方式是“以罚代管”，今年交了罚款，就可以继续占用一年，很多店铺连续十几年积极交罚款，所以占道问题越来越严重。

最后，这次游行出现了超乎寻常的人群。平时无论是来消费的人群，还是来观光的人群，特征都是在时间上分散，在路线方面有明确目标，所以很容易管理。而万圣节游行人群正好相反，时间上集中，路线上反而没有把具体的店铺当目标，和成千上万人一起逛街游行本身就是目的。

本来2018年美军总部迁走之后，梨泰院地区的热度有所下降，但今年4月，韩国政府不再要求公共场合要戴口罩，放松了防疫管制，刺激了街头经济。今年万圣节游行，是三年来第一个“不用带口罩的万圣节”，所以人群密度超出预期，韩国政府派出的管理警力不足，不能对事故做出预防性处理。

这5个方面的缺陷，是韩国人用100多条生命换来的惨痛教训，他们自己肯定要反思整改。作为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上海的中国人，也应该积极吸取韩国的教训，因为每一条缺陷都可以在上海老城区找到对应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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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城事故的第一个背景，是人口向超级城市集中，而上海也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吸引了全中国最多的年轻人。

汉城事故的第二个背景，是欧美人口在当地长期居住，形成了西方化的住宅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而上海在历史上也是围绕着西方租界形成的城市，核心地带有大片的西方式街区，到现在还是观光对象。

汉城事故的第三个背景，是老街区带上了文化光环，不能随便改造形态。上海这些老街区也是100多年前建造的，街道宽度对应，是马车时代末期和电车时代早期的交通，之后一直没有彻底改造。现在上海有64条街道被宣布属于历史风貌区，永不拓宽，比如说愚园路、乌鲁木齐路。老街道最密集的地区，就是静安区法租界老城区，几乎全部街道都停留在100年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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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城事件的第四个背景，是当地政府为了发展经济，默许店铺继续挤占一些公共用地。上海虽然在占道方面管理比较严，但一直默许老街区把住宅当成商业建筑，开店铺，开民宿，向历史文化光环要经济，而居民区的防火、疏散能力是明显弱于专门商业区的，必然会形成事故隐患。

汉城事件的第五个背景，是很多人把消费街区本身当成了观光地点，在网红经济的带动下进入老街区，尤其是前面提到的几十条“永不拓宽”街道。武康大楼、安福路、襄阳路、巨鹿路，从早到晚都有人群拍照，经常会有人停在人行横道上取景。每个路口都有增设的警察，但也不太管得过来，遇到节日就更管不过来了。

这些额外增加的人群，对城市商业来说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没有配套的管理措施，爆发事故的概率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加的。上海前些年也有类似的惨痛事故，现在看到韩国的教训，也应该对这些新型观光人群做出足够的引导，至少不能在提升管理能力之前盲目鼓励老城区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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