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677期：红米十年纪念+近期消息回顾

2023年12月1日睡前消息文字版第677期

睡前消息677期文稿：红米十年纪念+近期消息回顾

大家好，2023年12月1日星期五，欢迎收看第677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11月29日，红米品牌成立十周年，督工，我记得你之前也用过很久红米手机，你怎么评价这个品牌？

从消费性能来说，我对大多数日用品都没什么要求，手机更是满足基本需要就行。20多年前第一部阿尔卡特手机，我一直用到市场上没有同品牌手机为止。所以可能是我这样的人最适合评价大众品牌、国民手机。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习惯用PC上网，手机只用来打电话。一直到红米手机出现，让我发现可靠的智能机居然这么便宜，我拿出一两个星期的饭钱，就能过渡到移动互联网时代。换到其他领域的话，红米就像是坦克圈的T34，宠物圈的狸花猫。不一定最萌，但性价比无敌。

红米品牌出现在2013年，最开始是小米营造千元以内智能机市场的型号。初代红米搭载了当年MTK最强芯片，售价799元，在价格、品质和性能三方面对山寨机市场形成降维打击。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小米品牌旗下的性价比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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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红米品牌独立经营，正式称呼也从红米变成了Redmi。新的品牌保持了超高性价比的传统，扩大了产品设计自由度。要便宜产品，有499的基本款；要主力性能，有3799的升级款，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空间，也缓解了过去的“廉价感”。但是在这个阶段，Redmi还不能摆脱当时国产手机厂商的共同问题：就是在产业链中地位不高。

早在2011年3月，小米公司刚刚创立，为了解决初创期供应链的问题，可是下了不少功夫。当时小米为了对标苹果，全部采用了iPhone的供应链。但在很长时间里都拿不到供应链中的优质产品，还时不时被供应商卡一下脖子，对稳定供货带来了很大困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小米只能选择国外有限的几家元器件供应商，反复组合方案，芯片基本上是高通，屏幕就是三星、LG，没什么选择空间。不同品牌的小米手机之间硬件配置高度相近，拉不开差距；同时，小米还得面对各个友商的竞争，打激烈的价格战。为了维持中高端品牌利润，小米智能在几款旗舰机型上用先进技术，打击了一批潜在消费者。

2013年政府相关领导找到了雷军，提出了一个新课题：能不能研发一款手机，主要采用国产的元器件，带动国产手机供应链的发展。一方面作为一家中国的科技公司有责任和义务带动整个产业链的进步，另一方面，国产技术突破了，既可以提高品质，还能降低成本，并且能实现快速交付，从一个长远的角度这是一个利国利民也利己的三赢的局面。

于是“红米计划”诞生了，为什么叫红米，据说这颗红心，就是要深度捆绑国产供应链，相互支持、一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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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以来，全球出现了暂时的消费降级趋势，让消费者感觉手机性能过剩，不想频繁换手机。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了停滞甚至萎缩。

在市场转折的背景下，红米的选择值得关注，在销售方面，继续打价格战，全面下放旗舰机配置，满足用户的改善型需求。在生产方面，利用本土产业优势，重塑供应链体系。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工业国，就应该支持自己的企业发挥更高的生产力，提供更低的价格，保障更强大的供货能力。

在屏幕行业，大多数人都关注京东方，可能忽略了TCL华星光电的成就。我们看最近几年的的电视面板供应表，2023年排在第一的是京东方，预计年出货量56.4M，世界第一；而紧随其后的就是华星光电，预计年出货量46.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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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倒回到2009年，中国面临严重的“缺芯少屏”问题，液晶面板进口额超过450亿美元，在中国进口品类中排名第四，是中国消耗外汇的重要出口。

这一年老牌电视制造商TCL成立了华星光电，希望从下游逆袭，进入液晶面板制造领域；他们趁着金融危机，从台湾省和日韩吸引了不少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现任TCL华星CEO金旴植，曾任韩国LG显示副社长，就是在华星组建时加入的精英。

同时华星还从三星s收购了苏州LCD生产线，更重要的是同时拿到了五百多项技术转让。

长期以来，消费者不太认国产屏幕的质量。2015年小米发布红米note2手机，由于最初预定使用的夏普和友达屏幕供应太慢，被迫临时换国产天马屏，结果因消费欺诈惹上诉讼麻烦。但是，戏剧性的是，接下来的对比测试，国产屏幕要超过于外国产品。

面对这些技术问题和市场认同问题，国产手机厂决定和屏幕供应商联合起来，组成更有竞争力的产业链。2021年8月9日，小米和华星光电启动联合实验室项目，一起预研半导体显示技术。到了2022年12月，双方合作研发了我国第一块商用2K柔性屏，首发用于Redmi K60和K60Pro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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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国内第一条6代AMOLED生产线产品，在性能指标上虽然还有差距、但和三星最新的E6 2K屏幕也能并肩竞争了。从旗舰机到折叠屏，越来越多的国产手机放弃“三星方案”。就连海对面，三星今年推出的98英寸新品8K电视，也采用了华星生产的面板。

当然与小米供应链一同成长起来的国产供应商，远不止不止是华星一家，为了更好的与产业链企业共同发展，在这次发布会上，redmi公布了“2万亿新宏图计划”全球合作新框架，达成“中国科技产业链清河共识”， 带动国产供应链未来10年在全球共创共享2万亿综合产值，在这一次参与红米“2万亿新宏图计划”的企业，包括了不少 “米链”老朋友:

比如欧菲光科技，它提供了小米多款机型的摄像头模组，尤其是红米系列。从市场调研来看，欧菲科技是红米系列手机最大的摄像头模组供应商。2017年欧菲科技承包了小米摄像头40%以上的的订单。通过上下游相互扶持，欧菲光成为国内摄像头模组的龙头企业。

加入小米产业链后，欧菲光出货一度年年翻番。从欧菲光2012年上市至2017年，股价最高增长超过20倍。在产量扩张的基础上，双方的合作也实现了质的飞跃，供货产品逐步转向高端货。

还有玻璃背板专业企业，蓝思科技和伯恩光学，都和“米家”建立联合实验室，从2016年开始，成为全球手机屏幕玻璃供应商的冠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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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光学屏下指纹方案的汇顶科技，2017年成为小米供应商，小米和红米多款旗舰机都用他们的超薄屏下光学指纹方案。

这些供应商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加入米链的国产供应商，可以得到丰富的商用环境和足够广阔的市场，为新技术带来规模优势，企业很容易在超越同行，获取绝对优势地位。和与其他移动端大厂相比，米链会提供快速成为行业头部企业的机会。

和传统的作坊产业相比，现代工业体系的优势之一，就是专业化分工明确，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大多数行业都有明确的上下游产业分级。

然而，因此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上游厂商距离最终消费者太原，很难针对市场做出有效反馈。

如果有核心企业搭建一条完整产业链，和上游企业联合研发产品，就相当于 “带头大哥”串联了几十个盟友，又像是一队大雁在头雁的带领下飞行，相互借力，每个成员都能飞得更高更远——这就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雁行模式”。

更重要的一点，是小米和红米形成了一个带动手机国产化的「黄金组合」：小米主力做技术研发突破，打技术牌，比如用华星高端2K屏逐渐替换三星，红米主力做海量出货，打量产牌，把小米的旗舰技术下放到中低端上，这样就形成了「突破-量产-再突破-再量产」的正循环，最终的结果是国产供应链的技术上去了，订单产能也满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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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和红米作为“头雁”提供稳定订单，可以让企业放心建立巨大产能闲置，通过海量订单巩固市场地位，快速回笼现金投入研发，进一步建立产业技术绝对优势，压倒竞争对手。

这些年来，大厂们相互竞争，一个效果就是华为与小米逐渐构建专属于自己的供应链体系。中国企业终于发现了中国的最大优势——营销并不是核心竞争力，挖掘中国企业的潜力才能提供最精彩的产品。

背靠强大的“全产业链集群“，华链、米链现在是行业内最重要的两大「链主」，也是中国制造重塑全球产业链格局的两大压舱石。

过去几十年发展出的中国产业体系，很多观众都知道，品类全、生产能力强的最大优势。很多企业忙着为外国大企业做配套，在单一领域内卷到了世界第一，但实际上并不知道自己在生产什么，能生产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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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看过一个段子，说我国航母缺少做拦阻索合适的材料，本来以为要单独组织生产，没想到在国内某不起眼的企业里找到了成熟技术。 原来美国人已经从中国订购了多年，只是中国自己一直不知道这种高性能钢材的应用方向。

这说明，中国在拥有历史上前所未有强大生产力的同时，应该让每个企业都和消费端紧密结合，为社会大众的需求服务，也找到自己合适的产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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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需要本国企业开发出一批“头雁”产品，就像40年代后的汽车产业，60年代后的航空航天工业，80年代后的半导体产业，00年代的windows系统，10年代的iphone手机……这些产品都不仅仅给一家企业带来利润，而是带动配套产业集群一起发展。让每个消费者都享受到科技发展的乐趣，也让每个配套企业都能享受技术升级的利润，给员工发出更高的工资，再回头购买更多的科技消费品。从红米过去十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很高兴小米正在营造这样一种产业气氛。

一周不见，我还是和各位聊聊近期错过的话题。

第一条就发生在我家乡。中央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节目盯上了河北平泉市，发现过去两三年建设的机井灌溉体系基本不能用。设备看上去很新，但是政府不维护，农民不愿意用，甚至有些机井根本就不出水，完全解决不了当地的灌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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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泉市和渤海的直线距离110公里，理论上说，和苏州、广州一样算是广义的沿海地区。但是苏州年降水量1100毫米，平泉市只有500多毫米，比全国平均值低100多毫米。而且没有一条河是从外县流到平泉的，倒是平泉本地发源了好几条河，流到平泉之外。

其中老哈河是辽河源头，肯定不能截断；瀑河是滦河重要支流，需要供应引滦入津工程，保证天津有淡水；青龙河等不到流进滦河，直接就经过引青入秦工程，给秦皇岛当水源。扣除这几条河的水量，再扣除蒸发，本地的可用水量就没有多少了。我小时候经常听说耕地缺水，农民被迫放弃有限的小麦地，种耐旱的高梁和玉米。

在中央广播电台关注之前，我早就知道平泉和周边的农业县有很多废弃的农田水利项目，70年代修的大庙水库灌溉渠不说了，就说普通的农田，经常看到平坦的耕地里有一个没有门的红砖小房子，走近一看，墙上刷着农田水利的口号，是政府投资的水利设备。小房子的木头门基本都坏了，里面有的放着废弃的设备，有的连设备都被偷走。从80年代到现在，类似的小房子建了好几茬，这次被中央媒体关注的，起码是第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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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次，我倒不想批评地方政府，反而深刻理解了农田水利设施被废弃的必然性。中央记者的水平就是高，能解释我的童年疑惑。这里我给大家分享几段中央广播电台的采访。

记者首先采访了当地一个旱地农民。这位农民也看得比较清楚，这些新打的机井和水泵是注定用不上的。我读一下原话：

高标准农田是不是符合标准？根据农民地的情况怎么用比较合适，有利于大家使用水不产生矛盾，别人必须进到地里头，如果都上那家去取水，会给别人的庄稼造成损失，村民之间会产生矛盾。所以在使用的过程中，大家为了避免矛盾，有的也就不浇了。

正常水利设施投入以后，跟车一样需要日常维护，电气设备、管线、泵体这些都是要进行维护的。目前的状况基本就是打完井后，保证不了灌溉面积，蓄水量是一个大问题，大部分井都荒废了，只有个别井还在维持效用。但村民自己打的井都在发挥正常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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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平泉市农业局长出来做解释。他的发言也很实在，我也读一下原话：

老百姓离高标准农田地块远，不在项目区，咱们又覆盖不了，所以他也用不上。咱们设计标准是打一眼井配套管道、出水口，假如老百姓想浇地，就自己买点管子在出水口一接，然后就能浇地，配套里没有老百姓浇地用的移动软管，所以谁家浇地就需要自己买管子。

假如今年干旱，想用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内的机井浇地，接上移动软管就能浇。项目区外的老百姓一算账，距离远，再买个管子（不划算），所以浇得就少，或者不浇了。

这些发言总结成一句话，就是现代农业，哪怕只是种玉米种高梁，也不能再搞小农经济了。农业局长算了国家的投资规模，一亩高标准农田，只算机井和水泵，就要投入差不多2000，差不多相当于一年的收成。如果真想从投资中拿出一部分钱买管子，应该能挤出来，至少比每户农民自己买水管要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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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水利设施要用电，要维护，设置水管要影响一部分农田，有限的水先给谁用，后给谁用，都是问题。这些小问题解决不好，灌溉设备就只能闲着。可以想象，之前几波农田水利设施也是这样变成垃圾的。

更重要的是，在河流都往外走的干旱地区开深井，本身的合理性也值得讨论。农业局长说，2020年以来打的机井深度平均超过百米，打井的时候验收合格，但今年的干旱情况较为严重，偏远地段的水位下降明显，所以不一定有水。前面的采访，记者也问过一个自己买水管的农民，机井效果怎么样。那个农民说，花了800块买管子，没想到机井不出水，还白费了。

这些井都是按照勘察好的设计深度打下去的，测试的时候有水，用水的时候就抽不到水，这说明地下水位不断下降，机井越多下降越快。抽地下水来保证最近几年的产量，本身可能也是一种透支未来的政绩工程。如果不能跨地区甚至跨流域调配水资源，综合考虑农业用水问题。投入农田水利的钱越多，总产量反而可能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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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哪怕是在干旱山区，分散耕种也没有优势了，因为积极性对产量的作用越来越低。坚持小农经济，对农民没好处，对国家没好处，对承担一轮又一轮无效农业投资的普通中国人更没有好处，只能满足少数城市居民对田园经济的想象，破坏长远的农业基础。

今后如果国家再有农业投资到我的家乡，我建议首先拿出来搞土地集中经营试点，然后才能考虑综合的农田水利建设。如果一时解决不了产权问题，之前睡前消息介绍过某些县全面推行的“代耕”承包制，由县政府统一耕种土地，也是个过渡办法。最起码，政府统一拨款建的水利设施能用上，不会因为简单的管道问题废弃几十年的水利投资。

第二个话题，来自近期的热点郑州，也是政府补贴不到位的问题。今年9月1日，郑州市公布了《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办法》。文件宣布，只要是新生儿在郑州落户，第一胎可以领2000，二胎发5000，三胎发15000。但是，当有人拿着户口本去领钱的时候，发现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承认自己对补贴负责，谁都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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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卫健委的解释是，的确有文件要发补贴，但是配套的实施细则还在公示期，所以不能发钱，也不知道从哪里能拿到资金。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人拿到郑州市的生育补贴。

界面新闻报道这条消息的时候，贴心地附上了郑州市的人口统计数据，最后一栏是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显示，之前因为计划生育和严格限制农民进城落户，郑州本地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度降到千分之四左右。2010年之后，因为省会从全省吸纳年轻育龄人口，人口增长率明显回升，到2018年达到峰值，千分之七。之后快速下降，前年是千分之3.8，历史最低值；去年千分之2.9，新的历史最低。

年末常住人口

年份	总人口数（万人）	市区总人口数	城镇化率(%)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自然增长率(‰)
1978	437.9	125.6	32.4	588	8.9
1979	444.8	129.4	33.3	597	9.7
1980	450.6	133.7	34.1	605	6.6
1981	458.8	138.2	35.0	616	9.3
1982	467.6	142.4	35.8	628	12.0
1983	474.0	144.4	36.7	637	10.1
1984	480.0	148.5	37.6	645	7.4
1985	485.3	152.0	38.4	652	6.2
1986	491.5	154.2	39.3	660	9.8
1987	500.5	158.1	40.1	672	12.3
1988	510.7	163.0	41.0	686	12.6
1989	521.4	166.2	41.9	700	13.3
1990	557.8	181.0	42.7	749	19.0
1991	565.1	182.9	43.9	759	13.0
1992	570.9	186.9	45.2	767	7.4
1993	581.2	192.4	46.4	781	8.4
1994	588.6	199.2	47.7	791	8.2
1995	600.3	205.7	48.9	7.3	908
1996	607.6	209.0	50.1	816	6.5
1997	614.8	213.5	51.4	826	6.8
1998	622.7	216.6	52.6	836	6.0
1999	631.6	224.3	53.9	848	6.3
2000	665.9	257.7	55.1	894	5.6
2001	677.0	270.7	55.5	909	5.6
2002	687.7	278.3	56.0	924	4.0
2003	697.7	286.0	57.0	937	3.8
2004	708.2	296.6	57.9	951	4.2
2005	716.0	302.2	59.2	962	4.2
2006	724.3	309.3	60.2	973	4.4
2007	735.6	318.9	61.3	988	4.7
2008	743.6	326.5	62.3	999	4.8
2009	752.1	333.1	63.4	1010	4.9
2010	866.1	426.7	63.6	1163	5.2
2011	908.5	456.9	64.9	1220	5.3
2012	948.0	480.1	66.2	1273	5.5
2013	986.6	503.3	67.4	1325	5.6
2014	1029.6	533.9	68.7	1383	5.9
2015	1069.2	560.4	70.6	1436	5.8
2016	1119.4	592.1	72.4	1503	6.6
2017	1164.3	629.7	74.0	1564	6.7
2018	1205.2	661.9	75.6	1619	7.0
2019	1235.5	684.0	77.3	1659	5.5
2020	1261.7	703.3	78.4	1694	4.7
2021	1274.2	708.9	79.1	1683	3.8
2022	1282.8	710.9	79.4	1695	2.9

注：1．七人普后，2011—2020年常住人口数等指标调整：2.2021年人口密度根据最新公布的土地面积调整；3．市区指市内六区以及经开区、高新区、郑东新区。

2022年郑州的确经历了几次大折腾，但是，2022年出生的婴儿，父母基本上是2021年决定怀孕的。大家都知道，2021年中国经济形势大好，国内防疫成功，欧美一片动荡，中国企业疯狂占领出口市场。尤其是郑州依靠富士康贡献的80%海外贸易，出口总量达到55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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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的大好形势下，郑州依靠从全省收集的年轻人，给2022年制造的自然增长率只有千分之三。而2022年郑州经历了一系列大折腾，甚至要号召退伍军人支援富士康，年轻人的生育愿望恐怕还会继续下降。2023年郑州人口自然增长率如果降到0点上下，明后年变成负数，我一点都不奇怪。这就是郑州搞生育补贴的必要性。

但是我也理解郑州生育补贴烂尾的逻辑，因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投资本地人口，是一种回报率很低的投资。郑州能开放落户，其他城市也能，中国人口现在很接近于全国流动了，至少也会在省内积极流动。如果本地的就业机会多，环境好，外地的年轻人会自然流动过来。如果本地就业机会少，环境差，户口在本地的人口也会快速离开。

所以，对于城市来说，与其培养本地的新生人口，远不如吸引外地受过教育的年轻劳动力，来了就能交税交社保，还省下了本地投资学校和妇幼保健院的钱。这和美国吸引移民是同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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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本地的新生人口有较大概率留下来工作，从投入补贴，到税收增加，起码要20年，现任干部早就不在当前职位上了。为了保证换届之前出政绩，最合理的投资方向是吸引年轻人来买房，其次是吸引年轻人来工作，最后才是吸引年轻人在本地生孩子。发生育补贴这种事情，在地方干部的立场看来，就像是在太平洋中心放鱼苗，指望长大了能多钓几条鱼，所以能拖就拖，最好拖到大家忘掉。

上面的分析，并不只是凭空逻辑推导，而是对现实案例的总结。现在国内生育现金补贴最多的地方是香港市，从上个月开始，无论第一胎还是多胎，每个婴儿发两万港元，差不多是1.83万人民币。这显然是因为香港和内地之间的人口流动性小，香港市政府很有把握这些人口会成为本地的劳动力和税收。

身边的深圳也有生育补贴，第一胎3000元，接下来三年再给4500元；如果生到第三胎，补贴一万元，接下来三年给9000元。这虽然还比不上香港，但也不错了。上周杭州宣布，从年初开始执行的生育补贴制度，二胎补贴7000，三胎补贴2.5万，今年已经累积发放了1.27亿。这一方面说明杭州、深圳财政相对宽松，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地方政府确信，生出来的人会有很高比例留在本地，增加本地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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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的，郑州西北方向，80公里之外的山西泽州，就有反面例子。今年3月，山西泽州出台文件，规定从2023年2月开始，新出生的二胎三胎，中考的时候可以加10分。中国新闻周刊打电话过去采访，问当地有没有有没有考虑到公平问题。当地政府回答，这批孩子长大是十几年后的事情，现在不用考虑具体的操作。而且加分要上报到省里，招生考试委员会批了才算。简单一句话，泽州和郑州一样，只在乎促进生育的好名声，没有哪个干部关心具体的方案怎么落实。

说到泽州我要提一下，前面我介绍过家乡河北平泉市，这是一个县级市，2017年之前是平泉县。和承德地区其他县相比，平泉的人口、经济和交通都相对发达，20世纪90年代就考虑过争取改县级市。当时平泉挖掘辽代历史，上报民政部的一个名字是“泽州市”。到现在平泉城区最大的公园还叫泽州园，一条主要大街是泽州路。

后来泽州市的名字没批下来，原因是山西的泽州不同意。这倒也说得通，因为山西的泽州是明清两代统一王朝确定的，更有历史延续性。但是山西泽州府，实际上对应的是整个晋城市。而现代的晋城市觉得自己占了省名，很响亮，并不想改回泽州的名字，抢了泽州的名字，还是丢给郊区。1996年，晋城的郊区改县，形成了“泽州县”这个怪名字。等于市县两级都抢了上一级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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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改县，结果就是形成了中国少见的环形县，而且是没有县城的县，完全依托于中间的晋城市区运行。2018年之前，泽州县的县委县政府连同教育局都设在晋城市区，最近才带着泽州一中的新校区搬到市区边缘，勉强算是回到了自己的辖区，老校区留在晋城市。

所以，泽州的初中生考高中，首选是往晋城市区考。泽州宣布二胎、三胎中考加分，就算能落实，也是用晋城市的资源对泽州县表示慷慨，更何况还要十几年后兑现，这和郑州没有负责单位的补贴政策，算是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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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政府普遍制订无法落实的生育补贴政策，说明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在人口自由流动的大背景下，鼓励生育不应该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最起码主要责任不在地方政府。国家税收制度明确规定，个人所得税中央财政拿60%，省里留8%，市里留8%，到县一级只有24%。反过来说，基层政府对刺激生育的责任，最多不能超过四分之一，否则就是权责不对等，鼓励基层制订看上去很美的假政策。

所以，国家如果真在乎人口问题，就应该尽快出台全国性的生育补贴政策，统一标准，统一发放，到哪都能领。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可能只有800万，等到二胎退潮之后也许只有五六百万，和刚果、印尼、巴基斯坦处于同一水平。再不保卫养老金，可能就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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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院士增选结果刚刚公布，全国133人，同济大学占了两个工程院士加上两个科学院士，在大学中排名第五。更值得一说的是这几位院士的专业。高绍荣来自生命学院，翦知湣是海洋学院的，郑庆华是计算机专业，只有童小华是测绘地理学院，和土木工程靠点边，但重点也是航天遥感。同济大学正在从单一的土木工程强校快速转型，想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

这对同济大学是好事，对我们土木工程学院也是好事，能促进很多边缘学科的生长，发挥土木工程现有的积累。我相信人类最终还是需要用力学建造永久性设施，全面改造现在的生活环境，土木工程不会退场，只会和新技术结合。过几天，我要邀请几个土木工程边缘学科的校友来演播室，介绍土木工程的最新发展。

两院院士	科学院	工程院	总计
清华大学	5	1	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4	1	5
上海交通大学	2	2	4
北京大学	2	2	4
同济大学	2	2	4
厦门大学	2	1	3
首都医科大学	null	3	3
北京理工大学	1	1	2
东南大学	2	null	2
复旦大学	2	null	2
哈尔滨工业大学	1	1	2
华东理工大学	1	1	2
浙江大学	2	null	2
华中农业大学	null	2	2
大连理工大学	1	null	1
吉林大学	1	null	1
武汉大学	1	null	1
香港中文大学	1	null	1
郑州大学	1	null	1

最近缅甸局势吸引了很多注意力，我推荐各位去看“讲点黑话”第八期，《军政府北洋化》。和最近快速发展的局势相比，上周的节目可能不能准确描述战场现状，但是黑岛抓住了重点，就是当前缅甸的局势，不应该形容为地方武装的军事胜利，而是应该理解为缅甸军政府的政治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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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需要用阴谋或者偶然事件来解释，就是一个缺乏合法性的中世纪政权，在现代社会被人民快速抛弃的过程。前几年缅甸军政府想宣扬大缅族主义，利用核心控制区的民族主义倾向巩固统治。但是军政府不能提供现代化生活，也不能发放社会主义福利，到最后民族主义者反而组成了抵抗力量，打着昂山素季的名字反对军政府。民族主义这张牌，不是谁都能打得出去。缅甸军政府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恐怕不是重新统治北方，而是自己还能不能生存。

今年5月，586期节目，我们送别了开国少将，老红军涂通今。11月8日，106岁的文击少将去世。在他身后，经历过55年授衔的将军，只有南方红军张力雄和陕北红军王扶之。我们争取对每一位当代老将军的履历都做一次简短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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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授衔的时候，军队内部有一句粗略总结“红军不下校，八路不上将”。意思是考虑到服役年限和任职经历，老红军的正常下限是少校，而抗战之后入伍的军人，正常上限是大校。后来六十年代又有两批将军授衔，虽然扩大了八路军晋升将军的概率，但也以红军为主。所以在文击少将去世之后，剩下的两位都是红军出身。

文击将军是个少数派，他1937年才参加革命，1955年就是大校，几乎碰到了八路军干部的顶点。1964年，他又跳过一批红军前辈，提升为少将。这和他的兵种有重要关系。

文击原名刘树堂，1936年在张家口高中毕业，1937年加入八路军，在当时是高学历，适合搞科研的那种学历。所以当了几天宣传干部，文击就调到了晋察冀军区直属的炮兵营当政委。1944年，文击回到延安当炮兵学校大队政委。这个炮兵学校，一度就是八路军、新四军全部技术军官的来源，第一任校长是黄埔4期的郭化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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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是最脆弱的兵种，任何正面冲锋都要付出惨烈的伤亡，所以步兵会利用一切曲射火力，在冲锋之前削弱敌人。这在冷兵器时代是投石器，在热兵器时代早期是掷弹兵，到了现代战争就是炮兵。步兵越多的军队，炮兵的地位越高。

从红军到解放军，中国红色军队的基本特征是士兵来自农村，武器靠缴获，所以长期以步兵为主要力量，抬高了炮兵的地位。军队得到剩余的枪支，可能会送给游击队；但能拿到多少炮，无论是20世纪生产的新炮，还是19世纪的旧炮，都一定要留下来扩大炮兵。

长征结束的时候，红一方面军有2个炮兵连和1个炮兵排，红二方面军是5门山炮，红四方面军有2个炮兵连和5个炮兵排。算上迫击炮，全军的炮兵差不多五个炮兵连。到抗日战争后期，八路军新四军合计，大概20个炮兵连。文击带一个炮兵营，已经相当于全军六分之一的远程火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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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9年9月，建国前夜，解放军不算迫击炮，有2157门，相当于540个炮兵连，如果算上迫击炮超过1000个连。这是远远超过步兵的指数增长，早期的炮兵军官都得到了更高的职位。1930年红三军团占领岳阳，最早的两个红军炮兵，一个是元帅彭德怀，一个是后来的朝鲜人民军炮兵司令金武亭。像文击这种有文化有技术的炮兵军官，虽然来得晚，但是不需要和其他部队调入的军官竞争，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就会连续晋升，所以他能超越大多数八路军的资历。

建国后的的炮兵规模继续扩张，在2007年之前，炮兵的绝对数量一直在上升。80年代百万大裁军之后，算上步兵单位和装甲兵单位配属的炮兵，炮兵连数量已经超过步兵连，成为陆军第一兵种。这期间为了给越来越重的火炮提供运输工具，军队用尽了所有能搞到手的卡车，被迫在60年代重新开始推行“骡马化”，为南方步兵师运送团以下的炮兵火力。为此解放军重新建立了好几个师级军马场。我暑假期间外出旅行，路过的红山军马场就是1964年新建的单位。

这期间，文击的职位也一路向上，从炮兵团政委到师政委，参加抗美援朝之后去南京军事学院进修，1964年晋升少将。退休之前文击已经当到了炮兵副司令员兼炮兵参谋长，对应中将军衔。只是没赶上第二次授衔确认。文将军的履历，是个人奋斗和历史进程结合的典范。解放军对曲射火力的不懈追求，让文将军成为少见的八路军开国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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