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551期：中国税收系统与发达国家差距大，“山河四省”与特权危机

2022年2月14日睡前消息文字版第551期

睡前消息551期文稿：你担心金税4期太强，我嫌它还不够强

大家好，2022年2月14日星期二，欢迎收看551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你担心金税4期太强，我嫌它还不够强

今年1月，网络舆论忽然关注国家税务总局即将推出的金税四期工程，普遍担心新系统全面监控个人收入。按初始消息源的说法，任何账户的现金交易超过五万元，就会受到重点监管。卡里要是突然收到一万块，金税四期就会自动查询钱的来源，判定是不是营业收入，要不要交税。督工，金税四期会明显影响我们的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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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官方的回复。

上海网络辟谣平台发文章，说掀起舆论的自媒体文章“偷换概念、夸大其词”。文章引用专家发言表示：“‘金税四期’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支撑，纳税多少由税法决定。税法没有变，合法纳税人就不会多纳税。”

这篇辟谣文章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详细解释金税四期具体带来哪些变化，所以对平息质疑的作用非常有限。而且里面还有一句话，静静帮我读一下：

‘金税四期’好比监控设施，是识别违法行为的一种工具。只要本身不违法，随便上线‘金税几期’都不会影响生活和工作。”

在一定程度上，这句话可以说是迂回支持了网上的说法。所以我们还是要正视最近关于税务系统的舆情。

这篇自媒体文章的信息源头，要追溯到去年9月。当时，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公开提到正在建设“金税四期”，但只是一句话带过，没有引起主流媒体关注。

几个月后，自媒体挖出这条新闻，说国家要全面监控个人收入，制造了恐慌。我们回头再看税务总局局长的讲话，可以发现当时王军也提到了大数据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似乎有加强征管的意思。所以最好还是税务总局尽早自己表态，谈谈金税四期给中国会带来哪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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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官方还没有披露更多关于金税四期工程的信息，但是我们可以先看看金税工程一到三期做了什么。

1994年，我国的工商税收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增值税成为最重要的税种。可以说近三十年来，全国的财政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增值税的征收情况。

增值税是一种流转税，按应税商品或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征税。税收数量和营业额无关，只对财富的增值部分收钱。比如，张三买进一百块钱的原材料，付钱之后拿到了100元的发票。加工后的商品按三百元卖出，增值税计税基数就是三百减去一百元发票，用两百元乘以税率。

所以，增值税的基本原则是，根据进项拿到的增值税发票越多，交税就越少。对于企业或个人来说，合法的增值税发票几乎可以算是一种现金。

相当于现金的东西，一定会有人伪造。以前都是手工开具发票，各地税务局互查互核的难度大，所以总有人想伪造或虚开增值税发票、骗取退税。年纪大一些的观众可能还有印象，90年代到21世纪初，每年都要抓出一批骗取增值税退税案件。在买一艘航母只需要2千万美元的年代，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规模要是不到十亿，都不好意思上全国新闻。

为了打击骗税，税务局在1994年匆匆推出金税工程一期，建立增值税计算机交叉稽核系统。核心思路是利用计算机网络，整合增值税专用发票数据，通过交叉核对，发现伪票和虚假开票。

但是金税一期并不成功。因为当时计算机普及率太低，互联网刚刚起步，所以设备只覆盖了几十个城市的部分试点单位，录入数据还得依靠手工，制造的麻烦超过效益。根据税务人员自己的抱怨，金税一期到1996年就暂停运作，退回研发阶段，算是交了个学费。

1998年，伴随着宽带互联网的普及，金税二期工程启动。这次税务局从源头入手，在开发票环节设立了多个监管子系统。2001年金税二期全面铺开，基本实现预期效果。明显压制了骗取增值税的行为。

在二期工程的基础上，2016年金税三期系统上场，国家税务总局雄心勃勃，希望统一税务端口和数据，从根本上掌握纳税人真实的财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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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金税三期的实际效果，我咨询了工作室的会计黑岛同学。他根据亲身体验告诉我，金税三期最大的变化，是把报税流程全面迁移到线上，但还是主要针对增值税，继续加强对发票环节的监管。在其他税收种类方面，以及日常财务环节的核查方面，金税三期工程没有明显变化。如果有从事财务工作的观众，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分享你的感受。

参考前几期金税工程的经验，王军局长去年公开说金税四期“在建设中”，基本可以判断，四期的部分系统很可能已经试点推行了，可以在税务机关的一些公开动作中找到改革方向。所以，从最近的税收新闻看，可以推测金税四期工程的内容之一，就是电子发票全面数字化。

数字化电子发票是原电子发票的升级版，最重要的变化是取消了各地自建的发票开具系统，由全国统一平台集中提供服务。

多年来，国家一再要求各地税务数据库互联互通，却没有实际进展。这次如果真能打通各地数据库，税务系统识别、追踪假票和虚票的能力将再上一个台阶。

但是哪怕换成数字化电子发票，目前税务系统征税的重心，仍然是稳住间接税，在直接税方面主要加强对企业的监管。至于个人所得税的监督，排在很后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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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税务局搞改革，原则基本上是“先易后难、先大后小”。202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17.27万亿，其中增值税6.35万亿，企业所得税4.2万亿，个人所得税只有1.4万亿。

无论收什么税，查企业的税都比查个人的财务要方便，所以，就算财政紧张，要加强所得税监管，重点也必然是企业所得税。金税四期不太可能忽然把监督个人收入当成工作重点。否则先听到风声的一定是企业财务部门和相关的避税法律顾问。那篇文章越过企业财务，直接渲染个人税收监管压力，违背了常识。

但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税务局的发展方向一定是沟通其他政府部门和银行，信息互通互联，利用全社会的数据来计算纳税额。这是历届税务机关高层都设想过的方向。税务局的终极目标，是全面掌握纳税人的财务数据，像发达国家一样收税。年初那篇畅想金税4期工程的文章也许夸大了眼下的变革，但如果把金税4期换成6期、7期，没准还真被他说中了。

回到税收话题，我国的税务系统现在无法掌握纳税人的财务数据，是因为计算机系统不够先进吗？

这需要看看发达国家在计算机时代之前是怎么收税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有个著名黑帮头目阿尔·卡彭，全美国都知道他天天犯罪，但是因为熟悉法律程序，证据遮掩的好，警方一直没有没有办法逮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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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搞定卡彭的机构不是任何一个州的警察，也不是其他管治安的联邦机构，而是美国国税局——IRS出手，用逃税罪名送卡彭进监狱，破坏了他的犯罪集团。

卡彭坐牢之前很高调地嘲笑过税务局，说自己没有应税收入，税务官不可能从非法资金中收取合法税款。但是在美国，一切收入都需要报税。只要你在财务方面被抓住漏洞，税务局不需要证明这钱是黑钱，也不关心这笔钱是否在其他方面违法，只要没有足额交税，就能送你坐牢。

现在IRS的报税指南里很清楚地写着，非法收入，比如说非法贩毒所得，也要申报。而之前林肯在南北战争期间建立IRS的时候，已经赋予了他们“武装征税”的权利。美国税务局的每一张税单，背后都是有枪杆子支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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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彭被税务局送进监狱的时代，距离现在快1个世纪了。当时的欧美国家再先进，也用不上计算机，但当时它们的税收体系已经非常成熟。1929年，美国财产税占GDP的4.3%，到1932年增长到7.4%，这都是税官用纸和笔建立的税收制度。

所以，中国大陆税务系统监管能力薄弱，社会面普遍漏税逃税，政府依靠间接税和卖地收入运营，主要原因是历史上制度建设不足，而不是缺少计算机技术支持。

横向比较来看，很多国际上常用的税务稽查手段，国内的税务部门都用不上，比如说：

充分查账：税务局可以随时调查纳税人及相关联系人的所有资产状况；

举证责任倒置：对于一笔收入，无论合法非法，只要被税务局发现了，你有义务证明自己在某个环节交过税，而不能随便说无罪推定。

高额悬赏逃税信息：在美国，如果你向IRS举报有人偷税漏税，最高可以拿到追回税款的30%。从2012年开始，美国联邦税务局发出的最高单笔奖金就开始超过一亿。这一点时刻提醒着公司财务，与其和老板合谋赚一点奖金，不如直接到税务局举报，一夜财务自由。

总的来说，国内的税务机关最核心的短板，是独立调查的能力弱，大多数信息是自己搜集的。如果想看纳税人的全面信息，必须和其它部门协调合作，才能获取额外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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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近几年，个别流量明星曝出丑闻，被税务机关全面调查后，往往能发现还有巨额逃税行为。这种新闻让很多人提出质疑：税务部门之前干什么去了？为什么要等到舆情爆炸之后才查税？

有些案例，可能是因为监管人员的懈怠，但据我了解，最主要的的原因是税务机关不知道，至少在法律意义上属于“应当不知道”。税务机关也需要全社会群情激奋的舆情做后盾，才能调取具体个人的日常财务信息。

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对税务机关调查本系统以外信息的授权，主要集中在第四章第六条，全文很重要，请静静帮我完整读一遍：

“经县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凭全国统一格式的检查存款帐户许可证明，查询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账户。税务机关在调查税收违法案件时，经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可以查询案件涉嫌人员的储蓄存款。税务机关查询所获得的资料，不得用于税收以外的用途。”

这条法律看似赋予了税务机关调查纳税人在他处存款的权力。但根据税务官员的反映，由于条款内设的限制，想放出这一权力时，程序极为繁琐，实际运用的案例非常少见。更重要的是，如果调查没有发现问题，税务机关还会面临反向问责。所以税务局轻易不敢跨系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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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章第六条的内容平移到公安系统，可以更容易看到现行制度对税收机关效率的限制——这意味着，如果发生可疑事件，只有县级以上公安局长才有权批准调查；如果刑事案件，只有市级以上公安局长，才有权批准正式展开调查。公安系统必然会放弃大多数线索，只抓少数证据暴露在外面的案件，工作效率必然大大降低。

而且《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章第六条还缺了很重要的一点，对于通过非现金或非存款方式，或者借助第三方账户绕行交易，没有明确指出其他部门或机构是否有义务配合税务局调查。要是对方随便找个借口拖延，税务局也只能耐心说服，或者找上级协调，没有强迫对方提供数据的权限。

这样一看，明星往往是丑闻曝光之后，才被税务部门查到逃税，原因很简单——舆论压力不仅压在税务部门上，还压在全社会的相关单位上。税务机构拿着热搜新闻列表，就能快速推动授权调查，在系统内获得批准，在系统外得到配合。就算后续查不出毛病，相关人员也可以用热搜新闻当理由，说这是合理怀疑，不用担心被投诉。

所以现实中，除了税务机关高层自己抓的少数重要案件，大多数逃税漏税案里，税务往往都需要从别的机构“蹭”信息，利用司法机关、金融及市场监管部门的发现，跟在后面协同调查。这反映了税务机关在中国行政体系内的实际地位。如果将来要提升税收机关查税力度，我们首先要在法律上加强税务机关的权限。

为什么中国税务机关的地位这么低呢？

我国在建国初期就设立了税务总局，但因为民国时期的军阀政权征税制造了太多的矛盾，所以民间对税收机构比较反感。同时，当时中国缺乏现代税收体制，农民上缴公粮、国企上缴利润解决了主要的政府财政开支，政府对税务机关的依赖性也不强。所以很长时间里，国内的税务系统只是财政部门的一个下属分支，地位很低。

后来税务局从财政部门独立，政府财政也越来越依赖于本地企业纳税，但税务机关的权力反而更小了。因为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必须把主要的税收管理权利拿到自己手里。

比如说，从法律上看，只有税务机关才有权核定税率和征税范围，但在过去几十年，所有开过企业的人，所有参与过招商工作的人都知道，最重要的税务优惠政策，肯定是和地方政府负责人直接谈，其次是找分管经济的副职，然后找负责招商的干部，最后才轮到税务局。

所以，从建国到现在，税务局的地位一直不高，在法律和潜规则方面受到各方面限制。如果没有舆论或者更高层的支持，税务局面对企业和普通人，是很弱势的机构。这不是金税四期或者五期就能改变的制度性问题。

很多人担心，如果税务机关掌握了更多的个人资产情况，实际的税收税负压力会变大。这也是渲染金税4期工程改革的自媒体文章吸引流量的原因。督工你怎么看？

普通人的这种担心，看似有道理，其实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如果每个人都靠潜规则保护自己，那有钱人利用潜规则的能力一定更强。

税收是一种普遍的痛苦，不存在所有人都占便宜的可能性。现代社会必须有一个大政府，总要花钱才能运营。21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最低是2000年的18%，之后普遍在22%以上。疫情和新一轮经济问题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暴增到30%以上，现在有超过40%的趋势。而中国现在只有21%，将来几乎必然增加。这些钱最终的担保只能来自税收，来自普通人。

所以，全社会一部分少交钱，其他人就要多交钱。如果我们不希望税收规则公开透明，少数人就会利用潜规则省更多的钱，尤其是有钱人会省更多的钱，最终普通人或者是承受更重的税收压力，或者是得到更差的公共服务，是最主要的受害者。

作为普通公民，担心自己的隐私是没问题的，可以要求税务机关增加相关的保障。但不应该以担心加税的理由反对税务局掌握全民财务状况。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税务系统大幅扩权，有效监控全民财务状况，除非每个家庭的房子下面都有油井和金矿，否则不可能既要现代生活，又拒绝现代税收体系。

而且税收规则越明确，经济就越有活力。同时，理论和实践都证明，税收设计不当会伤害经济，甚至制造经济危机。如果不让税务机关掌握足够信息，不知道各个阶层、不同群体的实际财务状况，那政府只能拍脑袋征税，很容易做出所有人都利益受损，但没有人得到好处的事情。

很多落后国家的税收机关拿不到准确的数据，没有对每个企业、每个人精准分配税收的能力，所以收直接税的能力很差，只能去收流转税、间接税。这些税收容易征收，逃税难度大，但往往是全面撒网，不问具体情况，是累退效果很强的税。

很不幸，中国现在的税收机关就位于比较落后的一档，政府主要依靠间接税运行，而不是税负分配更公平的直接税。542期睡前消息黑岛同学分析新加坡提高消费税的新闻时，介绍过类似税种的问题，这里可以回顾一下 ：

消费税是一种中性很强的税。所谓“中性”，是指税收的主要目的就在征税本身，不考虑调节社会分配，或者引导产业布局。为了达到效果最大化，消费税的设计很简单，税负直接落在终端消费环节。

只要消费了相同的商品和服务，任何人交的税都完全一样。这粗看上去很公平，但是富人和穷人占有的社会财富相差悬殊，除了少数奢侈品和负外部性产品，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上下限都有刚性，普通人一天吃三顿，富人一天也吃不了十顿，即使富人消费的单价高一些，但在社会消费总额里，富人贡献的比例还是很低。所以普遍征收消费税，税负主要部分都会落在普通人头上，和社会财富分配比例完全不相符。

用专业术语说，消费税具备强烈的累退效应。也就是随着纳税人的收入和资产增加，实际税率反而降低。

发达经济体和落后国家的差异，首先当然体现在经济层面，但是也体现在制度层面。其中一个特征，就是税务机关能否掌握全社会的经济数据。对于金税四期工程，我的立场是，很遗憾现阶段还不能建立传闻中的“财务天网”，但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希望税务机关能尽快接近这个目标。

所以，反对税务系统调查个人财务数据，看似保护了个人隐私，实质后果是逼着国家收间接税，保护有钱人的利益。我们不应该期待中国的税收制度停在当前的状态。

大家如果真的关心自己的纳税义务和权利，没必要担心自媒体文章渲染的小问题，倒是应该把精力用于监督政府运行透明化，看看自己交的税用到了哪里，花出去的效率高不高，以及政府提供的福利是不是公平。这才是现代公民的合理想法。

“山河四省”与特权危机

最后分享一条观众提供的信息。545期睡前消息节目，我分析了“山河四省”概念的危险性，指出京津沪等地的教育特权也许不是核心矛盾，但很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分裂的导火索。之后有观众私信提醒我，说矛盾不仅来自现有的教育资源落差，还来自这些特权地区公开的炫耀和贩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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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介绍过几个直辖市靠教育资源卖房的问题，天津武清区的经济完全就靠公开出售教育特权维持。今年1月5日，天津大学公开发布了人才招聘计划，邀请全世界的科研人员来天津大学申报“海外优青项目”，静静帮我读一下天津大学的宣传内容：

天津市教育优势：天津优质教育资源丰富，是全国考大学“最容易”的地方，教育优势凸显。天津初中升高中录取率仅次于北京。天津更是全国四个高考自主命题城市之一；2021年高考报名人数5.6万人，本科录取率（81.61%）和985高校录取率（6.19%）都位居全国榜首，同时本地高校录取率接近30%；

享受了特权，还要公开炫耀，当做天经地义的优势，说明地方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当前社会的潜在危机，还在无限制地滥用历史特权。对于全国社会来说，这绝不是好消息，而是分裂的预警。

551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文字内容随后会发在睡前消息编辑部公众号，欢迎各位关注。我们周五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