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1]
这里“史记”是通名，泛指历史书。
[←2]
西周爵位，诸侯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就是说要称“子”,那先得是国君，比如楚国国君就叫楚子。到春秋中后期，大夫们开始也称“子”。开始可能还有人觉得别扭，觉得这属于僭越，但很快大家就都习惯了“子”的这种新用法。再后来，在社会上稍有头脸的人（比如孔仲尼）都可以称“子”了。一个尊贵的称呼，在实际运用中，总是不断贬值的。
[←3]
晋阳即今天的太原。显然，这个地方的战略意义，从来都不是邯郸、长子可比的。
[←4]
《韩非子•备内》：“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
[←5]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最重要的治国技能，也就是懂得祭祀和打仗。祭祀要相应的仪式（礼）和音乐（乐）来配合，打仗要会射箭（射）和驾车（御），而不论是祭祀还是打仗，都需要能读能写相关的文件（书），并且算清相关账目（数）。因此很显然，礼、乐、射、御、书、数都是贵族处理国家事务时必须掌握的技能。
[←6]
这部分主要据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的《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一篇的相关内容改写。
[←7]
《韩非子•外储说上》：“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此处“文学”的意思当然和今天不同，是指和行政相关的文献和文书。
[←8]
网上的段子，可惜找不到作者了。
[←9]
这事疑点很多。
首先，太八卦了，读历史时碰到故事性太强的，本身就得加点小心。
其次，公叔跟魏武侯说：“侯之国小，又与强秦壤界，臣窃恐起之无留心也。”这话根本就不通。魏武侯的时候，秦国根本就不强，给魏国压着打，你看看几十年后秦孝公招贤时所说的话，那种痛心疾首，这点是非常明显的。当时天下的局势，恐怕就难说有比魏国更强的国家。所以，这个故事，很可能是战国后期，秦国已经很强大的时候，有人编出来的。
第三，魏武侯要把女儿嫁给吴起，也真够不把女儿当回事的，吴起可是有杀老婆的前科的。所以杀妻求将和拒尚公主这两事件，很可能同假，但是很难同真。
最后，这位魏相公叔，到底是什么来头，本身也是个疑点。后来，魏国的相国，有个叫公叔座的，但公叔与公叔座似乎并不是一个人。公叔座人品很不错，比如魏惠王（魏武侯的儿子）的时候，公叔座打了胜仗，魏惠王要赏他，公叔座就说：“不该赏我，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吴起当年练兵练得好！”你看这样一个人，也不像是一个会用损招陷害吴起的样子。
这里我们还照着《史记》讲，但其实能够确定的事实仅仅是，吴起跟魏国的当权派关系搞不好，所以不得不离开。
[←10]
孔子周游列国，最往西，是到了晋国的边境上，因此留下一个“孔子西行不到秦”的话头。照后世儒生的观点看，这是秦国太野蛮，我们祖师爷都放弃你了。
[←11]
《政治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93-295页。
[←12]
《史记》记录魏国开国的这三位国君在位的年数，错讹之多是出了名的。这里姑取一说，不做考辨。
[←13]
泗上十二诸侯是当时习惯性的说法，但无法断定是哪十二个诸侯国。古人心目当中，十二是个非常神圣的数字，所以碰到高贵的话题，大差不差的，能用十二就用十二。比如《春秋》写了十二个鲁国国君，《史记》写了十二篇本纪（《秦本纪》《项羽本纪》两篇，本纪的资格都很可疑），西汉和东汉被承认为正统的皇帝都是十二个（其实怎么数都不是十二个）等等。
[←14]
或说此时秦已迁都栋阳，但据考古发掘，栋阳城的规模远不能与雍和咸阳相比。雍城面积达1000万平方米，咸阳面积最保守估计也有4000万平方米，而栋阳仅400万平方米（《秦文化》，王学理、梁云著，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0页）。即使可以把栋阳作为都城看待，其临时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本质论，栎阳仍仅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军事据点而已。
[←15]
春秋时代，秦晋之间交战极为频繁，晋军取得了大多数的胜利。但深入秦境的结果，却往往是无功而返。典型的战例如鲁襄公十四年的伐秦之役。晋军率领诸侯的军队向西推进，沿路并未遇到有力抵抗，但大军渡过泾水时，却已经军心涣散，不得不主动退兵。
[←16]
这个故事见《淮南子•人间训》，但魏国和燕国不接壤，以地理形势来推测，最后挨西门豹打的国家，大概是赵国。
[←17]
韩国本身对魏没多大威胁，但韩国后来差不多成了秦的仆从国，张仪这话实质是在说，秦要通过韩境攻魏很容易。
[←18]
荀子曾有军事专著《议兵》，汉以前出过单行本，后来才收入文集，变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
[←19]
水淹安邑是不可行的，但水淹大梁实在是太可行了。最后，秦就是这么灭了魏国的，后来李自成也就是这么取开封的，再后来，还有国民党炸花园口。一代又一代的开封城遗址，层层叠压在地底下，假如有人从魏大梁城复活往上爬，爬个几米到了宋朝，再爬个几米又到了明朝，他可以充分体验穿越时空的感觉。
[←20]
所以有人分析说，刘邦撕毁和项羽之间的鸿沟协定（鸿沟是魏国开挖的一条运河，就在大梁附近），不能仅仅归咎于他个人的流氓作风。项羽占着关东，不统一也可以过富裕日子，刘邦在西边可就得喝西北风了。
[←21]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古代史上，南方经济两次飞跃性的发展，全是国家分裂的后果。因为这里创造的财富，终于不必大半被朝廷拿走，而是可以用于本地区的再生产了。
[←22]
看皇帝的诏令，似乎他是着急的；有见识也有责任感的官员，他们也是着急的；但整个政府班子，从来也没有真正着急。
[←23]
商鞅是卫国人，但变法思想是在魏国成型的，他到秦国去，兜里揣着的是魏国前首相李悝的《法经》。
[←24]
据何炳棣的《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人手》一文，秦军的战斗力此时有如此迅猛的上升，是取得墨家帮助的结果。
[←25]
石门的位置有不同说法。或说是在今陕西三原县西北，那么，当时秦魏沿北洛水分界，石门已经深入秦境七十多公里，魏军显然是轻敌冒进而致败的。另一说石门在今山西运城西南，则是秦军已经打到了魏国的河东。以当时的情势论，似乎前一说较为合理。
[←26]
本篇中《商君书》的译文，主要参考张觉译注的《商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
[←27]
汉文帝有一回想修一个高台，找工匠来计算工程开支。工匠说大概是一百金。汉文帝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
[←28]
《论语•子路》：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29]
每人还是种一百亩地，这个没变，但每亩地原来是一百步，商鞅变成了二百四十步。陌是亩和亩之间的小路，阡是百亩和百亩之间的小路，所谓“开阡陌”者，开是拓展的意思。
[←30]
春秋时代，东方的诸夏，即有“初税亩”之类的经济改革，但其模式与商鞅变法其实有很大的不同。那是农民主动垦荒，然后政府加以追认；秦则是农民并无作为，政府勒令其垦荒。
[←31]
《秦律杂抄•牛马课》：“牛大牝十，其六毋子，赀啬夫、佐各一盾。”
[←32]
齐威王曾跟梁惠王炫耀：“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大意是，我派一个叫黔夫的官员守徐州，于是燕国、赵国都害怕我们齐国去攻打他（齐国要伐燕，则兵出北门；要伐赵，则兵出西门。所以燕、赵的人要祭拜齐国的北门或西门），他们的百姓，搬家到齐国来追随我们齐国领导的，有七千多家。而梁惠王又曾对孟子抱怨说：“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大意是，我对国家是很尽心的。河内闹了灾荒，就把老百姓迁到河东去，把粮食运到河内来。河东闹了灾荒，也是一样。我看邻国的政策，没有像我这样用心为民的。但邻国人民没减少，我国人口没增加，这是为什么呀？看来，梁惠王自以为魏国政策好，就觉得外国人口涌入魏国是理所当然的事，人没来，他就委屈了。可喜欢哪国的政策就做哪国的老百姓，当时本来是常态。
[←33]
《商君书•垦令》第三条说：“民……无外交，则国安不殆。”所谓外交，就是和外国人交往的意思。与其他各国都在积极争人口不一样，秦国的征伐，往往是要地不要人的。如秦惠文君八年，“伐曲沃，尽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樗里子列传》）。十三年，“使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秦本纪》）。秦昭襄王二十年，“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秦本纪》）。西嶋定生分析说，很可能是秦政府不想让秦人与其他国家的人多接触，以避免他们受东方思想和生活方式侵蚀。
[←34]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观念，商鞅是绝对没有的。此点拿那个经常被用来当作商鞅执法严明的案例来看，一目了然。秦太子犯法，商鞅的处理办法是：“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最后在太子的师、傅身上动刑了事。这只能算不避贵幸（仍属于打击贵族的范畴），绝非真有意限制君权。
[←35]
说到秦法对老百姓的态度，还可以看《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写到的一件事：“秦大饥，应侯请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枣栗，足以活民，请发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今发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夫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一曰：‘令发五苑之就、蔬、枣、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与无功争取也。夫生而乱，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释之。’”秦国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大臣请求打开王家的苑囿，让老百姓摘取其中的果实，得一条活路。秦王竟反驳说，赈济灾民，是使老百姓无功受赏，这是通往动乱的道路。与其给老百姓活路而导致国家动乱，不如死掉一批保持国家稳定。
[←36]
《商君书•境内》中对一支军队要砍下多少颗人头才能“盈论”（即达标），有非常细致周密的规定。如不能盈论，则有相应的惩罚措施。如：军中每五人设一屯长，每百人设一将官，如果这个团队没有在战场上斩获人头，那么屯长和将官自己将被斩首。
[←37]
一般认为，《管子》是战国时代齐国学者的论文汇编。这书里的观点五花八门，其中也不乏和商鞅所见略同的。
[←38]
“战国时代”这个提法是后来才出现的，好战的国家，是“战国”的本意。
[←39]
这里对青州州名的解说，引自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下同。有些解说其实是不靠谱的，不过挺有意思，不妨一听。
[←40]
黄河进入今天的河南省境后，偏东北流向，构成了一个夹角，夹角内的地区叫河内。
[←41]
河南跟河内相对（因此也叫河外），大体指今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
[←42]
这里的河东大体是指黄淮之间的地方。但河东的这个用法非常冷门，一般史料上说河东，都是指的山西西南部。
[←43]
古扬州范围很大，包括今天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五省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湖北省的一部分。
[←44]
无强伐楚，面对的到底是哪个楚王，学界是有争议的。这里仍照《史记》的说法说是楚威王。但现在学者往往认为，当是楚怀王。详见下一章。
[←45]
《韩非子•说林下》里也提到了越国割地给楚国的事。不过他不认为是勾践慷慨，而是以为越国“豪士死，锐卒尽，大甲伤”，实在打不过楚国了，不得不割。
[←46]
《史记•货殖列传》里引用频率极高的一段话：“地势饶食，无饥谨之患，以故呰寙（苟且懒惰的意思）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47]
这事见《吴越春秋》的佚文：“独女山者，诸寡妇女淫佚犯过，皆输此山上。越王将伐吴，其士有忧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吴越春秋》这书的性质，类似于《三国演义》。不过倘使《三国志》及各类史料统统失传，《三国演义》也就不得不被当作了解三国历史的重要材料了。越地的风俗本不同于中原，这事并非不可想象。
[←48]
会稽刻石云：“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寄豭是配种的公猪，用来比喻睡了别人老婆的男人），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
[←49]
勾践是身上堆满了传说，以致难以辨明本来面目的人物。《吴越春秋》里有个著名的细节：夫差生病，勾践于是主动尝了吴王的屎尿，然后根据屎尿的味道，预祝夫差一定会痊愈。
[←50]
马克斯•韦伯的著名论断：“近代官署的管理，是以书面文书（’文件’）为基础的；这些文书以其原始的形式保存下来。这样就有了一批秘书和各种各样的文书。忙碌于’公共’办事场所中的官员们，再加上各类物质手段和文件，就构成了一个’官署’。”转引自《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阎步克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3-34页。
[←51]
楚国的官制没有相国，应该是指楚国的令尹。
[←52]
不光是著名的伍子胥，单单是太子母亲的娘家人，能量就很大，他们给吴国做内应，直接导致了楚国的居巢、钟离失守。后来伍子胥在吴国的死对头伯嚭，曾与伍子胥同病相怜，他也是楚国流亡过去的太子党，把楚平王掘墓鞭尸，是俩人的合作项目。
[←53]
比如说，《史记》记录了秦孝公八年（公元前354年），秦攻取了魏的少梁，也记录了秦惠文王十年（公元前328年），魏献少梁等地给秦。则是这两件事之间，必然还有个魏收复少梁的事，但这一点，史书上就不写了。
[←54]
一般说合纵，当然是以苏秦为代表人物的。但苏秦这人，可疑的地方很多。据《战国策》，秦孝公时代（公元前361年-前338年），苏秦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但直到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后，还可以看见苏秦在列国间为合纵奔走的身影。照这样，苏秦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时间，至少长达八十年。
司马迁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也就是说，《战国策》中的苏秦，完全符合文艺理论中“典型人物”的定义：杂取种种人，合成这一个。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不是历史。
《史记》为了解决这种自相矛盾，把苏秦之死定在燕王哙的时候，再往后的那些游说故事，主人公则成了苏秦的弟弟苏代、苏厉或者根本不相干的其他人了。
司马迁这么划分，大概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依据。只不过苏秦是合纵家的巨擘，而张仪执连横家的牛耳，把他俩设定为同时代的人，然后双峰并峙，彼此间再有诸多的恩怨纠葛，故事更精彩。也就是说，司马迁选择了更吸引人的材料，而不是更可靠的。
学者们很早就发现，苏秦挂六国相印，吓得秦惠文王时代的“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这个说法几乎跟其他一切相关记载矛盾。而齐湣王时代苏秦活动的内容，《战国策》的记录虽然只是些零碎的片段，却可以融合无间地放到历史背景里去。因此不少人都推测，苏秦其实是齐湣王时代的人。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里，发现了一部性质类似于《战国策》的帛书，里面写到很多苏秦的言行，是传世的书中从没有见过的。而这些内容具体详密，不大可能是编织出来的故事。由这部帛书（整理者起名叫《战国纵横家书》），大致可以断定，上面那个推测无误，苏秦是燕昭王派到齐湣王身边的一个间谍。
这也就意味着，《史记》里把苏秦活动的年代提前了几十年，《苏秦列传》的内容，十之八九都是错的。如果说，《张仪列传》很大程度上只是历史小说，那《苏秦列传》则简直像穿越小说了。
真正与张仪同时代的合纵代表人物，是公孙衍。《孟子》里写到，有人跑到孟子面前夸说纵横家的荣耀，就是把公孙衍和张仪相提并论，说他俩算得上“大丈夫”，可以“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其实这个例子也从侧面证明了，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天下有个苏秦。
[←55]
《战国策•秦策二》：“齐助楚攻秦，取曲沃。”
[←56]
考古学家至今也没发现咸阳的城墙。为此学者们众说纷纭，其中一种观点，就是咸阳城本来就没有城墙。
[←57]
可以参看著名的“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
[←58]
我对《离骚》《九歌》的印象，就是惊人的华丽细腻和多愁善感，文笔和情绪都极端的女性化，随时可能哭得涕泗滂沱浑身荡漾。文学才华是一回事，行政和带兵的能力显然是另一回事。当然没有切实的证据证明屈原行或者不行，但这种气质是否适合掌握军政大权，我是存疑的。
[←59]
史念海先生对《史记•六国年表》做的统计：战国时楚伐齐两次，伐魏两次，伐秦、燕、韩各一次。而秦伐楚达十二次，魏伐楚五次，韩伐楚也有三次。当然，六国表记录的数据，是很不完全的，不过攻防比重，大体可见。
[←60]
我手边有一本高至喜先生的《楚文化的南渐》（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此书的第二章第二节是《春秋时期楚人大举南进》，第三节则是《战国时期楚人席卷江南》。光看题目，似乎从春秋到战国只是量变。但实际上，“席卷江南”写了将近两百页，“大举南进”则不到五十页就把话说完了，并且其中提到的有些文化遗址是否属于楚文化，还有比较大的争议。
[←61]
类似的例子还有：
公元前701年，汉水流域的一些小国联合起来，有向楚军发动进攻的迹象。楚将斗廉（斗氏是楚国大贵族之一）提议先下手为强。主将屈瑕对此有些犹豫，认为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应该先向楚王请示一下。斗廉却说：“师克在和，不在众……成军以出，又何济焉？”既不请示楚王，也不卜问神明，楚军就断然出击。这次自作主张的军事行动取得了大胜。公元前690年，楚国讨伐随国。进军途中，楚武王去世。但他的将军们并不因此退兵，反而秘不发丧，继续前进，最终以楚王的名义进入了随国，使其屈服。
公元前675年，楚文王对外战争失败，看守郢都城门的鬻拳（此人是楚国先祖鬻熊之后，也是楚国贵族），拒绝让他进城。楚文王无奈，重新出兵打败了黄国，才又踏上归途。
[←62]
不过河西这条路，当时一定是保持畅通的。因此西城各国都知道有个秦国。英语里称中国为“China”是因为秦，但绝非二世而亡的秦帝国有多大的“余威震于殊俗”，而是因为春秋战国几百年来，西域国家能接触到的，只有一个秦国。
[←63]
“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这在当时差不多是共识。墨子跟楚惠王是这么说的，吴起跟楚悼王还是这么说的。
[←64]
商纣有臣子叫飞廉，飞廉的儿子恶来是秦的祖先，另一个儿子季胜则是赵的祖先。《秦本纪》说：“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但实际上造父是季胜之后，和秦的关系有点远，秦自居造父之后，是想冒充“我祖上也很阔”。
[←65]
这在古代是正常现象。如西汉时，四川、江西、湖南等地均已纳入王朝版图，但关中、河南的人则可能拿出一副傲慢的嘴脸来：凭你也算中国？到明朝，江西、湖南当然算中国了，但他们看云贵地区的人，那态度多半也会赵老太爷起来。
[←66]
狄与翟，这两个字可以同音互通。据《史记•赵世家》说，赵国的先祖赵简子有一回进入假死状态，在这个状态里，他见到了上帝（当然是中国人的上帝，跟耶和华没关系），遭遇了很多有象征意味的事，其中之一，是上帝说要把一只翟犬送给他的儿子（即赵襄子）。醒来后，有人跟赵简子阐释这些怪事的伟大意义，认为“翟犬者，代之先也”，送翟犬给赵襄子，就意味着赵襄子将灭代。
[←67]
《史记》和《战国策》写赵武灵王和肥义的对话，都提到“计胡、翟（狄）之利”的话。不少书都把这句理解为消灭胡人而获益。实际从赵武灵王的举措看，引用胡人而获益，他是一样重视的。赵武灵王十九年，“胡服招骑射”（注意“招”字）；二十年，“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代地的相赵固主管胡人的事务，招致他们的军队）;二十一年攻打中山国时，“赵希并将胡、代”；惠文王二年，“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凡此种种，都是明显的例证。
[←68]
公子成的年纪似乎比赵武灵王要小，大概是赵武灵王之弟。赵武灵王称他为“叔”，是按伯仲叔季的排行称呼，等于喊“老三”，而并不是叔父的意思（徐中舒先生的说法）。
[←69]
《赵世家》说他即位时“少，未能听政”，大概还不满二十岁，此时也不过就过去三十一年，其实也不是很老。
[←70]
除了赵惠文王赵何之外，至少还有个平阳君赵豹。此外，平原君赵胜和一个公主可能也是吴娃所生。
[←71]
司马迁写六国的历史，一般只有秦国方面的记载和一些策士游谈（后来编成《战国策》）可以利用，而没有该国的史料做依据，但赵国的情况似乎有点儿例外。《魏世家》《田世家》里常见编年错乱、语焉不详的现象，《赵世家》这种问题就要少得多，恰恰相反，它的问题是有很多美化（甚至神化）赵国创业发展史的内容。前一个问题显然是史料残缺导致的，后者则很像是本国史官的谀辞。有学者推测，可能是秦始皇烧六国史时，赵国这份没烧干净，所以司马迁写《赵世家》时可利用的材料要多一些。
[←72]
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写过一篇《假如齐国统一了天下》，大意是如果这样，整个中国的发展轨迹，可能都会很不同。可以参看，当然，我没那么乐观。
[←73]
田完字敬仲，因此《史记》里写田齐历史的那篇，叫《田敬仲完世家》。但一般书里提到这篇，都不说这个啰嗦名字，而是简称《田齐世家》或者《田世家》。
[←74]
了不起、出色之意。
[←75]
黄帝取代神农氏，不是用暴力推翻人家，而是人心归附，自然取代；舜取代尧的儿子丹朱，也是人心归附，自然取代，田氏代齐，据说还是人心归附，自然取代；现在王莽做了安汉公，颂德献符的遍及天下，当然也到了人心归附，自然取代汉朝的时候了。
[←76]
古人姓和氏是两回事。国、高、崔都是氏，但他们姓姜。我们今天说的姓，那时都是氏。
[←77]
豆是容器，用于盛肉或者其他食物，形状像高脚盘。
[←78]
田完小时候，有个周朝的史官为他用《周易》算了一卦，说：“这孩子将来能发达，但是不是在陈国发达，得到外国去；不是他自己发达，是他的子孙才能发达。外国多了，去哪儿呢？得到一个姜姓国家。”
[←79]
但不能因为孟子是小骂大帮忙，就否认齐宣王的开明。可以提出作为比较的，是汉景帝的例子。
两个学者在汉景帝面前讨论汤武革命的问题。一个叫黄生的说，别说什么商汤、周武王得天命而诛桀纣，那就是扯，说穿了就是以臣弑君。另一个学者辕固，是个从齐国来的儒生，观点近于孟子一派，他认为民意就是天命，顺从民意杀桀纣理所当然。于是黄生打了个比方反驳说：帽子再旧，也是头上戴的，鞋子再新，也是脚上穿的。君臣关系，总之不能颠倒。辕固则拿本朝的开国皇帝说事：“要按照你的理论，咱们高皇帝取代秦朝而登上天子之位，也是错的吗？”
汉景帝听到这里听不下去了，宣布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吃肉不吃马肝，一样可以做美食家；你们这些读书人不谈汤武受命，也没人拿你们当笨蛋。古人以为马肝是有毒的，所以景帝这话暗藏的意思是，你们要是再鼓吹革命，当心误了卿卿性命。显然，景帝不能支持辕固（那等于承认造反有理），也不能支持黄生（那汉朝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所以宣布不争论。搁置无法面对的问题，是政治家的惯技，齐宣王没来这一手，还是很不容易的（当然，高明的政客会鄙视他蠢）。
[←80]
其实他们之间还有个被弑的田侯剡,没算在法统内，所以没有谥号。田侯剡在位计九年，司马迁似乎不知道这个人存在，所以写《田齐世家》的时候，把这九年漏算了，因此导致了一连串的纪年错误。
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现在一般的观点：齐威王在位三十七年，即公元前356年-前320年；齐宣王在位十九年，即公元前319年-前301年；齐湣王在位十七年，即公元前300年-前284年。齐湣王往后到秦统一，已经不过六十多年。司马迁可以找到的资料大概也多了些，因此这部分《史记》的纪年大致可靠。
[←81]
详见下一章。
[←82]
《春申君列传》说，有个叫李园的，把自己的妹妹献给春申君。这个女人怀孕后，春申君又把她献给了楚考烈王，希望将来这个冒牌王子生出来即位，自己好继续掌权。后来考烈王去世，李园抢先埋伏下死士，剌死了春申君。显然，这个故事和吕不韦是秦始皇他爸的故事非常像，充满了很“三俗”的想象力，真实性是很可怀疑的。
[←83]
齐国没有郡，县倒是有的。不过齐县的概念较别国不同，似乎仅仅是村落，所以会出现国君赏赐大臣，一出手就是几百个县的情况。
[←84]
当然，即使是秦国，“远交近攻”这四个字，也要到范雎出现才明确提出。但实际上，秦国远交近攻战略的实践，远在概念提出之前。
[←85]
很多学者都据《孟子》里的相关内容反驳这条记载，其实即使据《孟子》里的记录，也多少令人觉得，孟子是主张齐国伐燕的。
《孟子》里的说法是，齐国一个大臣叫沈同的，以私人身份去问孟子，燕国可不可以打。孟子说，可以，太可以了，然后讲了一通燕国必须被讨伐的道理。过了一阵（可能是齐在燕国的驻军已经混不下去的时候），又有人问孟子，劝齐王打燕国的，到底是不是你。孟子回答说：
“没有啊，沈同只问燕国可不可以讨伐，又没问谁可以去讨伐燕国。我自然也就只回答说燕国可以被讨伐，又没说齐国可以去讨伐。”
孟子的这段绕口令，说得逻辑很缜密，但确实也有点像是事后推卸责任。强调沈同的私人身份，是表明自己的话，不应对齐国的政治决策负责。但无论如何，孟子身在齐国，沈同又是齐国大臣，如果孟子本意就是觉得燕国可伐而不该由齐来伐，应该当时就跟沈同说清楚。
孟子还有一段解释，看来就是阐释所谓“文武之时”的。文、武之时其实是两个概念而不是一个概念。打燕国而燕国人不乐意，这是文之时，因为周文王有实力伐纣而没伐；打燕国而燕国人乐意，这叫武之时，因为周武王伐纣，商朝人开心得就像迎来了大救星。
这也像是在为自己开脱辩解，意思是虽然我当初说了此刻伐燕是文武之时，但并不等于鼓动你去打。孟子可敬的言行有很多，但这事儿上，他确实太像是在耍滑头了。
[←86]
孟子聊到陈仲的时候，陈仲还是青壮年，而到赵威后和齐使发生这段对话的时代，陈仲大概已经过了八十岁。可见已经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并没谁干涉他。
[←87]
《史记》里有一篇《司马穰苴列传》，传主是春秋时代齐景公时候的人。那这里出现的司马穰苴到底是怎么回事，历来众说纷纭。不过，列传中所描写的齐国与燕国间的大战，要说是发生在齐景公时代，却在《左传》里一点见不到痕迹（这样的大事，《左传》不载是说不过去的），因此颇显可疑，反倒是与齐湣王时的情形比较符合。宋代苏辙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历代学者论述颇详，因此，认为《战国策》中这一段不误而《史记》却搞错了，也是很有影响的一种观点。
[←88]
《战国策•秦策三》：“淖齿管齐之权，缩湣王之筋，县之庙梁,宿昔而死。”
[←89]
二十多年后，赵军在长平战败，被屠杀了四十多万人，燕国想趁机捡个便宜，发兵攻赵。结果赵国组织了一下残兵败将（可能有相当比例的童子军），就把燕国打得落花流水，燕国只好割地求和。
[←90]
这种情况在《史记》中当然是很常见的，只不过在《燕世家》的前一半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91]
燕王哙的“苦身以忧民”，孟子没有直接评论过，但不赞成也是肯定的。君主要不要亲自下地干活，孟子跟农家弟子（农家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墨家旁支）有过专门的辩论，并在辩论中提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著名主张。他也不认为国君需要吃苦，你可以寻开心，只要“与民同乐”就可以了。
[←92]
贵族又有广狭二义。广义，则自天子以下直到士人都是贵族，狭义的贵族，则专指卿大夫阶层。这里用狭义。
[←93]
这是《赵世家》的说法，《六国年表》认为在下一年，《白起列传》则认为在又下一年，即长平决战之年。也就是说，《史记》在三个地方提供了三种不同的说法。由于赵国接收上党可能已经是在年底，所以前两种说法很容易调和，就是赵王命廉颇进驻长平，时间是在公元前262年，而完成进驻，则已到了公元前261年。如果采用《白起王翦列传》的说法，则赵国是败于懈怠，明知接收上党会激怒秦国而不预做准备，致使仓促应战。双方交锋仅六月而非三年，赵军即已完败。
[←94]
《商君书•徕民》中介绍“王吏”们的观点：“三晋之所以弱者，民务乐而复爵轻也；秦之所以强者，民务苦而复爵重也。”复是免税，爵是赐爵。这话是说，赵魏韩轻易就给老百姓免税赐爵，这是它们衰弱的原因；而秦国对此则是很慎重的，这是秦国强大的原因。
[←95]
这次赐爵是给整个秦国百姓还是仅限于河内郡，学界有争议，个人倾向于后一说。以当时关中饥荒，秦才不得不动员统治还不稳固的河内，故给予特别优待。
[←96]
汉代有一个相当流行的故事，说白起派了一个叫卫先生的人，去找秦昭襄王要求增拨军粮，这人给范雎害死了，但是“其精诚上达于天，太白为之蚀昴”（见《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及王充的《论衡》等）。二十八宿中的昴宿，正当赵国的分野，太白金星则是干戈之象，这是上天昭示，应该向赵国用兵。据天文学家的研究，公元前260年前后，金星确实与昴宿接近，这个“天变”，并非捏造。
[←97]
其实，即使赵军总数确实达四十五万人，以之前战况之激烈，这时赵军已经不大可能还有四十万了。
[←98]
《剑桥战争史》，［美］杰弗里•帕克等著，傅景川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页。
[←99]
《帝国的政治体系》，［美］S.N.艾森斯塔得著，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页。
[←100]
《过秦论》三篇，上篇最有名，各种教材里经常选。其实那篇写得最夸张，中篇、下篇才是真的在谈问题。像这里，谈地利之后，接下来就提出秦末天下大乱时，秦如果采取收缩防守的策略，虽然不能维持统一，但至少“秦地可以全有”。又如贾谊总体上是反对封建制度的，但却主张秦二世实行封建，认为当时的情势下，这对安抚人心有用。这都是他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处。
[←10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转引自［英］佩里•安德森著，《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102]
战国时代，周天子手里仅剩的小小王畿，又分裂成两个部分。东边部分在巩（今天的河南巩义市），叫东周，归东周君管；西边部分在王城（今天的河南洛阳市西）一带，叫西周，归西周君管。这句里的西周，就是指此，而与昔日辉煌的西周王朝没有关系。周天子这时实际上已经连王畿也管不了了，只是依附于西周君讨生活而已。
[←103]
本年表主要收录本书所涉大事，参考冯君实主编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以及杨宽著的《战国史》附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后记这是最后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