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齐国往事不如烟
第八章 齐国往事不如烟[72]
国君姓田以后的齐国，往往也被称为田齐。
西汉末，王莽就自称是末代田齐国君田建的后代。于是往上数：取代姜太公的后代之前，田氏本是齐国的大夫；而跑到齐国来做大夫的田氏始祖田完73，则本是陈国的公子；陈国是小国，但往上追溯，老祖宗却着实是个奢遮74人物，乃是大名鼎鼎的圣君兼孝子舜；而舜，又是黄帝之后。
于是，王莽也就是黄帝之后了。顾颉刚先生评价王莽的这段家谱：陈侯、齐王，仅是诸侯，没什么大关系；至黄帝与舜，则都是有天下的。王莽为两代圣帝的子孙，甚足引为自己的光宠也。
其实，王莽认祖宗认到田齐，还是颇有点关系的，更见得这个家族祖祖辈辈都是用和平手段，接手人家政权的。这也是在为王莽自己当皇帝找历史依据造舆论75。
看王莽篡汉和田氏代齐所用的手法，很多地方他们也真像是一家人。
第一个策略是低调。汉成帝以来，外戚王氏专权好多年，王莽年轻时在王家子弟里，正是以谦冲下己、生活俭朴、遵纪守法著称的。田氏家族在齐桓公时代迁到齐国来，早年也绝不显山露水。齐国倒没有像晋国这样刻意打击公族，国、高、崔这几家有权有势的大夫，祖辈论起来，也都是姓姜的76。这几大家族都有专权的经验，但他们一个个飞扬跋扈，结果是全败俱伤，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田氏很自然地就顶上了。
然后是结交士人。王莽本身好读书，更看重跟儒生们的交往，他把自己的车马、衣物、皮裘周济给门下宾客，自己却家无余财，于是天下士人都说王莽的好话，到最后于王莽当皇帝的事，他们显得比王莽自己还着急。田氏对士人有多好，也有些故事到处流传：
比如往外借粮食时用大斗量，人家还的时候却用小斗。
比如杀一头牛，自己只取两豆肉77，别的，士人们分。
最夸张的是，据说为了吸引人才，田成子选了好多高挑的美女，然后把自己家后院大门打开，欢迎你来，那意思是，你看上我们家哪个女人，就让她陪你睡罢。结果到田成子去世时，他家光是小男孩就生了七十多个。
这条是《史记》记下来的，后来学者好多人怀疑，觉得这也未免太夸张了。但其实按那时齐国的风俗，这倒也未必不可能是事实。王莽也在女人上面做过文章，不过西汉末风气没这么开放，故事就很不刺激了：王莽曾私下买了一个婢女，别人都奇怪他这么保守的人怎么也进行这种消费。王莽辩解说：“某某将军没有儿子，从相法上看，这个女子很能生的样子。”当天就把这婢女给人奉送了过去。
结交士人的目的，一是让他们出谋划策，二来自然是让他们制造舆论——这些笔杆子动手打架不行，说话是真有人信。而所谓民意，其实很多时候也只有通过这些笔杆子来体现。至于人民自己，倒是马克思所谓的“布袋里的土豆”，无从表达自己的。
据说，为了证明王莽当皇帝的合理性，西汉末的头号学者刘歆几乎是伪造了整个中国古代史系统；而那个“田氏代齐”的谶语78，当然不会是田完时代早就有的（那田完到齐国就是找死），只能是田氏已经在齐国得势之后编造出来，并由士人们带头扩散传播的。
诸如此类的宣传效果，大概确实是好的。据说齐国的老百姓，对田氏“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而姜齐的末代国君齐康公，则被成功地塑造为沉湎酒色、不理朝政的典型的亡国之君形象。
大概正是因为士人们在自己登上国君宝座的征途上立的功劳很大，田家成功上位之后，就对士人们很优待，开办了社科院，发放丰厚的津贴和科研经费，让知识分子讨论他们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而士人跟国君说话，则往往很不客气。孟子见齐宣王，老爱跟他讲民贵君轻，暴君可以打倒，民心决定成败的道理，齐宣王一般就傻呵呵地听着，就算生气，也不发飙。细想起来，齐宣王之所以对这些很容忍，一方面说明了这位国君比较开明，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因为这等于是在论证田氏取代姜氏的合理性，属于小骂大帮忙的性质79。
当然，有一个工作是田家人要用心做而王莽犯不着的。分裂时代，田家要把齐国国君踢开，得考虑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好在，弱国好收买，而大国的大夫们往往想干同样的事，田氏也就不难得到国外的支持。晋国好几家大夫都和他关系不错，最后，田家的诸侯地位能得到周天子认可，也多亏了魏国从中牵线。
这样，国内国外的阻力，就都排除得差不多了。所以当田氏迈出最后一步，自己当上国君的时候，相对比较风平浪静。流血当然总是少不了的，但比之三家分晋的厮杀血拼，就透出平稳过渡的范儿来了。
打头两位田齐的国君，一个谥号是齐太公，一个谥号是齐桓公80，这是对其前身的模仿秀。显然，姜姓齐国再也找不出第三个国君，可以和太公姜尚或桓公姜小白相提并论了。于是，田齐的第三位国君不再模仿，走上了一条前无古人的路。
他称王了，这也就是齐威王。《史记》说，齐威王的时代，齐国是很强大的。“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这个说法略有夸张，但大致不离谱。齐威王四年（公元前353年）的桂陵之战和十六年（公元前341年）的马陵之战，齐国两次在魏国背后捅刀子。桂陵之战后魏国国力还强，很快组织反击打败了齐国军队，但马陵一役，魏国主力却被歼灭，大将、太子或被擒，或阵亡，真正元气大伤。
之后，处于四战之地的魏国在秦、齐、楚、赵等国的围攻下，一蹶不振，失去了霸主地位。而此时变法不久的秦国，崛起势头还没有充分展现，齐国确实处于领袖群伦的地位。
齐宣王时代，是齐国稷下之学的鼎盛期，至今文化人谈到这一段还特来劲。军事上，齐宣王也有所表现，最大的武功，就是趁燕王哙搞禅让导致国内动乱的时候81，五十天之内把燕国打了下来。不过之后燕国民间反齐的力量太活跃，国际社会又出面干涉，齐国只好把已经吞下去的燕国吐了出来。
齐湣王在位的前面十五年，是齐国扩张势头最猛的时候。齐湣王五年（公元前296年），齐、韩、魏三国的联军，打进了函谷关，逼得秦昭襄王割地求和。这时候，齐国的风头，是要盖过秦国的。
湣王十三年（公元前288年），秦国约齐国一起称帝。
“帝”这个称呼，本来是专指上帝、天帝，不用来称呼人间的君主，秦国想把这个称呼拿过来，体现自己的尊贵，但不敢单干，只能约齐国一起。你叫东帝，我叫西帝，咱们齐秦两国，要高其余列国一等。齐湣王起初听从了，但不久嫌这个举动过于招摇，又主动把帝号去了。秦国得了消息，赶紧也撤去帝号。
齐湣王十五年（公元前286年），是他事业的顶点，他起兵灭了宋国。但齐湣王的辉煌，也就到此为止。因为接下来上演的，就是燕昭王用乐毅，下齐七十余城的故事。齐国首都临淄失守，湣王流亡到莒城，不久后在一次政变中被杀。
齐湣王的失败，看起来非常突然。但即使我这样一个深信历史很多时候由偶然性推动的人也坚信：这事儿不是碰巧，有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温习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先说《冯谖客孟尝君》。一个叫冯谖的人，穷得养不活自己，到孟尝君门下混饭吃。一次，孟尝君要派人到自己的封地薛国去收债，冯谖便主动跟孟尝君请缨。但到了薛国之后，冯谖却假传孟尝君的命令，把债券全部烧了。事后，冯谖跟孟尝君讲自己这么做的道理：“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窃以为君市义。”
我出发前您跟我说：“看我家缺啥，你就买点儿啥。”我暗地里一琢磨，珍宝、名犬、宝马、美女您都有富余，就是有点儿缺德，于是我就给您投资做慈善了。
孟尝君开始还不大高兴，但不久后他被齐湣王赶出朝廷，就发现冯谖这么做是有道理的。他车驾距离薛地还有一百多里地，薛地的老百姓就“扶老携幼，迎君道中”。
冯谖又跟孟尝君说：“狡兔有三窟，薛地才是一窟，我再给您开挖另外两个。”于是跑到魏国去为孟尝君炒作，促使魏王要拿“金千斤，车百乘”聘请孟尝君为相。齐湣王因之感到压力，就把孟尝君迎回齐国当宰相。冯谖又跟孟尝君建议：“愿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
这个要求的功效何在，今天的人未必容易明白，所以需要解释一下。“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这一来，薛就成了齐国一个都市级别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薛本来地理位置比较尴尬，它是齐国领±,但跟齐国本土之间隔着鲁国，向南却和楚国接境。楚国攻薛很容易，而齐国把薛丢掉，则完全可以只当是大树修枝，无关痛痒。有了宗庙之后，孟尝君就可以借此来要挟齐王。果然，一次楚国攻薛，孟尝君托人跟齐王暗示了一下“先君之庙在焉”，齐王就不得不立刻出兵救援了（《齐策三•孟尝君在薛》）。
由此看来，孟尝君号称经营三窟，但真正的关健，还是薛地的兴废。《史记》里更是说，到齐襄王的时候，孟尝君凭着薛地，“中立于诸侯，无所属”。就从这一点看，孟尝君和战国四公子中的其余三位，大不相同。
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魏国的信陵君无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并称战国四公子。而《史记》讲平原、信陵、春申三位公子的故事，对他们如何经营自己的封地，就没怎么涉及。四公子中功业最大的信陵君，今天甚至没法考证出他的封地到底在什么地方。此外，那三位公子还有些明显的共性，也是孟尝君所不具备的。
先看平原君。赵王对平原君始终信任，因此平原君也就不断对赵国发挥着或好或坏的影响。和孟尝君一样，此人生活是很腐化的，到赵国生死存亡的关头，邯郸老百姓已到炊骨易子而食的关头，他仍然“后宫以百数，婢妾被绮毅，余粱肉……器物钟磬自若”。这时有人提醒他说：“使秦破赵，君安得有此？使赵得全，君何患无有？”
这位请平原君掏腰包改善一下军队生活。一番话说得平原君很紧张，赶紧照办。可见他很清楚，“赵亡则胜为虏”，赵国一完，我赵胜也得跟着完。平原君的命运，是和赵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信陵君似乎在四公子中才华最大，品格最高，他一生最大的功业，是解邯郸之围和率领五国联军在河外大破秦军。而这两件事之所以能做到，前者首先是靠偷到了魏王调兵的虎符，后者则是因为魏王给了他任命。事实上，他一生起起落落，完全取决于魏王对他是否信任，不信任，他也就只能以醇酒妇人而终了。
信陵君在赵国期间，一度是想丢开魏国不管的，这时有人劝他：“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话没说完，无忌公子赶紧备车回国救魏。
楚考烈王还是太子的时候，春申君黄歇曾帮助他逃出了秦国。后来春申君能在楚国得势，这是根本原因。相楚期间，春申君日夜担忧的，也就是失去楚王的宠信，所以考烈王生不出儿子，他就忧心如焚了。《史记》所写春申君的结局，那故事诚然近于小说82。但下面的这番话，却着实可见其处境：
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余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则楚更立君后，亦各贵其故所亲，君又安得长有宠乎？非徒然也，君贵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
一旦失去楚王的庇护，他就一无所有。
总之，平原、信陵、春申三公子的权势，似乎都来自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他们的个人命运，也和自己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回头还看孟尝君，差异就显出来了。在齐国政府中被边缘化，对孟尝君有一定影响，但并非致命打击。有时候，齐国倒霉，对孟尝君来说甚至是机遇。导致齐湣王垮台，齐国几乎覆灭的那次各国联合攻齐，孟尝君很可能就是策划人之_。有此差异，当然可以从个人品德的角度去理解，但很大程度上，恐怕还是齐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于其余各国的缘故。
也许可以这么说：其余三位公子已经差不多是中央集权模式下的权臣，权力再大，对王权也有很强的依附性，跟霍光、王安石、张居正等同类；孟尝君则还有点西周旧社会里封建贵族的意味，跟郑国的共叔段、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更有可比性。
田氏代齐流血不多，但正因如此，对齐国的旧体制也就没有根本触动。齐威王以来的改革虽多，但深度是不如其余各国的，因此齐国封建贵族政体的尾巴割得最不干净。齐威王早年曾不理政事，但齐国政府照常运转，可见君主之外还有相当强势的政治力量；孟子跟齐宣王说“不得罪于巨室”，大概也不是空谈，齐国确实还比较多独立于君主权力之外的大贵族，这一点在诸侯亡秦、楚汉相争的时候表现得特别明显。那时齐地最强大的势力，是田脩、田荣、田横兄弟这一伙，他们是田齐的宗室，跟齐王的关系却已经比较疏远。项羽想扶植末代齐王田建的后人跟他们对抗，但完全不是对手。
战国时代，齐国是唯一没有实行郡县制的国家83，而有一个所谓的五都制。临淄固然是首都，但此外还有平陆、高唐、即墨、莒四个都城。五都制的情形今天无法考据得很清楚，大概，比之封建制属于集权，较之郡县制则该算分权，可以认为是封建和郡县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
齐国国内政治体制旧，齐国的对外政策，思维大体也陈旧。
鲁仲连讲过齐威王的一件轶事：“昔者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居岁余，周烈王崩，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簿之臣因齐后至，则斮。’齐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为天下笑。”
齐威王率领天下诸侯去朝见周天子，这显然是在模仿齐桓公。可惜周王室实在太不识趣，已经沦落到“贫且微”的境地，威风却大。周烈王去世,齐国奔丧去晚了，新即位的周显王大怒，派了个使者到齐国去报丧：“天崩地陷，天子守丧睡在草席上。东方藩国的臣子田因齐（齐威王的名字）迟到了，应该砍头！”齐威王没想到竟得了这待遇，于是他骂了句粗话（“而母婢”者，你妈妈是婢女的意思）。
于是整件事，就给弄成了一个笑话。
以我们后人的眼光看（后人仗着距离感，在大局观上很容易占便宜），就算齐威王和周王室相处融洽，对齐国的发展也不会有多大的积极效果。毕竟，战国时代的格局，与春秋时已经完全两样，天子残存的威信也消耗殆尽。就是说，这事儿即使没有像这样当场弄成笑话，早晚也是个笑话。但齐王学习齐桓公的热情，并没有因此受到打击。威王去世，儿子仍然继承父亲的遗志。孟子见齐宣王，齐宣王开口就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所谓齐桓、晋文之事，当然还是要尊奉天子，称霸诸侯。而所谓称霸诸侯者，也就是怎么当诸侯当中的老大，让各国都崇拜、追随你。换句话说，就是这些国家都还存在，并没有变成齐国领土的一部分。
对这个问题，孟子没直接回答，反而东拉西扯说些琐事，调动齐宣王的情绪。俩人聊得入港，孟子开始猜测齐宣王的“大欲”，也就是人生目标是什么：“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
这个推测，齐宣王是默认了的。那么，注意“朝秦楚”三个字，齐宣王希望做到秦王、楚王都来朝见自己，但是把秦国、楚国给灭了，他也没想到。
总而言之，就是齐宣王脑子里，还没有扫平六国、统一天下这根弦儿。争霸战争的思路和兼并统一战争的思路，战略步骤完全相反。统一是远交近攻，先把邻近国家吃掉再说，慢慢再滚雪球似的越做越大；争霸却是远攻近交，我要保障和我同盟的国家（往往也就是周边国家）的安全，不但我不打它，而且不让远处的国家打它84。
《史记》当中，很少写到齐国吞灭小国的行径。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齐国史给秦始皇烧了，这方面的记录都找不到了。这当然也是一个原因，但主要恐怕还是此类动作，齐国确实做得不多。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楚国给秦国打得仓皇向东逃窜，逃亡途中，顺手把鲁国灭了。鲁国就在齐国的家门口，以齐的实力，灭鲁是举手之劳，齐国要是稍微动点儿类似的心思，哪里还轮得到楚国动手？
从这一点上说，孟子这位以“迂阔不达世情”著称的老先生，却是把大趋势看得很准的。人家问他天下怎么才能安定，他说“定于一”，就是统一了才能安定。孟子讲怎么统一的那些方案再不靠谱，至少大方向符合历史潮流。孟子迂腐，迂在手段；齐宣王迂腐，却迂在目标。
齐宣王时代，齐国对外最大的攻势，就是吞并了燕国。
《史记•燕世家》说，灭燕正是孟子的建议：“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85
齐国倘想积极对外扩张，齐军的战斗力也是一个问题。尽管齐国人为中国军事史乃至世界军事史贡献了两部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但真打起仗来，齐军常常并不被人看好。
孙膑、庞涓斗法的时候，孙膑谈到齐、魏军队的对比：“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他们赵魏韩的军队素来悍勇，瞧不上咱们齐国，胆小是咱齐军的名片。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普遍观点，孙膑才“因其势而利导之”，采用了一条减灶之计，庞涓就果然上当了。齐军的胜利，胜在统帅大局观更好，战略调度得宜，选择了最有利于自己的地点和时机进行决战。一旦这些要素凑不齐，战局就完全可能改观。
到战国末，荀子对齐国军队的评价更低：
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锚金，无本赏矣。是事（指战事）小敌毳则偷（勉强的意思）可用也，事大敌坚则焉涣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覆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
这段话的大意是：
齐国的主力军叫“技击”，技是材力的意思，所谓技击，也就是能靠自己的勇猛击杀敌人的人。对技击的奖励措施是，砍下一颗敌人的脑袋，则赏赐八两（锚是八两）金子，如果没有这颗人头，即使获胜，也没有奖金（所谓“无本赏”）。
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可以想象，齐军当中一定个人英雄主义之风盛行，而要讲究整体协同作战，就很难了。齐国的民风，本来也就是如此，司马迁也说，齐国人当兵不行，当杀手合适（“怯于众斗，勇于持刺”）。
于是荀子推论说，像这样的军队，战争规模小，敌人实力弱，那还能凑合着用，一旦碰到大战劲敌，马上瓦解，战士们就像飞鸟一样，无凭无靠。这是会导致亡国的军队，再没比这更弱的军队了，用齐兵，和随便拉点儿没受过战争训练的人打仗也没什么区别。
当然也不乏说齐军好话的，《苏秦列传》里，讲了这么一段：
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
这话不一定真是苏秦说的，但那也是比较了解齐国国情的人编出来的。话的内容是夸，但其实一加辨析，也可以发现很多问题。所谓“五家之兵”，就是说齐国五都的军队。五都各有自己的军队，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从统一指挥调度上来说，这显然只能说是一个弱点。
“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云云的华丽形容，都是空话，不能太当回事。但话里所指出的齐军从未背对泰山，渡过清河，远涉渤海的事实，却值得重视。这隐然是说，齐军的战斗力，缺乏实战检验。
再往下又夸说临淄富庶，很容易组织起一支超过二十万人的大军。但这句和接下来描述临淄人生活状态的内容放在一起，却反而引人担忧。临淄人爱音乐，爱宠物，爱赌钱，爱体育，生活如此美好，娱乐如此丰富，幸福指数大约很高。但这样的人当兵，其实恰恰是兵家所忌。唐朝安史之乱时，封常清的部队在叛军面前溃败，带的就是这种兵。明代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写《纪效新书》，更明确提出，征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动伶便者是也”，他甚而进一步说，这样的人当兵，韩信、白起也是带不好的。
所以，苏秦这段夸齐军的话，某种意义上倒正是证明了荀子说的齐军“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的论断。
但是，苏秦夸齐军善战，固然透着论据薄弱，夸齐国富庶，却绝对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某种意义上说，军队战斗力不那么可观，倒可能正是富庶的后果，所谓“死于安乐”是也。毕竟，冷兵器时代，军事水准和经济发展水平或文明程度，最没关联。
苏秦说临淄的人口是七万户，过去学者都以为是策士浮夸，这个数据不足信。但通过对齐临淄城遗址的考察，则可以确信这个城审容纳这么多人口，完全没有问题。以经济实力来说，齐国极可能是七国第一。虽然史书上并无战国时各国GDP的统计数据，但是可以由西汉时的情形逆推。
汉武帝时，“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汉书•高五王传》中主父偃语），相比之下，在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西汉人口高峰期，长安人口也不过八万多户。战国时，临淄和咸阳都是大国的首都，完全可以相提并论，而到了汉代，临淄政治上的重要性显然一落千丈，而且不论是秦还是西汉，都曾通过政治手段，多次大规模强制向关中移民。在这种情况下，关中的首都仍比不上临淄富庶，则战国时差距只有更大。
论农，齐地号称是“膏壤千里”;论工商，齐既收鱼盐之利，又有极为发达的冶铁和纺织工业。齐地的盐官几乎占汉代全国的三分之一，工官占四分之一，铁官也近五分之一。这里面极大部分，都应该是战国时即已经在运作了的。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盐铁工服之官，在秦国的故土（不含巴蜀）上，一个也没有。
大抵，齐国经济水平高是事实，但社会、政治体制比较陈旧也是事实；就是说旧体制并没有构成齐国发展经济的阻碍，反而，它是君权无限膨胀的阻碍。
战国时代，君权大踏步扩张是事实。但君权扩张必须要借助士阶层的力量，这股力量，也并非从头到尾都在君主的掌控之中。至少在齐国，有时它似乎脱轨，甚至看起来有点反客为主。
齐国的稷下学宫最有名。稷下是临淄城一个城门的名字，齐王在这里办学宫，本来政治目的也很明显，就是希望学者们对国家政策有所建言。但到了齐宣王时代，学宫就看不出什么政策导向了。
这里讨论的问题越来越务虚，很多观点，已经只有思想或学术上的价值，其思辨水准所达到的高度，有的至今还令人惊讶；但要说到怎么解决当时实际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恐怕已经并没什么用了。但齐宣王对此显然并不介意，相反，他还由得这些士人们在自己面前恣意嚣张。这一点，看《孟子》就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孟子其实还不算最极端的，看一个例子：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
齐宣王召见颜斶，说：“颜斶，你过来。”颜斶回答：“王，你过来。”齐宣王不高兴了，他身边人就对颜斶说：“咱们大王是君主，你是臣下。大王喊你过来那是理所当然的，你也这么来，那怎么行？”颜斶说：“你喊我过去我就过去，那是我颜斶趋炎附势；我喊你过来你就过来，那是你齐王礼贤下士。与其我趋炎附势，不如你礼贤下士！”齐宣王脸色变了，火了：“是我们当君主的了不起，还是你们士人了不起啊？”
颜斶说：“当然是士人尊贵，君主都很贱。”原话是“王者不贵”，不贵当然也就是贱。齐宣王问：“有说乎？”齐宣王真是好脾气，人家已经骂他贱了，他没有直接把人叉出去丢鼎里烹了，反而向颜斶讨说法。这一问，大概也算是当时君主的口头禅，但比较严厉点的，则会说“有说则可，无说则死”。
颜斶回答：“想当年，秦国打到齐国来的时候，先发了一道令：’谁伤了柳下惠墓地周围五十步以内的植物的，死罪！’又下了一道令：’拿到齐王人头的，封万户侯，赐金千镒。’可见，一个活着的王的人头，根本不如一个死去的士的坟头。”颜斶敢跟齐王这么横，有他个性的原因，但首先得有齐国的社会风气给他打底。
《战国策•齐策四》里有个极有名的故事：齐王的使者到赵国去见当权的赵威后，赵威后问了三个问题：“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齐国今年收成好么？老百姓情绪稳定么？齐王身体好么？
使者听了不高兴，觉得赵威后应该先问齐王，再问其他。于是赵威后就讲了一番民本君末的道理。这个故事有名，主要就为了这一点。赵威后接下来还问了一串问题，涉及四个齐国人。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更关健：
齐有处士曰锤离子，无恙耶？是其为人也,有粮者亦食，无粮者亦食；有衣者亦衣，无衣者亦衣。是助王养其民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叶阳子无恙乎？是其为人，哀鳏寡，恤孤独，振困穷，补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琪，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业，一女不朝，何以王齐国，子万民乎？
於陵子仲（应为仲子）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
第一位叫锤离子，第二位叫叶阳子，这两个都是“处士”，就是不出来做官的士人，他们都为改善社会的福利保障做了很多工作。赵威后觉得，齐国政府一直没有把这样的人吸纳进官僚体系里来，是不对的。
第三位“北宫之女婴儿子”（北宫是姓，为啥叫“婴儿子”，注家说的也都是揣测之辞，咱们不管了），这是个老处女，为了孝养爸妈不嫁人。赵威后觉得这也是一正面典型，应该赐给她朝命，有了朝命就可以上朝面见君王，也就是所谓“命妇”。
传统评价，当然也都称赞赵威后问得好。但其实这是习惯于在威权政府统治下生活的人的思维。赵威后提问时,特别强调了“至今”二字，可见锤离子、叶阳子、婴儿子们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齐国政府对他们固然没有奖掖，但自有相应的社会环境允许他们这么选择，他们的名声能传到赵国来，可见美誉度还相当高。也就是说，齐国社会力量比较强大活跃，很多事情靠民间人士就能够做。所以对赵威后的问题完全可以反过来理解：齐国政府对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比较宽容，而赵威后更喜欢一个无所不能的政府，想把什么都纳入到政府渠道里来。
上面三位，虽系民间人士，但行为倒也符合主流价值观。但赵威后问到的第四位於陵仲子，情况就大不相同。这个人，也就是《孟子》里提到的陈仲。他家在於陵，所以叫於陵仲子。陈仲是齐国的大贵族，他哥哥在齐国政府里当官，薪水高得惊人（“禄万钟”），但陈仲以为如果是当官所得，则钱不是好来的钱，地不是干净的地（“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于是和哥哥分家，靠自己打草鞋换口饭吃。赵威后说他“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显然就是指这件事。
陈仲的草鞋大概卖得不好，因此经常挨饿。有一次饿得头昏眼花，抓过井栏上一个已经被金龟子啃掉一半的果子吃下，才恢复一点知觉。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一个轻易可以获得高官厚禄的人主动选择这样一种生活，也很自然就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望。人们都相信，如果不合于道义，就是把整个齐国送给陈仲，他也不会接受。齐国名将匡章，也称道陈仲真是一个“廉士”。
当然，齐国也有看陈仲不顺眼的人，孟子就认为陈仲的美德实属“蚓操”，就是蚯蚓的美德，非大众所能实行。但挖苦归挖苦，也只是以个人身份表达一下不同的价值观。孟子虽以齐国客卿之尊，却绝没有想过动用政治力量让陈仲消失。对陈仲这样的人，齐国官方显然采取的是不干涉态度86，反而是赵威后一个外国的当权派，见不得国家管不到的地方有如此具有影响力的人存在，发出“何为至今不杀乎”的恨恨声。
陈仲自甘贫苦的人生选择，未必有多少齐国人真能接受。但最杰出的士犯不着仰视君主，在齐国知识阶层里面，却似乎是相当流行的一种观点。以君主的老师自居的（孟子是典型），固然持这种主张；给君主做臣下的，也承认那些昂起高傲的头的士人们层次更高。孟尝君派人见秦昭襄王，秦昭襄王表示对孟尝君瞧不上。这位使者就说，孟尝君地盘虽小，但他那儿有人才，您这儿却没有。然后他说：
义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诸侯；得意不惭为人主，不得意不肯为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为管、商之师，说义听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万乘之严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洿其衣，如臣者七人。（《吕氏春秋•季冬纪•不侵》）
孟尝君那里最牛的三位，他们做人的原则是：不给天子做臣子，不跟诸侯交朋友。混出来了坦然当国君，混不出来也不肯当臣子。次一等的有五位：治理国家可以当管仲、商鞅的老师，讲的都是大道理，听说了该做的就一定会去做。辅佐谁，就令其成就霸王的事业。再差就是像我这样的，有七位：作为使者而遭到大国君主的侮辱，那就回去抹脖子，一定要把自己的血溅到这位国君的衣服上（意思是我要跟你玩命）。
这事儿照例难说是事实，但大致可以认为，它说明了齐国人心目中不同层次的士都是什么样的。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李斯向秦始皇提议焚书，阐述焚书的必要性时说：“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
这番话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齐鲁地区的人来的。因为只有这里私学最发达，而跟国君唱反调的风气也最盛。更具体地说，焚书的导火索是博士淳于越提议封建，而淳于越，就是一个齐国人。
不单后来的秦始皇受不了齐国人，齐湣王也受不了。湣王的脾气，跟他的祖父和父亲都不一样。齐威王是把握大局，相时而动；齐宣王是爱听忽悠，多说少动；齐湣王是有事没事，反正要动。
湣王即位之后，几乎没一年消停。齐国不断对外出击，虽然战争大多获胜，但国力也不免消耗很大，所谓“蓄积散”，“民憔瘁，士罢弊”。而在这些战争当中，齐国的所得却非常有限。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齐湣王五年（公元前296年），齐带领韩、魏两国出兵攻秦的远征。大战持续三年，到底做到了迫使秦国低头。这战绩是很彪炳了，但秦国所割的地，或者归韩国，或是给魏国，齐国自身有何所得，至少史书上不曾有记录。在这种情势下，满怀雄心壮志的齐湣王大概不得不痛感本国政治体制之陈旧，对外战略之不合时宜，以及技击武装之不堪大用。所以，湣王也要深化改革了。
韩非子讲过一个故事：“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滥竽充数的典故，谁都知道。其是寓言而非事实，大概也没有疑问，但韩非子把两个背景人物设定为齐宣王和齐湣王，却大有深意。
齐宣王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喜欢“文学游说之士”。他在位期间：
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齐世家》）
齐湣王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士人的议论不感兴趣。给他提意见他不爱听，不顺耳了，他可真杀人。他在位期间，齐国确实有大批士人外逃：
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即上引《田世家》中提到的接予）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即荀子）适楚。（《盐铁论•论儒》）
所以，韩非子是在拿南郭处士比哪些人，实在是再清楚不过的。思想再高，学问再好，不能对富国强兵有所贡献，那也只能叫滥竽充数。
要处理的当然不仅是文化人，《战国策•齐策六》说：
齐负郭之民（靠着外郭城搭屋子住的棚户，指贫民）有狐晅者，正议，闵王斮（斫的异体字）之檀衢（衢是指四通八达的大路，檀衢应该是临淄城内的路名，在闹市区行刑以取得警示效果，这是天朝历来的传统），百姓不附；齐孙室（孙室即公孙之室，也就是宗室）子陈举直言，杀之东闾，宗族离心；司马穰苴87为政者也，杀之，大臣不亲。
杀民意代表，杀宗室贵族（另外，齐湣王把孟尝君赶走，其性质也是打击宗室贵族），杀军方宿将，齐湣王开足了杀戒。后来的论者照例把这当作他失败的因由。这话不错，但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还应该指出，齐湣王这一系列动作，其实和商鞅变法的思路是一样的。
区别只是：秦国本身野蛮，军国主义的变法就比较容易取得成功；齐国文明程度较高，君主想骤然集权，反而引起巨大的离心力。后来敌国的大军一来，齐国的七十余城望风而下，与这种离心力不能不说有巨大的关联。
当然，仅就技术环节论，齐湣王的扩张战略，失策也很明显。可以拿秦国对比。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即位，一百多年时间里，秦军不断出击，但除了僻处西南谁也不去关心的巴蜀，秦国多年来也并没有消灭哪个大国。
《韩非子•初见秦》里写道，秦国早就有机会灭楚、灭魏（其实还有灭韩），但一直没有这么做。韩非子认为，这是因为谋臣对秦国不忠的缘故。但其实，不灭大国，未必不也是一种策略。消灭一个大国，立刻就会激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感，从而迅速形成一个牢固的合纵同盟，那未免压力太大。相反，打一顿揉一揉，却有利于连横战略的可持续发展。
苏洵的《六国论》是非常有名的，老苏提出一个观点：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暂不讨论这番高论的正确与否，问题还是在于，赂秦只会使秦国更强大，这无疑明摆着，六国何以脑残至此，竟看不出这么简单的症结？
不妨回顾张仪欺楚故事中的一个细节。楚怀王发现上了张仪的当，决定攻秦，这时一个叫陈轸的跟楚怀王说：“伐秦非计也。不如因赂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于秦，取偿于齐也，吾国尚可全。”
打秦国不合算，不如再送个大城市给秦国，然后跟秦国一块去打齐国。这样咱们损失给秦国的，还能从齐国身上找补回来，我国就没什么损失了。“赂秦”的行为之所以没完没了，就是因为像陈轸这样的聪明人实在太多。
不给秦国送地，秦国要来打我；给秦国送地，就可以跟着秦国一块儿去打别人然后分赃。乍一看，后一个选择并无损失甚而可能获益，那大家何乐不为？于是秦国就像给两只小熊分饼干的狐狸，这几年带着韩魏去打楚国，过几年又带着楚国来打韩魏。每回，大家都觉得自己跟秦国结盟并没吃大亏，但一百多年累积下来，大家就都发现，自己的老本已经给秦国啃得差不多了。
秦始皇统一，是包举宇内并吞八荒的横扫，十年之内六国覆灭。但在此之前，秦的策略却正像李斯说的，是“蚕食诸侯”。齐湣王的扩张方案，刚好相反，他是四面树敌。如鲸吞宋国，而宋国不是好打的。当时正是宋国复兴的时候，宋王偃“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俨然也是要变天下格局为战国八雄的态势。而且宋国有个最大的本事就是长于守城，早在春秋时代这点就很突出，极盛时代的楚军（楚庄王时代）顿兵于宋城之下而无力攻入，而那个以防守才华闻名天下的墨翟，据说本也是宋国的大夫。
所以，齐灭宋之战，号称叫“并巨宋”（《盐铁论•论儒》）或者“举五千乘之劲宋”（《战国策•燕策一》），以示和扫灭那些蔓尔小邦绝不可同日而语。可以想象，齐军为灭宋付出的代价一定非常巨大。所以这个时候齐国最需要的就是时间：第一，齐军必须要有一个休整期，否则根本缓不过劲来；第二，需要花时间来赢得原来宋国老百姓的认同，才能把这里真正变成齐国领土的一部分。
然而各国不会给齐国这个时间。灭宋的行为，引起了所有国家的愤怒和警觉，使齐国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于是，齐湣王十七年（公元前284年），竟然出现了五国联合攻齐的局面。这可能是整个战国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合纵，只不过，这一次秦国是合纵国之一（可能还是纵长），而并非攻击的对象。
秦、燕、赵、魏、韩五国，都有足够的动机进攻齐国。
燕国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整整二十八年。当初燕国动乱，齐宣王趁机一举占领燕国。燕国人本来对齐国军队很欢迎，齐军来了也不迎战，齐军攻城也不关城门。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即使征服者标榜自己代表着光明和正义，即使征服者确实是来自当时最文明的国家，但做亡国奴的滋味，一样不好受。
于是燕国人反击，国际社会干预，齐军又不得不撤出。这一次，齐国并没有什么获益，但齐军在燕国“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孟子•梁惠王下》），算是结下了深仇大恨。
与燕一样，赵国和齐为邻，它也一直非常警惕地看着这个强大而不安分的邻居，所以赵当然不愿意放弃攻齐的机会。燕将乐毅本身又有在赵国长期任职的经验，联络赵国协同攻齐，可说轻而易举。
秦国把齐国视为最大的对手，另外，当时掌控着秦国军政大权的穰侯魏冉出于个人私欲，也不惜令秦、齐一战。齐灭了宋国，当然也就得到了宋国的定陶。定陶这个城市，在当时是水陆交通的枢纽，号称是“天下之中”，其经济地位相当于今天的上海，魏冉很想把这里变成自己的封地。
韩国、魏国本来应该是站在齐国这一边的。齐湣王曾经带领着它们攻打楚国和秦国，都取得了胜利，而且取得的土地也是被它们瓜分而齐国并无所得。但问题是，为了灭宋，齐国抛弃了这两个盟友。齐攻掠宋国土地期间，所有令人生畏的秦国将领中最可怕的一位一白起也登上了历史舞台。韩魏两国被屠杀了几十万军队，丢失了大片土地，而齐国坐视不救。根据连横的一贯模式，这时他们已经转而追随秦国，而且可能比秦国更急于出击以挽回损失。
大国中态度暧昧的只有楚国。《史记》的记录自相矛盾，一会儿说楚国参与了攻齐，一会儿又说楚国看齐国形势危急而出兵相救。大概，出救兵是事实，想趁火打劫也没错。因此楚将淖齿先和齐湣王一道守御莒城，并被任命为齐国的相国，但后来却又发动政变，令湣王死得很难看88。
和秦国一样，齐也号称是四塞之国，甚至干脆有个外号就叫“东秦”。但实际上，齐的四塞，即所谓“南有泰山，东有琅那，西有清河，北有渤海”，其险要程度是远不能和秦的崎函之固相提并论的。
这一次五国的攻势，联军自西北进攻，顺利突破，清河（介于齐赵两国之间，源出今天的河南内黄附近，下游情况不详）几乎没有构成什么障碍。而看齐湣王逃跑的路线，出临淄后先到卫国，再到鲁国，往西南方向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才回到齐国的莒城。这可能表明，有一支燕军是沿海进攻，甚至是从海上登陆的，渤海之险也未必可恃。
这次战事的大致进程，《史记•乐毅列传》自然是要写的,《资治通鉴》当然也写了。难得的是，这次司马光比司马迁更有浪漫主义情怀，据他说，联军与齐军主力在济水西岸大战，齐军很快大败。济西大捷之后，其余各国就不再向齐地进兵，只有乐毅率领的燕国军队迅速挺进，直扑临淄。这种攻心战术收得极好的效果，不但临淄唾手而得，而且整个齐国土崩瓦解。接下来的六个月内，燕军兵分五路，横扫齐国，攻下七十多座城邑，只剩下莒和即墨两个城市还在死守。
这两座英雄城整整坚持了五年，终于等来绝地反击的机会。燕昭王去世，新即位的燕惠王不信任乐毅，用其他将军取代了他，于是即墨城内的齐国宗室田单大摆火牛阵，大败燕军，又一举收复了齐国。
实际情况可能没这么传奇，也可能是这么一个过程：秦国对合纵攻齐其实一直有点举棋不定（事实上，魏冉之所以垮台，攻齐成了他的重要罪状之一，因为这不能给秦国带来直接利益），济西大捷之后，秦立刻转而想侵略三晋的土地，于是三晋和秦国开始混战，所以就只有燕军深入齐境，继续进攻。
之后五年时间，乐毅相继攻陷了齐国五大军区中的三个，但以即墨和莒为都城的两个军区仍在坚守。就是说，田单是在齐国保有大致五分之二的国土的基础上展开反击的。
《资治通鉴》又把乐毅指挥下的燕军描述成一支仁义之师，这肯定不符合事实。早期的史料都表明：当初齐国在燕国固然很残暴，燕在齐也只有变本加厉（刘向的《说苑》甚至说，“乐毅屠七十余城”，当然这一说大概也夸张了）。五年时间的战争，对齐国的影响，是摧毁性的。
这一战，使齐从大国的宝座上跌落，而燕国因此变得更弱89。胜利的天平，也就越发向秦国倾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