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燕过无痕
燕国在春秋时是不重要的。打开《左传》，偶尔也能看到一点燕国的消息，开始，燕国国君姓姑，看着看着，则姓了姬。于是，学者一般认为是有两个燕国，姓姑的叫南燕，姓姬的北燕，才是大家熟悉的战国七雄里的这个。但也有学者怀疑，如果有两个燕国，何以南燕只出现在春秋前期，北燕却只出现在春秋后期？总之，疑点很多说不清。
司马迁写《史记•燕世家》的时候，大概也觉得很头痛。西周初年，封到燕国的是召公夷，这个人绝对大牌，周武王伐纣灭商，进朝歌城的时候，够格跟在他身边的就俩人，一个是周公，还有一个就是这位召公夷。周成王时，召公夷做到三公之一的太保，极有政绩，有遗爱于民，他死后，老百姓看到他种的树都要哗哗流眼泪。齐桓公伐楚的时候，跟楚国的蛮夷夸耀齐国势力范围之大，依据就是：我的祖上姜太公，可是得到过召公授权的。
但是，这位召公夷的儿子做了燕国国君，叫什么，谥号是什么？答案是不知道。召公往下连数八代，燕国国君是谁都不知道。到第九代燕惠侯，司马迁终于开始写到燕国国君都是谁了，但给每位国君的往往也就是两句话：第一句，他即位了；第二句，他死了。好容易看见太史公对某位国君多写了几句话，但细一看，还都是记的他在位期间，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90。
到战国时期，燕国国力才渐渐有所发展，但仍只能算七雄的尾巴。要到战国历史也已经翻过大半、公元前315年燕王哙做国君的时候，燕国才有了非大书特书不可的大事。
我们要说的这位，史书上称为燕王哙，这个提法明显和他爸爸燕易王、儿子燕昭王格式不同。那爷孙俩喊的是谥号，好更改旧曰“易”，圣闻周达曰“昭”。而所谓燕王哙者，哙是这位王爷的名字，他没有谥号，所以只能这么称呼。一般说来，亡国之君、丧乱之君才会没有谥号，而在燕王哙手上，燕国确实几乎亡了一回。但燕王哙这个人，和什么荒淫无道的劣迹，是绝对挂不上钩的。韩非子说：
燕君子哙，召公夷之后也，地方数千里，持戟数十万，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内不堙污池台榭，外不罼（一种捕捉禽兽的长柄罗网）弋田猎，又亲操耒耨以修吠亩。子哙之苦身以忧民如此其甚也，虽古之所谓圣王明君者，其勤身而忧世不甚于此矣。（《说疑》）
燕国虽然不算什么强国，但几千里土地，几十万军队还是有的。燕王哙要是想腐化一点，物质基础充分具备。可是，他一不爱帅哥美女，二不听流行音乐，三不兴建娱乐场所，四不进行狩猎活动，唯一的爱好，就是亲自拿着农具，下地干活。委屈自己而为人民群众奉献到这个地步，就是古代的所谓圣王明君，也不过如此了。
但是燕王哙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他经常虚心听取各种意见。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人物，燕国的相国子之。有的书上说，子之确实非常贤能，也有的说，子之其实是个一肚子坏水的炒作专家。但不管怎么说，燕王哙非常欣赏此人。
有人跟燕王哙说，您对您的大臣还不够信任，于是燕王哙就对子之言听计从；又有人说，要不您干脆把国政都交给子之得了，于是燕王哙就让子之一切可以全权决断；还有人说，当初禹说是要传位给益，但禹任命的官员，却全是自己的儿子启的党羽，可见是做姿态，其实还是想让儿子将来掌权，您不能像他那样，于是燕王哙就干脆把三百石以上的官员的印信，全部交给了子之。从此，子之面南背北当起了燕王，而燕王哙不再过问政事，反而当起了臣子。
三年后，燕国发生了动乱。动乱的过程，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史记》，写得自相矛盾字句不通。这大概不能怪司马迁，古代没有印刷术，大捆的竹简抄来抄去，抄错些地方实在难免。
关于这次动乱的具体考辨问题，留给学者，反正有个结果是明显的，就是燕国因此“构难数月，死者数万”，燕王哙死了，子之也死了（被齐国人醯了——砍成肉酱）。齐国军队乘虚而入，一度全部占领燕国。
燕王哙让位给子之，学习的自然是尧舜禅让的光辉榜样。这样导致了动乱，又自然就有人说，他是食古不化；更进一步的，还有人说，他是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导致的食古不化。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禅让思想到底和儒家有多大的关系；第二，搞禅让到底是不是食古不化。
说儒家孔、孟、荀三位之前，先要说另一位先秦巨子的态度。这位好汉，也曾周游列国，跟诸多国君推销自己的治国主张，但没人理他，他一定会遗憾，自己没赶上燕王哙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墨子。
某个角度看，燕王哙简直就是按照墨子的理想塑造出来的一位国君。墨子主张君主要学习大禹，能劳动，能吃苦，手脚上磨出老茧，小腿上汗毛掉光（治水时泡的），那是必须的。燕王哙正好够这个标准。墨子又主张尚贤，禅让这种权力交替的模式他最喜欢。他说：“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上》）天子是选出来的，可见是不主张父子世袭。他也拿尧舜的故事举过例：“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墨子•尚贤中》）这是说，舜就是作为劳动人民中的优秀代表，被尧选出来当继承人的。
相反，孔子却并不主张君主亲自从事体力劳动。孔子自己是能干不少粗活的，但他认为这是因为自己小时候活得比较“贱”，因此并不希望学生重复自己的路，樊迟问种地的事，他就骂人家是乡巴佬。
禅让的事，孔子大概也未必喜欢，尽管《论语》最后有《尧曰》一篇，但这篇的腔调和内容，和前面的十九篇明显不搭。大体上，孔子爱讲君臣父子，对血缘关系家族伦理很重视，把君主之位让给和自己没什么亲戚关系的人，孔子多半是不赞同的。
当然，孔子的意见我们也只是猜测，但孟子对燕王哙禅让怎么看，却是有他的直接表态记录在案的91。孟子和燕王哙是同时代的人，燕齐两国紧邻，孟子在齐国纵论天下大势，燕国是眼皮子底下的事，他当然不能不关注。孟子跟齐国大臣沈同说：
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孟子•公孙丑下》）
燕王哙无权把燕国让给别人，子之也无权接受燕国。这就好比说，有一位先生，你很欣赏他，你能不跟齐王打招呼，就把你的岗位让给他么？他能不得到齐王的任命，就接受你的岗位么？燕王哙让出自己的国君之位，和这有啥区别？
当然这话也引出一个问题，做大臣的，要出让自己的岗位的话得先跟国君请示，那君主要禅让，跟谁请示呢？孟老师也有解答，答案是：跟老天爷。当然，老天爷不会说话，但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以跟老天爷请示的实质是：一切顺从民意。
于是孟子提供了一个大兜圈子的尧舜禅让的版本。尧把舜推荐给上天，神明都认可了舜主持的祭祀；尧让舜主管政治事务，老百姓都安居乐业。但舜仍没敢接受天下，尧崩了，三年之丧已毕，舜就跑到荒郊野外躲起来，希望这样可以维护尧的儿子丹朱的继承权。但躲起来也没有用，天下的诸侯和老百姓，全部把丹朱撂一边儿，而紧密团结在舜的周围，于是舜没办法，这才到了“中国”（这里的中国意思是首都），登上了天子之位。（《孟子•万章上》）
孟子这套绕来绕去的说辞，在荀子看来无疑扭扭捏捏，忒不爽利，于是荀子大喝一声：“尧舜擅（通禅）让是虚言也，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什么尧舜禅让，都是一帮浅陋的人在胡扯！
这么看来，要说燕王哙禅让是受儒家的影响，不如说他是受墨家的影响。但当然得承认，儒家本身也受了墨家的影响，上述三位大师，确实是对禅让持反对或保留态度，一般儒生可就说不定了。
比如说，《礼记》当中有一篇《礼运》，开头几段特别有名。说孔子参加鲁国的年终祭祀出来，登高远眺，抚昔伤今，于是喟然长叹。学生问老师叹息为哪般，孔子就讲起了历史。
他说上古时代特美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时候就搞禅让，这样的社会叫大同社会；后来就差劲了，王公大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搞起世袭制来了，不过那阵儿世袭有礼制做保障，好歹搞得比较规范，这社会也不错，叫小康社会；再往后就是现在，礼崩乐坏，让人感叹自己没赶上好时候。
其实据《论语》，小康社会才是孔子的理想，但照上面的说法，小康就给大同盖过了。这也是普遍现象，就好像小乘佛教更接近佛陀思想的原貌，但影响却不及本属“外道”的大乘。
过去有学者觉得，这段关于大同社会的掌故，是墨家思想渗入了儒家经典。根据这些年来的考古发现，要说这是渗入，那不是一点一滴，而是全面渗透。借孔子之口鼓吹禅让制，实在是很流行的办法。如郭店楚简中《唐虞之道》里说：“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不搞禅让还能抓好精神文明，自打有人类以来，就不曾有过。
再如上博楚简《子羔》（假托子羔与孔子的对话）：“舜，人子也，而三天子（这里“天子”的意思与通常用法不同，指的是上天之子，但和是否为帝王无关）事之。”舜是人类的儿子，但禹（夏朝始祖）、契（商朝始祖）、后稷（周朝始祖）这三个上天的儿子，全都在他手下干。可见谁治人谁治于人，并不取决于出身嘛。
照这个流行程度，看来是大师的高见拗不过时代的潮流，一般儒生，很难抵御禅让说的诱惑，情不自禁跟着讲。孟子曾对自己时代的学术风气表示过焦虑，说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我疑心，他说的主要还不是很多儒生改换了门庭，而是很多人身为儒门弟子，不知不觉中已经修炼了人家的心法。
总之，禅让说当时影响太大，以致君主们也不能一点不为所动。燕王哙之外，据说魏惠王也曾想让位给自己的相国惠施（《吕氏春秋•不屈》），甚至秦孝公临终前也曾想让商鞅即位（《战国策•秦策一》）。区别只是，在那二位，大概是作秀，而燕王哙却真的实行了。
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去描述过去，这是古今中外的人都喜欢干的事。希腊人讲起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来，也和九斤老太一个腔调，是在说一代不如一代的道理。欧洲文艺复兴，开辟通往现代的道路，打的却是回到古希腊、古罗马的旗号。所以，见一个学者或学派在鼓吹过去曾是好日子，就以为他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并甚而以为中国社会“停滞不前”就是因为这种鼓吹，这是很皮相的看法。
尧舜是传说中上古的圣王，禅让的故事，或许也早就有；但战国之前，至少已经大几百年没人提这茬了。现在把这些故事重新拿出来，自然是体现了新时代的诉求。
西周是封建宗法社会，上有天子与诸侯，下有庶民（还有不占重要地位的奴隶），但社会中坚，还是以卿大夫为代表的贵族阶层92。在这个社会里，身份等级界限森严不能逾越，根本不具备禅让说发育传播的土壤。
由春秋到战国，封建萎缩，宗法崩坏，贵族结构也由膨胀到解体，留出一大块真空。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原来属于贵族的种种特权，现在该归谁所有？
一般国君们的想法，自然是一切都该收拢到自己这里，他把士人们看作自己收拢权力的工具（不妨回顾本书第二章）。但这只是国君们的想法，士人们并不甘心只做工具，正相反，他们希望自己的地位能节节攀升，倒把国君当作自己爬高的工具。进行个案观察，君主与士人之间应该能找到一些彼此间坦诚相待、真心扶持的例子（毕竟人性比几条干巴巴的历史规律复杂得多），但就大趋势而论，这两个阶级就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由此，我们大体可以把当时社会上的政治主张分为三派：维护贵族利益的，是怀念旧社会的保守派；主张君主利益和主张士人利益的，这两个都是革新派，只不过，是在往两个不同的方向上革新罢了。
君主希望士人们能最终明白，他们只是工具，而君权却可以无限膨胀。要论证这一点，于是就有了商鞅、韩非子式的法家主张；而士人们希望自己只要足够优秀，就可以达到人类权力的顶端，于是就重新找到（照有的学者的看法，竟干脆是发明）了尧舜禅让的传说。
追究禅让观念到底属于墨家还是儒家可能没什么意义。大概，除了少数别有用心或想得太多的人，不管是哪个学派的士人，直觉上，都会觉得这个传说是好的，对自己有利，因此它就流行开了。因此，商鞅变法固然是走了一条新路，燕王哙让位却也是走上了另外一条新路。
如此说来，与其说燕王哙复古失败，不如说是创新失败。经过他这一出，算是用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了，咋呼得再凶的士人也是纸老虎，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还是牢牢掌握在那些崇尚暴力和权术的诸侯手里。燕王哙的失败固然可能有偶然性，但一次失败之后，禅让主张就再也没有实践，却恰恰说明了，士人力量和诸侯相比，悬殊得不成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