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分子和知识政治

在过去三四十年广义的文化研究中，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社会学成就与拉康（Jacques Lacan）的心理分析、巴特（Roland Barthes）和艾柯（Umberto Eco）的符号学、麦茨（Christian Metz）的电影理论、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都市研究、福柯（Michel Foucanlt）的哲学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现代语言论述等一样享有盛名。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极为关注知识分子行为。布迪厄的现代社会研究特别重视社会分层、政治矛盾、不平等社会关系、象征权力和象征暴力、统治和被统治关系的再生等一系列问题。社会学对社会关系基本问题，如怎么划分社会阶级、怎么界定社会群体、怎样的划分和界定才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等等的考察，本身就必然涉及象征权力的争夺。知识分子是象征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因此在这一争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知识分子分析也因此而成为现代社会分析的一个关键部分。布迪厄对知识分子的分析是一种以“象征生产者”角色为着眼点的知识分子文化社会分析。

一、知识场域和场域内惯习

布迪厄从文化社会学来研究知识分子，首先是拒绝从预设的知识分子普遍定义来讨论知识分子问题。他认为，谁是知识分子，哪些可以算作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或素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本身就包含着不同利益的争夺。回答这些问题，关键在于要具备回答这些问题的资格、权威和权力，而这些资格、权威和权力是在不同层次的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形成和再生的。（1988b：第269页）[1]因此，从社会学研究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研究那些与此有关的社会文化领域，布迪厄称这种领域为“场域”（champs或field）。

布迪厄用文化经济学来分析“场域”。布迪厄的文化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不同，它强调的不是自由的资本交换，而是不自由的资本交换，也就是那些在特定权力关系支配和影响下的资本生产、流通和再生情况。在布迪厄那里，场域指的是由尊卑、高下、优劣等一系列关系构成的专业场所。场域是由不同“位置”间的客在关系所形成的“网络”和“建构”，这些位置由权力（或资本）分配结构所决定。1形成场域的不同位置间存在着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在不同位置上行为者相互争夺以获取、积累或垄断不同形式的资本（物质、服务、知识、身份、地位等等）。场域就是这些资本生产、流通和占用的场所。围绕不同类型资本的争夺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场域。知识（分子）场域就是象征物品生产者（如艺术家、作家、学者）争夺象征资本的的地方，知识分子场域的各种体制、组织和市场都以象征资本的生产、流通和获取为其主要特征。

在布迪厄那里，场域不仅是解释文艺创作、学术研究和教育等具体知识场域中文化资本运作的核心概念，也是把握其他场域的一般结构特征的钥匙。布迪厄的场域分析因此超脱了一般市场分析的限制。布迪厄很重视不同场域所共有的“不变法则”或“普遍机制”。布迪厄把场域看成是人们争夺有价值资源的场所，这种资源就是不同形式的资本。当人们相互争夺有价值资源时，资源也就形成了“权力的社会关系”。（1989b：第375页）知识场域中人们争夺的是文化资源或资本，这和人们在商业场域中争夺经济资本，在政治场域中争夺权力资本形成了区别。在不同的场域中，人们对什么是场域内最有价值的资源这个问题本身就有争议。所以，场域的资本争夺包括争夺规定有价值资源的合法性。

布迪厄强调，尽管现代社会中的不同场域具有相对独立的自足性和竞争规则，但不同的场域之间存在着可以相互参照的同型性。例如，在法国的权力场域和精英高等教育场域之间就存在着“结构同型”关系，学校越好，进入权力高层的机会就越大。（1989b：第373页）又例如，在律师和社会阶级之间同样存在着“同型对应”关系，律师名位越高就越为上层阶级服务。（1987a：第822、850页）再例如，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也有类似的同型关系，从事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在文化场域中的低下地位与大众文化消费者遭受精英文化消费者的歧视是一致的。（1984b）

布迪厄用“惯习”（habitus，亦可译为“习惯行为”）来解释存在于不同场域间的同型关系。在布迪厄那里，惯习指的是“不同领域间活动的统一原则”（1977：第83页），惯习使得不同场域中的行为者表现出相似的禀性倾向。场域分析的要旨并不在于确定不同场域间全然客观的区别，因为这种貌似客观的场域分析定然会将场域和场域成员的行为割裂开来。“惯习”这一概念强调的正是行为者与行为环境的密切联系，所以它特别能说明那些不受客在场域限制的跨场域的“结构同型性”和“转化关系”。（1977：第83—84页）在布迪厄的行为理论中，惯习和场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为行为就是这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布迪厄强调，行为既不能还原为表现为场域的“当下的环境”，也不能还原为“生成惯习的过去环境”，行为来源于这二者间的相互关系。（1990b：第56页）

布迪厄曾用“文化下意识”、“习惯力量”、“深层内化的基本模式”、“思想习惯”、“观察、领会、行动的脑、体程式”、“有节制灵活运用的生成原则”等不同的说法来说明惯习。惯习所指的不是个体性的、技能性的熟练习惯，而是一种集体性的、持久的、规则行为的生成机制。布迪厄强调“惯习”一词的关键是“禀性”。“禀性”（disposition）特别能表述“惯习”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意义。它首先是指“起组构作用的行为结果”，近似于“结构”这一概念。它还指一种“存在的方式，一种习惯状态（尤指身体），特别是指一种趋向、倾向、素质、偏好”。因此，在布迪厄那里，“惯习”有两层意思：一是结构，二是倾向。（1977：第214页）惯习是外部条件结构转变为自我期待的结果，这一由外转内的过程也就是社会化的过程。在等级化的社会中，不同的社会群体将实际生存可能性内化而形成种种不同的行为倾向（自我期待、应对方略、行事标准等等），这些不同的行为倾向也就是不同的惯习。惯习一方面在制约行为，另一方面又在产生行为。惯习是行为的结构性限制，但又是行为（包括观察、自我期许）的生成模式。

以往研究知识分子者大多从理性类型出发，着重说明知识分子所谓的典型禀性和素质。例如，希尔斯（E. Shils）就认为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是“对神圣的不凡敏感，对世界本质和社会规律的不平常的反思”。2科塞（L. Coser）称知识分子是“永远不对事物表示满意的人”，是“为思想而非靠（别人）思想的人”。3布迪厄所强调的知识分子禀性与这种意义上的禀性特征完全不同。布迪厄强调的不是唯意志论的选择，而是在实际生存环境的限制下所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门道和路数。知识分子的惯习指的是知识场域中行事的路数和门道，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布迪厄把知识分子惯习概括为“贵族禁欲主义”。与它相区别的是“及时行乐主义”的有产阶级（资产阶级）惯习。知识分子的贵族禁欲主义“趋向于最廉价、最严格的闲逸活动和严肃甚至苛刻的文化行为”，换言之，也就是穷高贵。这种惯习在教师这样的知识分子那里尤其显著，这一惯习使得他们可以“从他们自己的文化资本和空闲时间取得最大的利益，同时尽量减少花费开销”。像教师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经济能力很少能与其趣味要求相配，这种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悬殊使得他们不得不成为贵族禁欲主义者（一种颇为寒酸的尽量不浪费的‘艺术’生活方式）”。（1984a：第286—287页）布迪厄所说的知识分子惯习不是本质的，而是相对而言的，不是意志主导的，而是由客观生存条件形成的。对于知识分子的客观生存条件，布迪厄尤其重视他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间的矛盾，而这两种资本又都与现代社会中权力争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二、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部分

布迪厄区别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标准是前者占有宝贵资源的优势。但是布迪厄所说的统治阶级的内部还有区别，原因是内部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分配不均。例如，文艺人士、科学研究者和教授等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本，而工商企业家则拥有雄厚的经济资本，这两种人之间存在着优劣、上下位置之争。布迪厄认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间存在着强弱优劣之别，而占有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实际上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部分”，或者“权力场域中的被统治一端”。（1984a：第176页）就其阶级地位而言，知识分子处在既统治又被统治的矛盾地位中。他们隶属于统治阶级是因为享有文化资本的权力和优惠。他们有力量是因为他们有能力提供或颠覆社会秩序的合法性。但是，他们却不得不受支配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者的统治。从根本上说，文化资本对于经济资本的独立自足性只是相对的，远不如精神生活崇尚者所夸大的那么完美超然。布迪厄将知识分子确定为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部分，与一般的知识分子自我形象颇为不合。这在法国和中国都差不多。在法国，自从左拉时代的德莱弗斯事件以后，知识分子就往往与政治左派和工人阶级政党、工人运动组织站在一边，成为正义的化身或下层群体的代言人。布迪厄质疑这种知识分子神话。在布迪厄看来，知识分子立场是由其特权地位和职业利益所决定的，他们与工人阶级的团结其实很脆弱。同样，中国知识分子自五四运动以来与民主自由理念的结盟也具有极大的暧昧性和脆弱性，出于其特权和本身利益的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同样也可以安然身处于不民主或反民主的统治阶级之中。

尽管知识分子在权力争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布迪厄并不认为他们构成一个特别的社会阶级。某些文化资源确实使知识分子形成了与政治、经济权力争夺独立自主的能力，但这尚不足以形成一种阶级基础。在知识分子行为最活跃的场域中（文艺、科学、教育、司法、企业管理等等），文化和经济资本互动关系多有不同。即使在同一场域中，知识分子也有上下、尊卑、优劣的占位之别。这些都使得普遍知识分子阶级无法形成。布迪厄反对仅仅以阶级地位来衡量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行为。他认为：“一切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首先是因为他们在知识分子场域内占据着要位。”（1972：第33页）这种要位不一定是显要，而是有份量。知识分子乃是在知识场域内有争夺能力者。在布迪厄那里，知识分子场域本来就是一个体制和市场的结合体，艺术家、作家、研究人员、学者在知识分子场域中相互争夺象征资源，为自己的文艺、科研、学术产品争取具有合法性的承认，而象征资源则又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变为经济资源。

知识分子场域成员间的争夺，首先集中在场域内发言的权威性，有了这种权威，就能规定什么场域内具有合法性的文化产品。在种种知识分子场域中，上下、优劣、尊卑的位置区分特别重要。这种占位的差别和对立是由文化和象征资本的不平等关系所造成的。（1983：第213页）布迪厄把上下占位的区分看作是享有尊位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挑战者之间的对立。这两种知识分子的策略间有保守和颠覆的区别。布迪厄称前者为“正统”，后者为“异说”。这两种知识分子分别以韦伯所说的“先知”和“教士”为象征原型。（1987b）布迪厄在这二者间看到的是“文化创造者”和“文化守护者”的区分和对立，前者创造新形式的知识，后者则再生和传承具有正当性的那部分知识。就职业区别而言，这种对立往往存在于教师和研究者之间，也存在于教授和独立知识分子之间。一者力求维护现有的象征资本，另一者则谋求能取代它的新型象征资本。

在艺术家和作家中，教士和先知之别则经常呈现为先行者和新进者之间的对立。前者占据着文化权威的位置，在文化场域中享有相当的位置优势，后者则正在寻求立足点，以图崛起。布迪厄看到，这种冲突往往具有隔代性，辈份代沟往往也成为既定秩序代表和求变者之间的分野。（1971a：第178页）韦伯关于教士/先知的宗教社会学分析模式不仅帮助布迪厄说明知识分子的场域内争夺，而且也帮助他解释知识分子的场域外争夺。

韦伯所说的官僚僧侣和魅力先知的斗争还涉及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双方都想争取一般社会大众。布迪厄运用韦伯的这一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象征商品市场》一文。（1971b）在布迪厄那里，韦伯分析模式中的“先知”成为19世纪法国的现代派（或初期现代派）画家，而“教士”则成为学院派画家。布迪厄把文化（艺术）体制本身看成是象征生产的一部分。韦伯所提出的（官僚）僧侣和（魅力）先知的区别，在布迪厄那里变成了不同的“象征货物”生产者，它们在“俗人”中争夺消费者。

布迪厄认为，知识分子并不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争夺象征合法性的斗争中，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等级分歧。知识分子的场域内争夺和场域外争夺是不同的，这两种争夺是在知识分子生产的两个不同范围内进行的。前者是在同行内部的有限范围内，而后者则是在大众文化市场的大范围中。这两个范围的区别也是精英市场和大众市场的区别。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有限范围内的文化生产和争夺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它的关键是专业合法性。艺术和科学都是非常专门的文化市场。这些文化市场参与者所争夺的不仅是同僚的认可，而且还是设置标准及合法性的权威。（1971b：第55、62页）知识分子场域之所以能对政治、经济权力场域呈现出独立，能把自己与它们相区别，全在于其掌握了自设标准和合法性的能力。

在布迪厄那里，“区分”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区分不仅是知识分子场域与政治、经济场域保持距离、确定独立性的手段，而且更是知识分子场域内变动的根本动力。知识分子争求个别特性的要求尤为强烈，对于知识生命来说，没有特色就意味着不存在，“要存在就得有区别，也就是说，占据特定的、与众不同的位置”。（1983：第338页）求特色，也就是占位。这是知识事业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布迪厄指出，在知识分子的世界里，一个人所占的位置与他的事业利益是息息相关的。谁占到好位置，谁就容易发表著作，得到好评，被人引用，赢得奖项，在学术机构中得以升迁、身据要津、享有领导地位等等。这种场域内利益之争就是场域内政治。方法、理论往往是知识分子场域内政治角力最得力的武器。运用新方法和新理论，这并不是什么超然于实际利益争夺的纯学术行为，“理论、方法和观念看上去是对科学发展的贡献，但也是‘政治’手段，目的是为了建构、恢复、加强、保护或者改变象征统治关系的现有结构”。（1971a：第121页）

布迪厄特别重视精英文化场域和教育的关系。他指出，尽管大众文化生产场域在当代社会中越来越重要，但真正能确立最具合法性文化形式的仍然是精英文化生产场域，而大学则是精英文化的最重要的尊奉者。比起大众文化生产场域来，大学更重视有限范围内的专门文化生产。在与有限文化场域对知识合法性的争夺中，大规模的大众文化场域，尤其是商业文化场域，处于下风的位置。这两种场域的上下、优劣等级差别也贯穿于文化人对精英和大众文化产品的评价中，前一种为优（高雅），后一种为劣（粗俗）。对大学和知识分子场域的特殊关系，布迪厄写道：“每一个知识分子与其他知识分子的关系中都必自称具有文化正当性，这种文化正当性的形式和基础取决于他在知识分子场域中的位置，尤其取决于他和大学的关系。说到底，大学掌管着文化尊奉的最可靠的符号。”（1971a：第179页）换句话说，每个知识分子要得到同僚的重视或尊敬，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文化正当性；而他越受大学教育体制的承认和重视，也就越具这种正当性。

在布迪厄那里，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分析总是和教育的社会学分析联系在一起的。布迪厄指出，知识分子场域和教育体制之间的关系密切但不和谐。（1971b：第74—75页）原因之一是，对文化产品的尊奉永远滞后于文化生产。知识分子场域以力求区分为其驱动力，不断产生新的知识竞争形式，不断有所创新。然而，并非所有的创新都能从教育体制及时获得合法性。尽管有滞后性，但教育体制的一动一静仍都对文化产品合法性具有不可等闲视之的影响力，这甚至可以从那些疏远大学的人那里看出来。例如，处于知识分子场域边缘的文化生产者（如记者和公共媒介人士）在得不到教育体制重视的情况下会指责它高高在上，而在受到重视时则又会沾沾自喜。处于知识分子场域边缘者更是往往因得不到学校的重视而攻击它，贬低它的正统地位。但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攻击恰恰说明这些知识分子场域边缘人物，很在乎大学的正统地位和赐予文化正当性的权力，攻击越激烈，反倒越显出大学的重要。（1971a：第179页）

三、知识的自由和知识分子政治

尽管布迪厄对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分析明显地侧重于结构体制限制、资本转换和利益争夺，但他并没有忘怀自由这个与知识分子不可分割的问题。在布迪厄那里，自由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而是一个与知识分子政治参与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实践问题。知识分子究竟是应当参与政治社会事务，还是应当避免这种参与以专心致志从事自己的思想事业？在法国传统中，著名作家班达（J. Benda）和萨特可以说代表了对这个问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班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知识分子是守护社会灵魂的“僧侣”，他们从事的是永恒超越的精神事业，而历史和政治的局限只能束缚这种精神事业。但萨特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全方位的思想者，他们对当今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都应有一个公开立场。在布迪厄看来，这两种看法都带有极端性，但它们却又都包含着一个知识分子生活的最基本、最不可缺少的内容，那就是追求知识的自由。（1989a：第103页）为维护自由，班达要求知识分子从威胁自由的外部世界完全撤退，而萨特则坚持完全介入外部世界，以充分扩展自由。

布迪厄也坚持知识的自由，但他并不认为这种自由只能表现为完全的超脱或全方位的介入。他认为，自由是一种人类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价值，而这一价值的最高表现便是科学（特别是“社会学”）。在布迪厄那里，科学的自由有两个表现，一是科学本身可以成为一种不受政治、经济限制的独立思想活动，二是科学实践可以成为一种不受政治干扰的、具有独立政治作用的社会行为。从理论上说，这种类似科学主义的自由观并不具充分说服力，因为布迪厄自己就在不断提醒人们，科学行为有自身的利益，并不中立，科学场域也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政治权力场域。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可能出现完全自由的社会科学或知识分子？

然而从实践上说，布迪厄强调科学和科学实践的自由却仍然具有实际意义。在题为“不安分的科学”的访谈中，布迪厄特别指出，人们是否可以从事具有自由批判性的社会科学，这并不完全取决于社会科学本身，而是“取决于它和社会世界的关系，取决于它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他指出，像在苏联这样的极权专制社会中，社会学就根本无法起到自由批判的科学作用，“那些自称是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的人只不过是社会工程师”，他们所起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为政府部门提供一些政策配方。这种社会学为统治权力服务，为统治者行为提供“合理性……（或者）半理论化解释”。（1993：第13页）布迪厄所说的具有自由精神的社会科学与这种奉旨社会学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拒绝为政治权力服务的科学，一种旨在揭露社会权力不平等结构和再生机制的批判性知识，一种让知识分子自己认清与当权者可能的互利关系的冷静思考。（1993：第38—39页）

要了解布迪厄在知识的自由和知识分子的政治作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的立场，最好的途径也许并不是通过他对社会学的科学主义解释，而是通过他与其他知识分子的一系列实际区别。在这一点上，布迪厄所极为重视的区分原则也适用于他自己。斯沃茨（D. Swartz）对此曾提出两种不同的但相互关联的区分。第一种区分是关于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和启蒙理性，第二种区分则是关于知识分子的政治角色和作用。4

布迪厄对启蒙理性的看法是，启蒙理性既具历史性，也具普遍性。一方面，他认为需要以历史的观点来看待科学理性，反对“把理性当作一种（纯）思想或语言结构”（Bourdieu & Wacquant，1992：第189页），反对把理性的普遍性建立在任何思想或语言结构上。布迪厄的这一看法明显有别于哈贝马斯那样的交际理性观。而另一方面，布迪厄却又并不像德里达那样用解构语言来否定普遍理性。布迪厄认为，即使理性产生于历史环境和受历史条件限制，它仍然会产生某些能超越自身历史限制的价值，那就是理解、发现和交流。布迪厄称这些为科学的价值。科学话语必须排除权力因素，如占有、强迫、地位优势等等，必须保证程序的公正，必须遵守有凭有据、逻辑合理的法则，必须接受群体的共同检验。科学因这些理性实践而比其他文化实践更能体现交际理性的普遍规范。

布迪厄指出，在历史过程中，科学逐渐从经济、政治、宗教权力那里争取到独立性，科学理性是知识场域的集体财富和共同利益。布迪厄强调理性是利益的觉悟和非天生的语言能力，强调历史条件下的普遍性而非历史性。彻底破坏普遍性，这就使得他在启蒙和启蒙理性上有了自己的独特立场。正如斯沃茨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可以把布迪厄（在启蒙问题上）的观点看作是一种定位策略，这使得他一方面能对福柯以及像德里达这样的后结构主义者有所批评，一方面又能对处于另一端的哈贝马斯也能有所批评。针对后结构主义者，布迪厄确定了理性启蒙传统的方法和规范。布迪厄认为这个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自我参照，又在某种程度上能自我超越的知识形式。他不同意激进相对论者把科学简单地描绘为一种与宗教和魔术等价的知识形式。布迪厄同时针对哈贝马斯把超然理性与知识场域内的某种利益联系起来。而这一利益正是布迪厄希望能得到制度化和发展的利益”。5

布迪厄把理性看成是知识分子应当共同维护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道德禀性。这就使得他把知识分子捍卫学术自由和独立的斗争看成是一种现实政治斗争而非单纯道义政治。这一政治斗争的对象是明确的，它是国家行政权力和商业经济势力对独立学术活动的控制和干扰。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揭示和批判现有不平等制度之外，科学知识分子政治的最重要任务就是维持其自身的独立。在布迪厄那里，科学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政治的核心，知识分子应当以科学的名义，为维护知识场域共同利益而介入政治。布迪厄的科学知识分子主要和五种知识分子政治角色有所区分。第一种是与精英文化保卫者的区分。布迪厄对传统精英文化卫士和象牙之塔的大学不以为然。与那些以尊奉和传承精英文化为己任的僧侣型的教授相比，布迪厄自己就是一个先知型的学者。第二种是与为统治者利益服务者的区分。布迪厄批评技术官僚用科学为官僚国家政治服务，也反对科学工作服从于统治者的特权利益。第三种是与下层和弱势群体代言人的区分。左翼知识分子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是群众的关护者，说是关心和了解他们的疾苦，实际上是以他们的代言人自居。布迪厄拒绝这种恩主式的左翼积极分子政治角色。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和下层群体并不共有相同的利益。第四种是与进步政党同路人的区别。这也是左翼知识分子经常自夸的政治作用。在法国，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左翼知识分子以同路人的身份一方面支持左派政党，一方面又与其组织和基层运动保持某种距离。第五种是与葛兰西式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区分。“有机知识分子”主要是指那些与工人阶级结为一体、表达工人阶级集体认同和利益的知识分子。在布迪厄那里，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部分，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结盟只是因某种被统治的同型性，并不是因为这二者有相同的利益或惯习而可以有机地合为一体。6

布迪厄心目中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以“社会学家”为基型的知识分子。他认为：“社会学的特殊处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各种争夺的场域——不只是阶级争夺，而且是各种科学争夺本身。同时，社会学家本身就处在这些争夺之中。在阶级场域中，他是某种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占有者，在文化生产场域中，更确切地说，在社会学这个小场域中，他还拥有某种特别的（专业）资本。”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家应当对自己的社会位置保持高度的清醒，他的知识政治永远与这些复杂而多重的社会位置息息相关。（1993：第10页）因此，布迪厄不认为社会学家可以成为一个全方位知识分子。在法国传统中，像萨特这样的全方位知识分子已成为一种极具影响或者甚至具有规范意义的模式。全方位知识分子对社会中发生的大小事件都会义正词严地表明态度，布迪厄对这种事事通晓的知识分子甚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个作为科学工作者的社会学家应当或能够扮演的角色。一个社会学家的专业知识毕竟有限，不可能涉及一切领域，而高谈阔论的圣贤作风只会造成某些智者可以超脱社会权力现实的假象。而且，事事表态看上去是关心公众事务，其实也不过是一种在知识场域内的表现手段和占位方略。在布迪厄看来，知识分子表述政治立场，最要不得的就是运用学术之外的手段，如媒体轰动效应，借助政治正确性或利用大众情绪等等。（Bourdieu & Wacquant，1992：第185—186页）

福柯在批评“普遍知识分子”时也涉及了全方位知识分子的问题。但布迪厄所说的科学知识分子却并不等于福柯所说的“专门知识分子”。福柯的专门知识分子将其政治行为局限于专业场域内，形成一种各自为政的微观政治。但是，布迪厄设想的却是知识分子的大群体政治，它不仅横贯同一社会中不同的专业范围，而且还有国际社会间的联系。布迪厄呼吁知识分子打破那些限制思想自由交流的地区和国家限制，以建立他们“在世界范围内集体行动的目标和方式”。（1989a：第99页）正如斯沃茨所指出的那样，“布迪厄和福柯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布迪厄有意要创造让知识分子在许多问题上能进行集体干预的社会条件……因此，布迪厄的立场其实可以说是萨特和福柯的综合”。7

布迪厄所说的科学知识分子与他自己的政治行为甚为一致。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有意识地选择揭露现实社会不平等结构和权力再生机能的研究项目；二、批判地对待知识实践；三、有选择地在一些高能见度的政治问题上有所参与。8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前已论及，不再赘述。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方面。布迪厄关心公共事务，但不热衷于抛头露面。他很少参加签名表态或游行集会这类活动，也不公开为左派政党或工会联盟站台打气。尽管布迪厄声名卓著，并任法兰西学院社会学教席教授，但他在媒体的曝光率却远不及他的一些同行，如图海纳（Alain Touraine）和莫兰（Edgar Morin）。他也不特别投入关于环保、妇女、少数族裔或和平等方面的社会运动，这使得他和关心精神病患者、罪犯和同性恋者的福柯很不相同。法国有不少知识分子在20世纪50年代参加共产党，如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或在60年代参加极左组织，如格鲁克斯曼（Andre Glucksman），而在70年代和80年代又变成激进的反共人士。布迪厄和这些知识分子不同，他一直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直到1981年法国社会党执政，他从来没有在批评统治法国的保守政党的问题上有所动摇。尽管他多年来一直与法国社会党和法国社会主义工会保持联系，但他对社会党压制反对者权利的做法还是照样持批评态度。无论是对左派还是右派政治势力，他同样反对它们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建立和依赖的技术官僚组织结构。1981年，布迪厄与福柯一起发起公开抗议，反对社会党密特朗政府在波兰军方镇压波兰团结工会事件上采取的不干涉政策。1993年，他主编了《世界的重负》（1999）一书，批评社会党忽视法国社会福利。

然而布迪厄却并非是一个纯反对型的知识分子，他并不完全拒绝参与社会改革的实际事务。尽管他反对知识分子为政治权力服务，但他本人也曾为社会党的密特朗政府提供帮助。1985年，他应密特朗的邀请，起草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大纲。1988年，罗卡尔（Michel Rocard）出任法国总理，布迪厄接受了教育课程研究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并对法国教育课程提出了不少建议。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越来越多地在电视、报刊上接受采访或发表文章，也更加频繁地到欧洲、美国和日本出访与讲学。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建立了他的公众知识分子的形象。费希特（J. G. Fichte）说过，什么样的哲学家做什么样的哲学9，我们也可以说，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提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理论。这对布迪厄可以说是很合适的。我们大可不必把他关于科学知识分子的理论当作一种人人应当遵行的模式，因为并不是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具有布迪厄那样经历、成就和影响的知识分子。即使是在法国传统中，可以成为知识分子表率的也远不止布迪厄一人，萨特、加缪、福柯都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的遭遇、经历和社会实践与布迪厄不同，但就言行一致、我行我知而论，他们其实又何尝不能说是属于同一群体的知识分子。

本文所涉及的布迪厄著作

1971a.“Intellectual Field and Creative Project，”inKnowledge and Control：New Directions for the Sociology，ed. by M. F. D. Young，pp. 161-188. London：CollierMacmillan.

1971b.“Le marche des biens symboliques，”L'Annee Sociologique,22, pp. 49-126.

1975.“The Specificity of the Scientific Field and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Progress o Reason，”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14/6, pp. 19-47.

1977.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M.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or the Economic World Reversed，”Poetics,12，November, pp. 311-356.

1984a.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b.“Le champ litteraire：Prealables critiques et principes de methode，”Lendmains,36, pp. 5-20.

1987a.“The Force of Law：Toward a Sociology of the Juridical Field，”Hastings Journal of Law, 38, pp. 814-853.

1987b.“Legitimation and Structured Interests in Weber's Sociology of Religion，”in S. Whimster and S. Lash，eds.，Marx Weber，Rationality and Modernity, London：Aleen & Unwin，pp. 119-136

1988a.“Flaubert's Point of View，”Critical Inquiry, 14，Spring, pp. 539-562.

1988b.Homo Academicus, Stan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a.“The Corporatism of the Universal：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Modern World，”Telos,81，Fall pp. 99-110.

1989b.La noblesse d'Etat：Grands corps et grandes ecoles, Paris：Editions de Minuit.

1990a.“Droit et passe-droit. Le Champ des pouvoirs territoriaux et la mise en oeuvre des reglements，”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81/82, pp. 89-96.

1990b.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Sociology in Question, London：Sage Publishers.

布迪厄与他人合著

1982. Pierre Bourdieu and Monique de Saint Martin,“La sainte famille. L'episcopat francais dans le champ du pouvoir，”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44/45, pp. 2-53.

1983. Pierre Bourdieu，Loic J. D. Wacquant，et al.,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t, Chicago 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ierre Bourdieu and Alain Accardo,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 本文凡引述布迪厄著作处，均在括号中直接以出版年份加以标明。布迪厄出版的著作及年份见文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