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全十册)- 黎东方
作者简介
黎东方原名智廉,祖籍河南省正阳县皮店乡。1907年(光绪33年)农历8月初8日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河垛场。其尊翁黎淦字衡平,清季举人,仕于江南。
他髫龄随太夫人李氏居江都,母教甚严,先诵经史,后入小学,9岁从武进邓师习英文。稍长,负笈远游,先后就学于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北京清华大学,在清华攻史学,为梁任公最后之及门弟子。弱冠去法,在巴黎大学专修法国大革命史于马第埃教授之门,兼从瑟诺波教授习方法论,从柏格森教授习哲学,从格罗次教授习希腊史,从金尼拜尔教授习基督教史,从莪塞教授习经济史,从沙尼阿教授习世界通史。1931年6月4日以所著《比列志士记》通过辨论获颁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并附以“最荣誉记名”。此项“记名”,在19世纪仅泰纳与古朗希二人获得,至20世纪,他为荣获此项“记名”之第一人。
他1931年8月回国,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主讲历史哲学、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洋通史,其高足卓然有成者以李树桐、夏鼐为翘楚。“9·18”事起,他因支援东北义勇军,不容于国民党北方当局,乃仓促南下,转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门人之佼佼者为岑家梧、戴裔煊。1937年至开封,任东北大学教授,抗日军兴,随校播迁西安,再迁三台,所造就之高才颇多,而以王大任、李符桐、金铄、阎文儒为最。1939年应成都中央军校邀请,对少校以上军官讲战史。又应教育部长陈立夫之聘,至渝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兼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委,迄于抗日胜利。在此期间,复在中央、朝阳、复旦各大学兼课,受其薰陶,自成一家言者甚众,今在台湾者有唐德刚、刘子健等。其时日机在我西南大后方狂轰乱炸,而黎先生师弟弦歌不辍,对民族前途信心坚定。他并于课余之暇在重庆、成都、昆明、泸州作公开讲演,畅谈曹刘对峙,孙仲谋首鼠两端,唐明皇专宠杨氏,致大权旁落于杨国忠,慈禧以悔过太迟而断送清朝江山,化繁为简,深入浅出,绘声绘色,发前人所未发,听众闻所未闻,场场座无虚席,一时传为佳话。
抗日胜利后,他应赛珍珠女士之邀赴美,助编其所办之《亚洲杂志》,未及就任,又被波灵顿城福尔蒙州大学聘请创办远东学系,此一创举,为全美之最早者。
1947年9月任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客座教授,兼私立亚洲研究院指导教授。1948年归国任贵州大学历史学系主任。1949年再次赴美,先后在密苏里州坎萨斯市大学、劳伦斯城坎萨斯州大学、伊斯诺州波奥哩阿城布雷德来大学任教。1954年与林语堂博士在新加坡共创南洋大学。1955年3月赴台湾,任国际文教合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与美方委员布朗博士、华方委员兼侨务委员长郑彦芬、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政治大学校长陈大齐等合作无间,建树颇多,如招纳侨生万千百万,扩建各大学教室宿舍,资助教育部建筑办公大楼,译印《东南亚通史》等世界名著多种,深受台湾教育部长张其昀(晓峰)之崇敬。张氏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所,聘他为史学门主任,他作风一新,礼邀各大学名师讲课,探赜索隐,各展所长,为史坛所称道。
1963年又赴美国,在迈地森城威士康辛州大学任客座教授,其时,台湾文化研究所扩充为中国文化学院,原史学门升格为史学研究所,以他为所长。在他去美期间,由宋旭轩代理。他回台后,坚决表示,愿全力从事历史教学事业,不愿担任行政事务,该所所长一职,由宋真除。张董事长勉允所请,尊之以永久教授,研究部名誉主任等称号。无何,中国文化学院改为中国文化大学,他尽瘁于历史教学,二十年如一日,蜚声士林,欧美争聘,历任美国佛雷斯诺城加州州立学院、圣地牙哥城私立国际大学史学教授,又应英国牛津大学之邀,赴英讲述中国彩陶与里海东境彩陶之比较,然对中国文化大学之设备以及学生之进修辅导仍然殷殷关注,可谓忠信。
张晓峰氏和他相尚以道,相慕以文,倚为手足,亲如兄弟;他亦雅重张之恢宏气度与力学精神。他曾亲译张著《孔学今义》、《战国学术》二巨册为英文,以广其流传。张誉之为“中国之汤因比”,创例聘他为研究教授,只授一门课程,并指定讲师一人为其助理,以助其写作中英文对照之巨著《中国史之研究》。张氏逝后,他痛失子期,离台去美,卜居于南加,继续埋首著书,期于早日完成。此书已改名为《我们的根》,上溯史前,下及现代,既分述各断代,亦通论其因革成败之典章制度,与夫科技文哲社经,熔中外为一炉,串古今以一贯,将为史学之精金美玉。此外,他已写有专书数十部,论文百余篇,士林传育,纸贵洛阳,均可概见其博识文才。著述之暇,尝多次用英语在各大城市作公开演讲,弘扬中国文化,不亚当年川滇谈风生之时。他身在异域,情系宗邦,念念不忘归根,以85岁高龄,尚在撰写《我们的根》,使在欧美出生的华人子女以及海峡两岸的中华儿女认知我列祖列宗如何缔造了大好河山和优美文化,其一片真挚的爱国情怀,尤令人肃然生敬。我们应为有这样一位史学家和教育家的河南同乡而感到自豪。从国家民族出发,他是世界级学者,桃李满天下,国之瑰宝而鲜为人知,故特述其生平,以补史阙。
其重要著作有中英文对照史著《中国史之研究》(后改名为《我们的根》),《中国上古史八论》,《西洋通史序论》,《中华民国简史》,长篇自传《平凡的我》,以及他所独创的“细说体”系列史书《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细说史前中国》、《细说抗战》等,还有大量英文著作和译著。
1998年12月30日清晨,黎东方走完了他92载的人生历程,安详地长眠于美国加州圣迭戈包威市郊外的墓园。他的治丧委员会由120人组成,均为一代名流,陈立夫为名誉主任,顾毓琇、卜少夫、陈香梅、刘绍唐等人为名誉副主任和名誉委员。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简介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
【作者/编者】黎东方
【出版社】上海民出版社
这套《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共十册,分别是《细说秦汉》《细说三国》《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细说抗战》《黎东方讲史·细说三国》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作者以生动别致的“讲史”形式详细讲述了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到三国归晋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书中不但将三国时期的各种事件和人物剖析、介绍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加上作者自己的判断和评论,让读者更深刻、更有兴趣地了解历史真相。作者还善于用现代人所了解的名词去解释历上的各官职和家族关系等,使全书显得通俗易懂。本书则是丛书中最富可读性的一种。
《黎东方讲史·细说清朝》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它叙述了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建立清朝至清朝灭亡期间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对俄和战、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戊戌政变、八国联军侵华等历史事件,以及康熙、雍正、乾隆、吴三桂、洪秀全、和珅、李鸿章、康有为、慈禧等历史人物。全书既有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识的评点,还阐释了顺治出家、雍正暴亡、乾隆身世等历史之谜。本丛书所采用的“细说体”既不像正史的艰深枯燥,又不似野史的胡编乱造,是别具风采的史学著作。
《黎东方讲史·细说元朝》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它叙述了从成吉思汗统一全国至元朝灭亡期间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成吉思汗伐西夏、灭金国,忽必烈火南宋、建立元朝等历史事件,以及窝阔台、蒙哥、阿合马、耶律楚材、马可·波罗等历史人物。全书既有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只的评点。本丛书所采用的“细说体”既不像正史的艰深枯燥,又不似野史的胡编乱造,是别具风采的史学著作。
《黎东方讲史·细说民国创立》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它叙述了从孙中山创办兴中会至1912年民国成立期间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孙中山领导的七次起义、“苏报案”、保路风潮、武昌起义等历史事件,以及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秋瑾等历史人物。全书既有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识的评点。本丛书所采用的“细说体”既不像正史的艰深枯燥,又不似野史的胡编乱造,是别具风采的史学著作。
《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秦汉》以讲史形式阐述了自秦朝统一六国至晋朝建立之间的历史,涉及的重要人物有秦始皇、李斯、刘邦、项羽、汉武帝等;重要事件有焚书坑儒、指鹿为马、垓下之战、吴楚七国之乱等。“细说体”为黎东方独创的讲史形式。以通俗生动的文笔叙述严肃的历史故事,让读者以看《三国演义》的轻松心情,获得的却是胜于《三国志》的历史知识,已出五种“细说”已受到读者欢迎。如今已一次将从秦汉至民国的中国历史全部补齐,九册整套推出,估计影响会更大。
《黎东方讲史·细说明朝》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它叙述了从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朝灭亡期间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明太祖的北伐、西征,以及土木之变、夺门之变、明末三大案等历史事件,以及陈友谅、张士诚、徐达、常遇春、刘伯温、李善长、方孝孺、张居正等历史人物。全书既有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识的评点。本丛书所采用的“细说体”既不像正史的艰深枯燥,又不似野史的胡编乱造,是别具风采的史学著作。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之一
人们大概都知道,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载有“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大概也都知道,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诗说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说蔡中郎”,当然就是说三国史当中的一个片段。
南宋晚年吴自牧的《梦粱录》则记有“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耐得翁《都城纪胜》所载略同)。这里所说的“通鉴”,绝不是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或朱熹的《通鉴纲目》而言,而是略似“通史”之意,与下文之“汉唐历代”是一样的意思。
举述以上三事,我是想用来说明,到了宋代,一般社会人群的文化水平,在当时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自然形势走向的推动下,也正企求逐步提高,故不论城市的市肆、涂巷,或是百姓聚居的村落,都有以讲说史事为专业的人(包括盲人)。但是,这些以讲说史书为业的人,全都是并不真正读过史书的人,他们只是在从某些读书人闻知某一阶段的历史(大都是战乱最多的时期)的粗略梗概之后,再加以演义和穿插,增加一些热闹的、传奇的场面,写成文本,口耳相传。有许多盲人也成为这类传承人物的一个组成部分,藉以用为谋生的一种技艺。这许多讲史的文本,经过长时期和千百人(包括一些真正读过史书的人)的充实修改,最后便结集为《三国志演义》、《五代史平话》、《水浒传》等书,成为现今多数人喜读的古典小说。
在《三国志演义》等书已经广为流行之后,在各大城市以及乡村市镇的市场或庙会上,一直还有人在继续讲说三国的群雄和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故事,也仍然能吸引一些听众,这说明,由并不阅读史书的人向社会人群讲说历史故事的风习,在继续了千百年之久而并未改变。
可是,在抗日战争期内,在当时作为临时首都,并成为人文荟萃之地的重庆,却有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挺身而出,要向这个山城的社会人群,讲说真正的历史事实。他找定了一个可以容纳大量听众的会场,作为他演说的固定场地,按一定的日期和一定的时间,到那里进行演讲,听众则须买票入场。这真称得起是一支异军突起,然而这支突起的异军,一上阵却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前一期的讲题是“说三国”,后一期的讲题是“说武则天”,听众与日俱增,在重庆这个山城,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来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
若问:主讲人何以具有如此这般的魅力?何以能使他的讲史引起如此这般的轰动?我的答复是:因为他是洞晓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黎东方教授。那时他的正式职务,是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并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兼任教职。
黎东方教授所讲说的三国史或武则天的历史,全都大异于从宋代以来,出现在城市或村镇中那些说书人和讲史人所讲说的内容,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桩事件,以增其传奇性质,藉以吸引听众;他只是广泛地从各种体裁的史册当中,取精用宏地加以搜集,加以贯串,然后做出他的讲词。照这样做,按常理而论,则他的讲说,较之那班职业的说书、讲史人,便应显得枯燥乏味,难以引发听众的兴趣,然而他竟能以突起的异军,横扫一切职业的说书、讲史人员,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既已把所要说的史事熟蕴于胸中,按需而取,左右逢原,而通过他的逸趣横生的词锋加以表述,既显示出踏踏实实,决不浮泛;所表述的史事,又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则其取得那样的成功,岂不正是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吗?
在重庆演说上述两段历史,引起了一大阵轰动之后,黎东方教授又飞往昆明,把这两段历史又全都重讲一番,其所引致的盛况,一如在重庆讲说时。他是否又到另外的地方讲述过,我却记不起来了。但单就渝、昆两地来说,只因黎教授的讲演而接受到真正的历史教育的,正不知已有若干千百人次了。
黎东方教授于1949年离开大陆之后,经常往返于台湾与美国。但不论何时何地,他一直还在操其旧业,或则是执教于某一大学或学院,担任某种历史课程,或则是在某个研究机构专心致志于某一历史课题的研究。总之,他是无往而不是以历史学科这一领域作为他的安身立命之地的。
在黎东方教授离开大陆,直到目前的这四十多年内,我虽然也曾接到过他的来信,当他于80年代末来北京探视朋友时,虽也曾有过短暂的晤谈,而对他在此四十多年的生活情况,除上面所概述的诸事而外,却并不详知,只是在进入90年代以来,我从台湾刊行的几种杂志上,特别是从《传记文学》所刊载的书刊报道上面,才得知悉,这四十多年,乃是黎东方教授在历史学的论著方面最为丰收的时期。他既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不计其数的史学论文,更先后出版了《细说先秦史》、《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一直细说到民国的肇造。
在知道这一系列的《细说》已经刊行之后,自然就以不得拜读而深感遗憾。却不料于今年4月内,忽然接得黎先生的来信,告知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经决定,要把这几种《细说》,一律改作简体字横排本,在大陆发行。接着他把这几种《细说》全部寄来,嘱我写一篇序文,向对他必然感到陌生的大陆读者略作一番简要介绍。这使我得遂拜读多本《细说》之愿,极所快幸,撰作序文之嘱,也自当黾勉从事,以期不负老友的厚望。
经上海人民出版社告知,现决定先将《细说元朝》以下诸册在沪改版印行,而《细说先秦史》和《细说三国》二书,则因其前后不能互相衔接,暂不印行。我觉得这样做也很合适。黎东方教授在撰写这几本书时,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与制约,其观点,其议论,也必然有为大陆读者所不能认同和理解之处,出版社对此自亦须做一些适当的删改,想来黎先生对此必也同意。
对于要改版重印的这几本《细说》,我本来是要一一细读的,奈因已届风烛残年。精力衰惫,反应迟钝,事事力不从心,故只能采取诸葛亮读书的方法,“观其大略”,而做不到像徐庶、孟建那样的“务于精熟”。然而,就在这样地读过之后,我也觉察到这几本《细说》所共同具有的几种特色。
在这里,我要重点突出地指出,这几本《细说》确实都是深入浅出的,切合于大众阅读的通俗性历史读物。说“深入”,是我认定这四本《细说》,全都是在黎东方教授对各个朝代的历史事实与现象,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有了融会贯通的理解,然后才笔之于书的。还必须说明,以上云云,乃全是出于他的素养,绝不是临阵磨枪,寻掇捃摭而得来的,所以才能那样地左右逢原,曲汇旁通。这样深厚的功底,如我在上文所说,在抗日战争期内,在重庆讲说三国和武则天的历史时,早已显示出来,无非,那时期是他用语言表述出来,而近今则是用文字表述出来而已。且让我在此举例为证:作者的《细说元朝》的《自序》,开头便交代说:“元朝的历史最难读,也最难写,最难细说。”这几句话,简单明了,却是每一个研治中国通史的人所都体会到的真正甘苦。这本《细说》的第一节《源远流长》,共占用了二十来页的篇幅,成为不但在这一本,而是在各本《细说》中最长的一篇。每一个体会到上述的真正甘苦的人,在读过这一节之后,必然会感觉到,它绝非是等闲之辈,即一般编写《中国通史》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它的写成,乃是作者为了考明蒙古族的族源,不但取证于正史中的《魏书》、《北史》、《旧五代史》、《辽史》、《宋史》、《金史》和《元史》、《新元史》,还取证于杂史中的《黑鞑事略》、明初所译《元朝秘史》和现代学者改译的《蒙古秘史》,以及波斯人所著《集史》,还参考了王国维和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诸人的论文,用宏而取精,最后则折衷于作者自己,而定其取舍从违。因此,作者对过去长久莫衷一是的问题所作出的判断,对读者都是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的。而作者把见于《辽史》中的“谟葛失”这一似是人名的三个字,断定为:“谟葛”是“蒙兀”与“萌古”的异写,“失”与《旧唐书·突厥传》的“设”相同,意思是“君长”。我认为这更是作者发前人之所未发的一个创见,而这个创见是极其正确的。
再从《细说清史》中摘取一事为例。
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是顺治,即位时年方六岁。他的父亲皇太极,是在1643年,年仅五十二岁的时候,无疾而终的。在顺治即位后,即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为摄政王。当时顺治的母亲年方三十一岁,比多尔衮小一岁。从此便流传了皇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之说,而且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内,这一传说一直非常盛行。我的一位老师孟森先生,是研究明清史的专家,他曾就此事写过长篇考证文章,认为此说在中国找不到史料根据,在朝鲜当时的国史中(因为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十分密切)也找不到史料根据,因而断言此事必非实有。黎教授在《细说清史》的多尔衮《自称皇父》节内,对此事却只作了如下的一段叙述:他有没有在皇太极死后,与皇太极的寡妇,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文皇后,正式结婚?有关的官方材料,早已被乾隆一代的君臣销毁干净。今天我们仍能依据的蛛丝马迹,仅有张煌言的几句宫词:“上寿称为合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虽是清朝的敌人,但为人正派,非一般捕风捉影,恶意中伤的造谣专家可比。
另一件足以令人奇怪的事是:在多尔衮死后,皇太后被迁出皇宫,到多尔衮的睿亲王府去住。
要言不繁,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富有说服力,再去翻看孟森先生的长篇考据文章,便觉得他是囿于伦理道德观念,文虽长却终于不得要领了。
以上所举两个例证,全都显示了作者的深厚学养和探索精神,再经他用干净利落、明白晓畅的文字加以表述,使得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够读懂,而且都能读得饶有兴趣,所以就使这几本《细说》成为标准的深入浅出的通俗历史读物了。
为了提高我们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为了培养我们全民的爱国主义的情操,特别是对于当代的一般青少年来说,提供给他们一些通俗易懂的历史读物,不但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十分迫切的。然而令人非常痛惜的是,在我们的耳所闻、目所见的某些场合,却大都错把通俗与流俗、庸俗、鄙俗搅绕在一起而不加区分。这种误解所造成的误区,似乎还正在日益扩大。于是有人就用“戏说”二字做保护伞,在这一伞下肆无忌惮地胡编乱造。有人则索性连“戏说”二字也不要,却要以“气死历史学家”为目标,编造了一个“影视历史剧本”,说秦始皇和高渐离乃是由同一个女人的乳汁哺育成人的。尽管人们都知道,不能把搬上舞台的任何剧种中的所谓历史剧本作为历史课本看待,例如京剧中的《空城计》或昆曲中的《十五贯》等等,然而那些剧本的价值所在,原不是为了传授历史知识,而是要使观众和读者能从它感受到一种艺术的享受,审美情感的满足。另如相声中的《关公大战秦琼》的段子,是有意地把历史事实加以颠倒的,然而并没有一个听众,包括所有的历史学家,对此提出过批评,因为在听取这段相声之后,人们只满足于对其含有的雅谑情趣的欣赏,倘把这一被颠倒的史实再颠倒过来,这番情趣便也将随之消失,那就不成其为一段艺术创作了。总之,我所提及的这种种,虽全不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一些艺术架构,却全不像出现在当前的那些胡编乱造的所谓作品那样,它们虽具有不同的形式,却似乎抱有同一个目的:“要气死历史学家”。而除此以外,便只能是使非“历史学家”的观众与读者感到恶心和无聊罢了,岂有它哉!当如上所说的,有不少人正在以极不负责的态度,以这样那样的花招,极力要把通俗的历史引入误区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肯把黎东方教授所著《细说》诸书推出,使喜爱历史的的读者不至再为类似《戏说》等类的作品所误,而且能够读到较之《二十四史通俗演义》更贴近历史真实的、深入浅出的真正历史通俗读物,这的确是一件值得人们拍手称快的事。
既然已决定把这套丛书定名为《细说中国历史丛书》,而先把《细说元朝》等先行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广大读者(包括我),当然就盼望黎教授能在登上九五之尊的高龄之前,再发挥余热,把先秦史以下的秦与两汉的历史,把三国史以下的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金史,也全都细说一番。我与黎公为同年好友,明年均为九十周岁,但据我所闻知,他之精力充沛,依稀当年,远非我之朽钝之所可比拟,以我之朽钝,尚在以“学不厌而教不倦”自勉,则以精力充沛之黎公,倚其长才而抒其素蕴,假以三至五年的时光,其能毕其全功当是可以断言的。
为了在另一个意义上的求全责备,也为了能使这套丛书“后出转精”,我以为,似乎应当在此先就这几本准备改版印行的《细说》中所存在的一些未能尽如人意之处,略陈一点鄙见。
如我在上文所说,从总体上看来,这几本《细说》,全都是黎东方教授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对各时期的历史的学术研究成果,加以融会贯通而撰作出来的,都足以证明他的学术根柢之深厚广博,然而就每一本《细说》的目次组织来看,则不分章节,不分层次,从始到终,每个题目全都平等排列,这就使读者很难分清主次关系,并且会觉得相邻诸目的连贯性也不甚分明了。如果把全部《细说》,都分为篇、卷、章、节等高低不同的层次,则读者单从目录上也可以先获得一个主次分明的印象,读过每一册,自然更会获得累累乎如贯珠的一系列真正历史知识了。
当今之世,地球虽已缩小,人类虽已进入信息时代,然而要想与客居美国的黎教授,商榷对即将印行的诸册《细说》的目次,全部进行改变,恐仍非短时期内之所能办。因此,我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们,只希望在补写另外诸册时,能把篇卷章节的层次划分清楚,顺便也把已经印行的这几本区分章节,改从一律,使此全部《细说》丛书都以崭新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则其嘉惠后学,必更将深远而不可限量了。
(邓广铭)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二
《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唐振常)远在五十多年前,即已耳闻黎东方先生大名。时值抗日战争期间,黎先生执教重庆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三台东北大学,常在四川各地讲演历史,高坛设座,讲古说今,以历史励人心而鼓抗战,名动一时。我虽未曾躬逢其盛,每于报端得读讲词,并听者受鼓舞之报道,未尝不深受感染而仰慕焉。想不到五十多年之后,忽得上海人民出版社崔君美明出示黎先生煌煌历史巨著五大册,曰《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上、下册)、《细说民国》,谓将为是书出大陆版,而命以序,并告:黎先生已是八十九岁的高龄了。余小子学不逮,年齿不及,何敢为前辈长者之书作序,辞谢再三,终感于黎先生为讲史之学迄老不衰的壮志与深情;黎先生与崔君书,复殷望我能承乏为序,此亦长者激励后生之意,何敢再辞焉。乃踵武邓广铭先生,一述黎先生的讲史之学。
读黎先生四史,确为史,为元之史,为明之史,为清之史,为民元前之史。每一史写法相同,取这一朝代的重要事件、主要人物以及职官、制度、地理、文化、学术等等,分列为若干题目,缕而述之,如治棼理丝,串置散钱,以成规模。其选择题目,自由度较大,而写作之际大小自如,不必过于拘束,然又须得其要领,书非通史之作,而合读一朝所有各节文字,实有可得此朝断代通史之貌的收获。各节分述,不同于史学论文专题的研究,无须如同写作专题论文的深入细致,详述尽证,只须讲明事实,论证得宜,读之亦如同读了关于这一朝代的许多专题文章。
黎先生采取这样的写作形式,得力于他的史学素养和多年讲史之功。黎先生早年就读清华大学,专攻史学,受教于梁启超先生,后又游学巴黎大学,从名师多人学习史学和哲学,得博士学位。一九三一年归国后,相继执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抗战军兴,黎先生除了继续执教,时应各地之请,为各界人士讲演历史,通识古今,激励抗战。侧闻黎先生擅长讲演,有雄辩之才,每讲史,辄能鼓动全场,听者动容。又曾在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兼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有编辑教科书的经验。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台湾和美国,续任大学教职。一生的学识经验,积而为讲史之学。四史之成,有赖于此。
黎先生四史,自是做的历史通俗化的工作。难得的是,以黎先生这样有成就的史学家,甘心于教学之余,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乐为历史通俗化而终生不疲。黎先生的四史,严格按照历史去写,不造作,无虚饰,极为谨严,保持了一个史家应有的态度。随手翻检,如关于多尔衮和孝庄皇后是否结婚之谜,谓官方材料已被乾隆一代君臣销毁干净,现在所能依据的蛛丝马迹,只是张煌言的四句宫词:“上寿称为合●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此虽不足为据,然下文摆出了几件可疑的事,用词极为谨慎,但亦同下了结论。于康熙年间忽然有所谓朱三太子产生的事,书中是各说并存,不为一己之论。反之,对于史有明载的事件,书中则据以分析,断然作结。如对雍正,既述其狠,复叙其功,罗列事实,作结云:“当皇帝十三年,比起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的治绩,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说法,诚然可以讨论,但并非凭空而说,毕竟可称为一家言。雍正朝设立军机处,对于集中皇权统治,架空“内阁”,起了关键作用,是有清一代皇权政治演变的大事,对于此后清代政治关系甚大。书中对此,有较详的叙述,从军需房发展到军机房,再演变到军机处,均有考订,使我们明其原委,既知雍正的集权,又明白张廷玉把内阁票拟之权献给雍正的始末。读史明源流演变,方可据以为论,不落入空泛,甚或牛头不对马嘴。
读史,了解各代官制是极重要事,非如此不得称为入门。本书对于各代官制的变化很注意,各有详略不同的论述。最见功力的,是对于明代官制的论证,一共写了十二节,计近四十页文字,考订翔实,论述精确,于治史及读史皆有助。读之,既见明代官制的上承和变革,而对于了解清代官制的承袭变化更为重要。
凡此,皆见本书作者的精神。间有未尽如人意处,亦所难免。以我所见,如关于太平天国部分,编次稍涉散乱,详略未尽恰当。写洪秀全多至二十页,实为太平天国兴亡史,未必全然为说洪论洪,而于杨秀清只与半页篇幅,于李秀成共为三页,皆嫌其吝。仅举此例,以为作者参考。
这样一部五卷巨著,作者出之以对历史的忠诚,对文化的爱护,严肃从辜,不掺半点虚假,让读者学习历史,热爱历史,进而维护历史尊严,在今天,历史被搅得混乱不堪之际,更为需要。今目之历史热,往往表现为小说电影的描述历史,或出于对历史的无知,或出于以己意妄解历史,全不知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当然更不懂脱离开了历史真实便无艺术真实可言,于是历史变成了“戏说”,一位历史片导演甚至说“历史本来是假的”,便可任意伪造。历史云乎哉,令人浩然兴叹。望九高龄的老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出此通俗谨严的历史著作.当可一醒此辈随意描述甚至伪造历史者的头脑。在书中,作者于此写道:“关于乾隆的私生活,民国以来的演义家‘创作’很多,可惜多半是荒诞不经,信口乱扯。结果。所写的不是乾隆,倒是演义家自己。称这种演义家为历史小说家,实在是既侮辱了历史,也侮辱了小说。”“戏说乾隆”源自台湾,乱及大陆,黎东方先生发此议论,当亦深有所感焉。
与真实相一致,“在历史中」求史识”,是一重要原则。“在厉史中求史识”,是陈寅A先生一生治史的出发点,已成为陈先生教诲学生与后进的重要遗训。陈先生的史学著作和论文,无不在真实的基础上,具今昔之感,兴亡之叹,此即所谓读史治史非仅读史治史而已,当于历史中求其教训。治史者无通识古今的修养和胸怀,不能达此“通古今之变”的原则。以此移于黎东方先生,其在抗日战争期间,本传统的讲吏之法去讲演历吏,其所以能励人心而鼓抗战者,亦由于此。则黎东方先生,亦得乎“在历史中求史识”之旨矣。
讲史本为中国民间传统的形式,“说三分”即是其一,后经整理修钉成文,留下了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听蔡中郎。”今日域中史学家,掌握了历史的真实,具有通识古令的胸怀,便得管与能管历史人物之“身后是非”。讲史与历史之作用,非同小可。中国传统史书体裁,编年、纪传、纪事本未诸体,不尽足以写史传史,迄于近代,引进了通史章节体。
习之多年,史家亦渐感于此亦有弊,思有所以创新。至今尚未观其效成,则口头讲史亦可备一体。黎东方先生本讲史之体而成讲史之书,其体无固定的形式,作者可自如运用;其文通俗易懂,凡识字者皆能读,则此书之出版,当有益于世道人心,非只历史之普及也。
是为序。
1996年5月19日
这是第一篇细说秦汉